究竟是誰製造了盧溝橋事變？連日本軍政要員都被蒙在鼓裡？

本文作者張憲文，蜚聲國際的中國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季我努學社榮譽社長，季我努沙龍講演嘉賓。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務省制訂《第三次處理華北問題綱要》，聲言要「對南京政權採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開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相會議，陰謀侵佔華北。6月，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揚言：「以對蘇作戰的軍事觀點來判斷中國目前的形勢，如我們武力許可，則應首先對南京政府加以一擊。」（［日］秦郁彥：《日中戰爭史》第351頁。）駐屯華北的日軍驟增，劍拔弩張，尋釁挑戰，華北上空籠罩著戰爭的烏雲。

20世紀30年代的盧溝橋

日軍對華北志在必得，在「華北分離」的政治謀略遭到失敗後，華北駐屯軍迫不及待地宣稱：「為了把國民黨和蔣政權從華北排除出去而行使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復旦大學歷史系日本史組編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1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36年，日軍在華北大量增兵後，頻繁製造事端，不斷加劇華北緊張局勢，到1937年夏，它的氣焰更加咄咄逼人。日本政府及軍部分別派神秘人物大谷光瑞和陸軍省軍事課高級課員岡本清福等人到華北調查。6月30日，滿鐵總裁松岡洋右派駐北平的一個特務曾對人說：「一星期以內，如果不發生什麼重大事件，就把我的腦袋給您。」

1937年7月7日夜，駐丰台日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帶領，以盧溝橋為假想攻擊目標，在宛平縣城以北地區舉行夜間軍事演習，第3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在日軍現場訓話中，反覆以「七夕」（7月7日）為題大做文章。7月7日，這個籠罩著神秘、險惡氣氛的日子，一個多月來時隱時顯，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日本軍政人士和親日分子關於華北特別是北平形勢的談話中。日軍蓄意製造的一場陰謀開始了。當晚10點40分左右，在盧溝橋東北的大瓦窯和永定河之間進行軍事演習的清水節郎，「彷彿」聽到幾聲步槍射擊的聲音，集合點名時又發現少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日軍在沒有任何確切證據的情況下，竟然武斷地判定是中國軍隊開槍，且誣指所謂失蹤士兵已被中國軍隊脅迫進入宛平城，欲闖入縣城搜尋。

日本軍隊向北平西南的宛平縣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起反抗

駐城的第29軍第37師219團吉星文團長，「以值深夜，日軍進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槍聲非我方所發，當場拒絕」。（《張自忠、馮治安、秦德純致何應欽電》（1937年7月9日），國民政府軍司令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失蹤士兵雖在20分鐘後即已平安歸隊，日軍仍然一再無理要求進城搜查，足見盧溝橋事變的發動是日軍一次有預謀的行動。7月8日凌晨1點左右，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得知盧溝橋事變爆發。凌晨3點，該駐屯軍竟已制訂出對事變的《宣傳計劃》，由駐屯軍主任參謀起草。該計劃名曰宣傳計劃，實際上也包括了軍事行動、特務活動及外交活動計劃，全文分「正文」及「說明」兩大部分，漢文譯稿4000字。僅全文的要領部分就有四項八款數十條。如果事前沒有充分的醞釀和細緻的討論，要在最多不超過兩小時的時間內擬出如此詳盡縝密的計劃是不可想像的。

宛平城守軍聞日軍侵犯，緊急出城赴戰

據今井武夫回憶，「盧溝橋事變一爆發……都暗地裡認為這也是日本軍閥企圖重演柳條溝（柳條湖）事件的陰謀。這不限於外國人，即使我國國民也認為是駐華陸軍的越軌行為，雖都不敢作聲，但都心照不宣」。（《今井武夫回憶錄》，第4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實際上，不僅是一般日本「國民」，而且包括首相近衛文麿、海相米內光政、外相廣田弘毅等在內的日本許多軍政要人都認為是日本陸軍製造的事端。至於「事端」具體是誰製造的，說法不一，有的說是土肥原賢二，有的說是華北駐屯軍高級參謀和知鷹二，有的說是天津特別機關長茂川秀和。其中茂川秀和最值得注意，事變第二天即7月8日晚上，茂川與田中隆吉在天津一家日本餐館喝酒時，曾向田中承認，盧溝橋事變是他組織人乾的。在戰後對他審訊時，他直言不諱地供認，盧溝橋邊的第一槍是日本人放的，事變責任應由日軍承擔。（台灣《近代中國》第41期，第109～110頁。）盧溝橋日軍的槍聲，標誌著日本軍隊蓄意挑起衝突，伺機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張憲文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二卷，全民族奮戰：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淪陷

（1937年7月—1938年10月）》，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

編輯：林小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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