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文底蘊挖不盡的寶藏 北京古都的人文之蘊
北京風俗畫家王大觀先生所繪《古都宮苑圖》，以上世紀20年代為背景，以北京皇城內的文津街為中心，生動再現了北海、景山、白塔寺、鐘鼓樓等著名景觀和周邊的宮苑、府第、民宅、街道、城門等風貌。
劉鳳雲
北京的人文是一座永遠挖不完的寶藏。近年來，隨著人們對中華文明的關注，北京文化及其歷史的發掘與研究也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而北京的活力就在於它承載了深厚的人文底蘊。
北京城是在「禮」的規範下打造的城市空間
北京作為一個歷經千年之久的古都，有著悠久的文明和燦爛的文化，積聚了中國傳統城市的人文精髓，同時其城市樣貌又是由遼朝的契丹、金朝的女真、元朝的蒙古、明朝的漢、清朝的滿等諸多民族彙集、交融形成的。可以說北京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散發著中華民族的人文氣息。但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由不同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建造的都城，幾乎無一例外地注重儒家的「禮」制，並在「禮」的規範下打造了城市的空間。即便是今日已不復存在的遼、金、元都城的遺址，同樣可以依稀從中辨別出儒家文化的印跡，其已經形成規制的「方形城」儼然是一個模板，而自宮城、皇城，到內外城（包括子城）的空間等級序列，正是「禮」對權力及其等級序列的賦予。這既是中華多民族統一國家文化交融的象徵，也是中國人文思想中「道統」的體現。
在北京城的規劃及建設中交融著多民族的人文元素
街道布局一向是城市規劃的重點，也是構成城市整體空間布局的關鍵。所謂「賓士道路，王者所先」，可以考諸歷史資料的元大都就是以《周禮·考工記》為藍本構建的城市。在街道規划上，元朝的蒙古人遵照了「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的設計，形成了縱橫交錯各九條大街的格局。在此基礎上，明朝在修建北京時增加至十六條大街，南北縱橫，構成了城市交通網路的幹道。而清承明制，在城市道路規划上未做改動。
此外，北京城還有許多的「衚衕」經緯交錯。這些衚衕同樣也形成於元朝。《析津志》中記載，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它告訴我們，元朝時「衖通（衚衕）」有29條，而明人張爵於《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中列舉的近1200條街巷中，稱「衚衕」（衚衕）者有464條，相對於元朝已多出15倍。可見，明朝沿襲了元朝的街道建設風格，進一步增建衚衕。進入清代，稱「衚衕」者又較明朝增加一倍多，為1121條。
這足以表明，在北京城的規劃及建設中有著多民族人文元素的存在，並有民族文化之間的交融。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些衚衕的名字，它既是歷史上的一個符號，也是人文在地域空間的印記，是家戶屋宇之外的公共空間，充滿了生活的氣息。所以，每一條衚衕都是一部完整的日常生活史。特別是那些有著「故事」的衚衕，它們無疑已成為北京城人文記憶的一個部分。
商業受到了以人文特質為核心的城市文化的影響
明清時期，北京城不僅是一個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商業發達的城市。悠久的歷史，繁盛的人口，諸多的旅人，都令這座城市蘊含了相當龐大的商業潛力。而北京當地的物產亦頗多著稱於世，進一步催生了本地的商業文化。商業在這座城市中，一直不僅僅是一種獲取利益的手段，它受到了以人文特質為核心的城市文化的影響，進而被改造、被納入到了北京文化的體系中。
諸如北京有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老字號」：「同仁堂」藥鋪是浙江人所開，「瑞蚨祥」綢布店是山東人所開，錢莊票號是山西人的專利，「北京的漆鋪大半都是山西買賣」，「翎子這行買賣，向來是山西人所作」。而在飲食方面，北京的傳統飲食也是來自四面八方：烤鴨來自山東，薩其馬源於東北，火鍋的走熱也與滿人有著密切的關係。但這些都不妨礙它們名冠北京，被納入北京的文化之中並成為北京城市的人文特色。
雖然在明清歷史上，北京城市的商業活動出現過許多新的現象，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中，但是人文思想始終與商業活動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其最終結果是，城市商業活動一直在城市的文化軸線附近遊走，構成了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商業空間影響著人們在城市中的文化體驗，其中廟市就是一個鮮活的範例。在中國，商業與文化在廟市中並非是彼此孤立的，商業活動為文化活動吸引了城市居民的關注，令文化因素更方便地介入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去。
士大夫寄語北京城的人文情懷，成為人文思想的記憶寶藏
在古代中國，士大夫群體包括那些入仕成為官僚的文人，他們在文化活動中歷來都承擔著重要的使命，包括政治使命。而在文化的傳承中，他們尤其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甚至構成了文化的主體。
對於士大夫而言，考論經史、吟詩作賦，是其文化活動的基本形式。而當這些基本的文化活動以北京城市風貌為對象時，北京的歷史文化便開始被闡發、被建構、被積澱了。因此，士大夫不僅是人文文化的主體，也是人文精神的闡發者。而「闡發」在歷史記憶的過程中佔據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令處於散落狀態的、片面的、僅作為普通生活經驗而存在的知識升華到文化的層面上，而利用這些零散的意識滋養共同記憶，是一個地域群體的人文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徑。
也就是說，一個城市的歷史遺迹從來不曾自己言說，它們的故事有賴於歷史上的人來為其表達，從而使城市的物質進入到文化意識的範疇。而講述人的特質，則對歷史遺迹的文化意義有著重要的影響。明清時期的北京士大夫正是利用了他們自身的文化意識，賦予了北京這座城市人文情懷的想像。在他們的筆下，北京擁有了皇室的典雅，有了儒者的禮敬，有了智識的傳承，有了盎然的古意，也有了生態的和諧。這些人文情懷，最終進入了北京文化，成為這座城市人文思想積澱的重要組成部分。
高牆、四合院、庭院等體現了北京城市構屋與安居中的人本觀念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住宅的選址及營建被賦予了厚重的人文內涵。其中，與傳統文化有著直接關係的「堪輿」與擇居的個性化乃至安全訴求聯繫到了一起。而剔除風水中的神秘性，我們仍可看到人們在造屋與擇居上表現出的人文情懷。這就是，人居空間講究親近自然，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在選址方面注重周邊的人文與自然環境，在布局方面善於因勢借景、崇尚天然，從而不僅趨吉避凶，而且將住所與周圍的自然環境融為一體。這具體可表現在高高的院牆、寬敞的庭院與錯落的平房之間的搭配，由此打造出一個注重隱私與安全的獨立空間，一種祥和安寧的氛圍，讓居住者感到放鬆、自如和舒適。
院牆是中國傳統建築的一大特色，有道是「牆乃居室之表，有內外之分、親疏之別，為宅之最重者，可以御奸，可以壯觀」。明清時期北京城的居所大都保持了這種風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來華的英國使團成員斯當東即觀察到院牆在住宅中普遍存在。他們在進入北京城後，看見皇城以東「不顯眼的普通人家的住宅，每一所房屋前面都有一面牆或一幅門帘，為的是不使街上來往行人看到房子里院」。
此外，在高牆以內，便是由院與房組合的庭院式住宅，而這種住宅的典型莫過於遍布北京城的四合院。數百年來，四合院成為北京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空間。在四合院自成體系的民居建築中，處處都可以看到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方方正正的井字格局，隱含著居中與四面的方位意識。方正、對稱，又是儒家平和、中正的中庸思想的具體體現，而中軸、軸線的對稱和排列的有序性，則是封建倫理綱常長幼有序、上下尊卑的社會關係與家庭關係的完美體現。
同時，四合院又可呈現出一幅四季咸宜的家居畫卷和生活的場景。四合院的庭院即是一家一戶的私人小花園。在這片私有的「領地」上，既有觀賞性的各種鮮花和常青樹，也有梨樹、棗樹、山楂、海棠等可供品嘗的果樹，甚至還有應季的蔬菜，所以老舍先生形容北京是「花多菜多果子多」。這些花草樹木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是人居個性化及其滿足「自我」的空間。
京城士大夫官僚的園居生活中的人文精神及其體現的以自然為本的價值觀念
園林藝術，秉承了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理念，融入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之間的浪漫情懷，是一種獨特的人工造園的設計理念和方法。在幾畝大的私家園林中濃縮大千景象，盡把秀麗山川、江河湖海納入方寸之地。
北京的私家名園，大都在疊山理水、鑿池壘石上表現出一種合乎自然的景觀組合，在以適應自然為原則的構園過程中，園林的布局以樸實、自然、含蓄、淡雅為格調，它成為時人追求的一種人文精神境界。從他們的遊園詩中不難看出，園林中山石、花木、澗泉、樓台，渾然天成，幽邃、古樸，且富于山野的自然氣息。園中錯落有致的亭台樓閣，水榭池塘，是為了滿足主人的旨趣與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他們倘徉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的「自然」中，已將自身融入了「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詩情畫境。所以，士人們一旦置身於園林中，便會有回歸自然的感受。可以說，正由於古代傳統文化注重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追求的是人在自然中返璞歸真的精神享受，才能夠最終形成一種淡泊、高遠、幽雅而又古樸的人文精神和以自然為本的價值觀念。
同時，園居也是古人淡泊名利，清心寡欲，物我兩忘，柔弱守中的意境寫照。欲在無爭、無為、無欲中修身養性，清凈如空。對於園居生活的感受，道光時的大學士阮元在其《蝶夢園記》中稱，自以為「在城中為佳境矣」，「花晨月夕，不知門外有緇塵也」。與阮元同時的文人錢詠在談到京城圓明園東南隅的澄懷園時，也謂園中「真仙境也」。於內「讀畫評書，征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門外十丈紅塵也」。可見，園居使士大夫乃至官僚可以從中感受到那份擺脫世俗的超脫和輕鬆，是一種追求安貧樂道的心理情境。
此外，園居還是士人官僚們於自然中修心養性、陶冶情操、舒展情趣的地域空間。清代文人張潮曰：「藝花可以邀蝶，壘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台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將人與自然的關係作了最美的描述。此外，園林還是追求個性、展示個性空間的場域，是以植花邀蝶為趣，還是壘石成山為旨，是欲栽松鑿池，還是要築台建閣，完全取決於主人的意向，這與四合院的模式化有著根本性的區別，所以，園林也是散發個性化人文氣息的地方。
可以這樣認為，在人文思想的寶庫中，記憶與傳統是一個永久充滿魅力的話題，城市的歷史是現代性的一部分。在有著自覺意識的現代城市中，傳統和歷史都是現代城市的遺產，同時，也是一個城市人文精神的積澱。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