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三家分晉，智伯覆亡

歷史自古分分合合。三家分晉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領導者的基本素質和領導能力是帶好隊伍，不光自己要謙虛謹慎地處理國務政務，而且要讓人願意跟你走，願意為你做事。同時，一個真正優秀的人才，應該比別人更加謙卑。有擔當、有事業、有未來的人，尤其將來可以成為領袖的人物，應該比別人更自律。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不是完全靠主觀努力就能夠解決的，如果不能因勢利導，隨機應變，很可能就要碰壁。所以既要目標堅定，又要步履穩妥，這是成事者應有的風度。

三 家 分 晉

三家分晉是《資治通鑒》給我們講的第一個故事。《資治通鑒》的記載，是從周天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開始的。

《資治通鑒》卷一，第一句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魏斯、趙籍、韓虔原本是晉國的卿大夫，現在周天子下令，他們三人升格成為諸侯了，魏、趙、韓正式建國。司馬光在這句後面配了一個一千多字的評論，說周天子自己壞了規矩，怎麼能任命大夫作為諸侯呢？其實，從大夫升級為諸侯，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以前早就有了。周平王東遷那會兒，秦的先祖西陲大夫，不就是因為幫助周平王東遷有功，由大夫提拔為諸侯的嗎？有此先例，為什麼魏、趙、韓就不能升為諸侯呢？大夫變成諸侯，是西周分封時常見的事。姜太公被分封為諸侯，建齊國；周公的長子伯禽，也被封為諸侯，建魯國。

問題是，現在這件事，壞就壞在周天子是被迫作出的分封決定。三家實際上已經把晉國給瓜分了，周天子屈服於壓力，不得不對既成事實作出認定。禮儀名分沒有了，就壞了規矩。這個規矩就是周朝的秩序。規矩壞了，周朝的權威沒有了，周朝作為一個時代，也就結束了。所以司馬光把它作為故事的起點。

為了交代「三家分晉」事情的原委，司馬光把鏡頭拉回到了五十年前，即公元前453年，從趙、魏、韓三家聯合起來消滅智氏家族的事情說起。

春秋時期晉文公稱霸後，晉國出現了趙、魏、韓、智、范、中行等世襲卿族，稱為晉國六卿。六卿共主國政，專擅晉權。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被誅滅，掌握晉國大權的就只剩智、趙、魏、韓四卿。其中智家最為顯赫，在當時掌控著晉國的大權。趙、魏、韓三家是怎麼聯合起來把智氏家族消滅的呢？司馬光從智氏家族選拔接班人講起。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就是智氏家族要選嗣卿，尋找將來繼任「卿」職位的人選。智氏家族的老大智宣子，想選一個接班人來培養，他就選嫡長子智瑤為嗣卿，繼承他的卿位。卿也是世襲的，跟國君一樣。他們家族一個叫智果的，出來反對，說：「你家大兒子智瑤雖然身有『五賢』，但是他有個大弱點。」

所謂「五賢」指智瑤的五個優點，第一個，長得帥，「美鬢長大」；第二個，武藝高強，騎射兼通；第三個，多才多藝，才藝超群；第四個，善辯能文；第五個，「強毅果敢」。那麼他最大弱點是什麼呢？就是不仁。智瑤沒有仁德之心，為人刻薄寡恩，損人利己，不懂得籠絡人心。人若不仁，當領導就沒有人擁戴；大家不追隨擁戴，這個領導怎麼當呢？所以智果的這一反對意見，是有道理的。可是，智宣子沒有採納。

另外一家趙家，也在選嗣卿。趙簡子，本名趙鞅，他是「趙氏孤兒」中的「孤兒」趙武之孫，也是寓言故事《東郭先生與狼》中，那個將中山狼追得鑽進東郭先生口袋裡的英雄趙簡子。在真實歷史中，他是位智勇雙全的政治家、軍事家。

趙簡子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伯魯，二兒子無恤，究竟該立誰為繼呢？他把兩支寫著訓誡之辭——就是修身自持之類警句格言——的竹簡，給每個兒子一支，讓他們好好記住，好好保管。過了三年，趙簡子突然問兩個兒子，你們還記得竹簡上寫著什麼嗎？大兒子伯魯忘得精光，竹簡也找不到了；二兒子無恤，卻背得滾瓜爛熟，竹簡也好好地保藏著，隨身攜帶。趙簡子覺得老二無恤「賢」，就立他為嗣。趙無恤，謙謹謙卑，處事細心，受到父親的青睞，所以被立為接班人。他就是趙襄子。

後來兩家老人都去世了。智瑤，就是所謂智伯，又稱智襄子，繼位了；趙無恤，趙襄子也繼位了。

智伯主持晉國的國政，處事強霸，跟這幾家相處，往往對別人很不客氣。有一次在藍台的酒宴上，智伯輕侮韓康子和他的大臣段規，別人懷恨在心，他卻不以為意。後來智伯假借國君之命去打越國，並以籌措軍費的名義，逼迫其他三家各交出一座城邑。

智伯首先向韓氏開刀，韓康子當然不同意。他的輔臣段規卻建議，不妨滿足智伯的要求，把禍水外引。段規說智伯如果得寸進尺，一定還把矛頭再指向別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靜觀其變。韓康子覺得有道理，就答應送給智伯一萬戶人家的封邑。智伯果然獅子大開口，又向魏桓子索地。魏桓子覺得毫無道理，本想予以拒絕，輔臣任章卻建議說，不妨採取「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驕兵之策。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這段話是已經散佚的《周書》裡面的，現在通行的《老子》裡面也有類似的表達。任章引用此話的意思是說，要打敗對方就要先麻痹對手，同時暗中結交利益攸關的盟友，來共同對付智伯。如果魏家挑頭，單獨成為智氏的打擊目標，沒有什麼好處。畢竟魏家跟智家比，勢不均、力不敵。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道理——禍水外引，不要單挑！我們這些被欺負的人，利害一致，就能團結起來；智伯屢屢得手，覺得我們都怕他，就會狂妄自大。我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共同對付狂妄驕傲的智伯，「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於是，魏桓子痛快地給了智家一座有一萬戶的封邑。

最後，志得意滿的智伯，再次把手伸向趙氏，而且指定要蔡、皋狼之地，遭到了趙襄子堅決拒絕：我先祖的遺產，先祖的封地，怎麼能隨便割讓給他人？一怒之下，智伯不假思索，馬上糾集韓、魏的軍隊，聯合起來攻打趙氏。

面對氣勢洶洶的智氏聯軍，趙襄子有三個戰略要地可選：邯鄲、長子或晉陽。長子是今天的山西長治，邯鄲是今天的河北邯鄲，晉陽即山西太原。長子的優勢是城高池深，邯鄲的優勢是糧草豐足，而趙襄子都不去，他選擇去晉陽。他認為，城高池深，是因為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糧草豐足，說明老百姓的賦稅沉重！這些有什麼可依恃的？讓老百姓去築城挖池，大肆徵收老百姓的賦稅糧草，現在又讓那些人把命拿出來，跟你一塊守城守池，老百姓肯定不幹。他說：「咱們去晉陽吧，先父在世之日告訴我，尹鐸當初治理晉陽，輕徭薄賦深得民心，這才是最可依賴的。」所以他選擇去了晉陽。

司馬光在給我們講道理：設備——城池固然重要，物資——糧倉也很重要，但是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果然，當趙襄子逃回晉陽的時候，智伯率領三家聯軍緊追，把晉陽圍得水泄不通，掘城灌水圍了兩年，晉陽軍民同仇敵愾毫不動搖。「城不浸者三版，沉灶產蛙，民無叛意」，水高到差一點就要漫過城牆了，灶間都是青蛙鑽來游去的，但是老百姓都不動搖，堅定支持抗敵。

智 伯 覆 亡

在這個時候，智伯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第一，剛愎自用，霸氣逼人；第二，輕視對手，一意孤行。《資治通鑒》通過兩件事，來表達智伯的狂妄，一個是他做的，一個是他說的。

智伯乘車去巡視攻城情況，他坐在車上，另外兩位也在車上，不過位置不一樣。春秋戰國時期，車可以同時乘坐三人：尊者坐在左邊；保安陪同叫驂乘，坐在右邊——這跟我們現在不一樣，現在坐汽車後排右邊是尊者；中間是御（駕車的意思，就是車夫）。智伯坐在最尊貴的左邊，魏桓子駕車坐在中間，是他的車夫，韓康子驂乘，拿著武器護衛他。都是卿大夫，但這麼不平等。智伯說了一句話，不無輕佻：我今日才知道，大水可以亡人國的。霸氣十足呀。可是這個霸氣的外露，引起了兩個盟友的擔心。擔心什麼呢？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安邑是魏國國都，平陽是韓國國都。

兩位盟友的心思很快被智伯身邊謀士絺疵注意到了，因為韓、魏的憂慮，可能在臉色上、在行為上表現出來了，這個絺疵就觀察到了。他提醒自己的主公：「韓、魏必反。」智伯問：「子何以知之？」你怎麼知道的？絺疵回答：「從人情事理就可推知。晉陽城亡在即，這兩位不但沒有高興的樣子，反而憂心忡忡，不就是擔心唇亡齒寒嘛。如果趙完了，韓、魏擔心它是下一個。」智伯就問韓康子和魏桓子：「有人說你們要謀反了。」兩人矢口否認：「哪有的事，這一定是奸人為趙氏充當說客，想讓您懷疑我們，從而放鬆對趙氏的進攻，我們都期盼著早日分享趙氏的田土，怎麼會這麼做呢？我們完全不可能冒犯您吶！」

智伯居然相信了這兩個人的辯解，毫不懷疑。為什麼呢？因為他根本不相信魏、韓有膽量反叛他。所以魏、韓當初的驕兵之策，已經起到作用了。事後，絺疵質問智伯：「主公你怎麼把我的話告訴韓康子、魏桓子呢？」智伯問：「子何以知之？」你怎麼知道的？絺疵說：「剛才我進來的時候，看見這兩位狠盯了我一眼，就趕緊離去了，我猜一定是他們知道我說的話，知道我讀懂了他們的心思。」智伯完全不理會絺疵的分析。絺疵害怕了，找了個機會出使齊國，溜了。

被圍困在晉陽的趙襄子，決定反擊了，他秘密地派人出城，遊說韓、魏兩家，說唇亡齒寒，我完了，下面就輪到你們了。這兩人心中憂慮的正是這個，當下雙方一拍即合，約定第二天採取聯合行動，反攻智伯。就在約定的時候，趙襄子突然對岸上的軍隊發動襲擊，掘開水壩倒灌入智伯軍隊營地，智伯軍隊一下子就亂了。韓、魏兩家趁機從側翼進攻，趙襄子從正面攻擊，大敗智氏軍隊。智伯被殺，智氏家族被滅，三家盡分晉地。

五十年之後，就出現了《資治通鑒》開篇所講到的，周天子正式封魏、趙、韓為諸侯的事。司馬光在這裡有很長的一段評論——「臣光曰」。他說了一番道理，對於領導人來說，什麼才是最重要的？有才有德是聖人，無才無德是愚人，德勝於才是君子，才勝於德是小人。他說如果得不到聖人，得不到君子，與其得一個小人，還不如得一個愚人呢。為什麼呢？因為小人本事太大了，他一使起壞，那可讓人受不了；愚人沒什麼本事，想幹壞事也幹不成。他意思是說，智伯是才勝於德，是小人，所以他當領導以後，就出事了。

這段評論里有司馬光對他那個時代，也就是王安石變法事件的影射，他甚至有激憤之詞。人性到底是惡還是善，孟子和荀子都爭論不清楚。就今天的角度來看，與領導者的個人道德相比，制度對權力的約束更根本。但是在制度對權力的約束下，選擇什麼人當接班人，人品高下還是重要的。

司馬光對領導者修鍊有很系統的看法。他曾經跟宋神宗談到，人君即領導者，領導素質有三個標準：仁、明、武。什麼是仁？仁就是懂政治，善於把政治理想濡化為社會的共識，同時還得發展生產、重視民生、育萬物、養百姓，這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擁戴。智伯行事，考慮的只有自己的私利，剛愎自用，不仁之名當之無愧。

但是我們要進一步問，是不是魏、趙、韓三家就不貪婪，就比智氏更有德呢？恐怕也不盡然。可是我們有一點是看得出來的，趙襄子懂得城池固然重要，物資重要，但是人心的擁戴才是最重要的。這說明，趙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問題，其實在他被選為接班人的時候，就暴露出來了。因為智伯那五個優點，都是匹夫之能，都不是領導應有的能耐，以「官人」為能，安排正確的人做正確的事，這是領導者的能耐。從今天的角度來講，智伯的能耐是做事的本事，不是當領導的本事。領導不比具體做事的本事，領導比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讓別人為你去幹事，今天把這個本事叫作領導力。智伯恰恰缺乏領導力。領導力最重要的體現是人們願意跟你干，願意跟你走。可是智伯不行，智伯狂妄霸道，而且誤判形勢，輕視對手，決策上不明是非，不能聽絺疵的正確諫言，這都是領導者的大忌。與智伯相反，趙襄子在被父親選為接班人的時候，就表現出過人的機敏和細緻。

當然智伯犯的錯誤，不光包括戰略層面，還有戰術層面的。說話不謹慎，行為太張狂，招來另外兩家，曾經是自己盟友的韓、魏的疑忌。這個臨時統一戰線解體以後，本來是三對一的優勢，變成了一對三的劣勢，智伯焉得不敗？其實，智伯也曾立有赫赫戰功，為智氏家族威望的確立，也曾立下過汗馬功勞，他最終的覆亡結局，與狂妄自大很有關係。

總之，智伯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領導者應有的素質和領導能力是帶好隊伍，不光自己要謙虛謹慎地處理國務政務，而且要讓手下的人願意跟你走，願意為你做事。

《資治通鑒》之所以從智伯開始，固然跟三家分晉的時代有關係，同時，也要看到，因為《資治通鑒》是給皇帝看的書，尤其需要提醒皇帝：怎麼帶隊伍，怎麼管理他的這個團隊。智伯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反面例證。對於皇帝來說，他一定要看到這麼一個前車之鑒，讓他覺得我必須提醒自己，不能再重蹈智伯的覆轍。

本文摘自張國剛《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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