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安史之亂並不僅是場叛亂，它牽動了整個東亞的歷史進程

安史之亂與胡人秩序

從太宗時期開始，大唐就重用番將。陳寅恪先生注意到，太宗所用番將皆是部落酋長，番將統領的是其本部落；玄宗所用的番將則是寒族胡人，番將統領的是諸不同部落。這裡面蘊含著巨大的區別。

太宗時代之所以起用番將，蓋因在彼時府兵的戰鬥力已開始下降，故而太宗一朝的東征西戰開疆拓土，多賴番將及其部落之力。太宗兼具漢人皇帝及草原英雄的特質於一身，與大多數重要的突厥首領建立了個人聯繫，他極其熟諳草原上的政治邏輯，對其運用達出神入化之境；在依循該一邏輯分化並擊潰突厥帝國之後，又將突厥部落組織併入唐朝政府機構之中，突厥首領成為大唐官員，突厥人是因為尊太宗為「天可汗」而接受了這種官員身份，而非因為尊其為皇帝，當然，與中原式官僚體系裡面的官員並不是一回事。

太宗的這種草原視野，是以其與鮮卑游牧軍人常年打交道的戰爭經驗為前提的。從唐高宗開始的皇帝，都不具有這樣一種戰爭經驗，也不具有草原英雄的人格；並且大唐定都長安，雖然有著遙制關東的考慮，但是畢竟遠離農耕Ｇ游牧過渡地區，從而無法再獲得治理草原所需的知識。所以，到了高宗朝後期，突厥脫離大唐帝國的統治，再次形成獨立帝國。

這就是玄宗朝任用番將的時代背景。他為了抗衡關隴軍事貴族，又為了免除身為部落酋長的番將形成獨立王國，故而重用在中原了無根基、在草原也身份不高的人，東北軍鎮的安祿山、西北軍鎮的哥舒翰等人皆是因此而獲得飛升的機會。關隴集團本融合胡漢文武為一體，多有出將入相的本事，時任宰相李林甫為了阻止這種人對自己的位置構成威脅，嘗上奏玄宗曰：「文士為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

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這剛好與玄宗的意圖一拍即合。但是玄宗並不知道，即便安祿山是寒族胡人，也不意味著會有與中原寒族同樣的政治邏輯，草原上的秩序另有一種邏輯。玄宗試圖用西北軍鎮制衡東北軍鎮，但對軍鎮內部的政治邏輯卻又沒有感覺，於是在事實上便只能將安危繫於將領個人忠誠與否之上，這是很危險的。玄宗喪失了草原視野，終致大禍。

這種視野的喪失，意味著大唐雖建立起兼容中原-草原的世界帝國，卻並未獲得相應的精神自覺。因此，世界帝國在精神層面的坍塌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在純理想方面，同樣也在帝國視野方面，弔詭的是，帝王的野心進一步加速了精神的坍塌。五胡亂華之際，東亞帝國在精神上仍擁有普遍性，它雖衰弱，但猶能蓄力；而此刻，一種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已經成為真正的生死攸關之事。

差不多與安史之亂同時代的，還有同樣由中亞伊朗系人群為主發動的伊斯蘭革命，革命推翻了此前橫掃中東北非的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建立恢宏偉大的阿巴斯王朝，將波斯帝國的文化與阿拉伯的信仰融為一體，形成精神超越，開創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再及遠方，偉大的查理曼大帝吸收由西班牙的伊斯蘭王朝傳來的文化，開啟了加洛林文藝復興，構成西歐中世紀精神史上耀眼的一道閃電。大唐、阿拉伯、查理曼東西幾大世界帝國的建立，煌煌武功反倒各自喚起了普遍的精神革命。8世紀到9世紀，人類各大文明區的精神現象學進程邁出了同樣的一步。

安史之亂並不僅僅是一場險些顛覆大唐的叛亂而已，它牽動了整個東亞乃至內亞的歷史進程，其後續影響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原史，也同樣深刻地改變了草原史與西域史乃至雪域史，改變了這些地方的精神世界，它是內亞地區歷史聯動性的一個典型體現。

在 差不多從６世紀到９世紀期間，從小亞細亞以東經中亞到塞北草原的內亞地區，是崛起於蒙古高原的突厥游牧者與來自中亞的東伊朗系粟特商人所主宰的世界，前者建立起連接東西方的草原帝國(此時的西方主要是指拜占庭帝國)，後者則在草原通道上主宰著各種貿易過程。突厥人很依賴粟特人的商業能力，以便為自己獲取貿易品、管理戰爭後勤物資的調劑等；因此突厥人會保護粟特商人，並且會將其作為政治及商業顧問。所謂的絲綢之路商道，出了中原便進入突厥人控制的地區，其上主要的貿易販運工作都是由粟特人完成的。

大唐的興起也在相當程度上藉助了內亞的力量，唐太祖曾經向突厥帝國稱臣，以換取軍事支持來進軍關中；而粟特人活躍的商業活動，則降低了大唐軍隊在西域駐防的高昂成本。

陳寅恪先生注意到，在「武后、玄宗朝代，在東漢、魏晉、北朝時代作為中原文化最高之地的河朔地區，即已開始了其胡化進程」。這裡所謂的胡化，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指粟特人在這個地方的匯聚。陳寅恪先生認為這是由於東突厥在高宗朝復興，使得粟特人來到河朔地區。

但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想，粟特人之所以會匯聚在這個地區，正是因為這裡是草原－中原－東北的交界處，這種跨生態區的交界處是最重要的貿易匯聚之地，作為中世紀最偉大的商人群體，粟特人自然會匯聚過來。而安祿山本人也是這種匯聚性的一個產物，其父是粟特人，其母是突厥人，其一人的血統就跨越了北方草原與西域。

玄宗用安祿山，以其出身寒族，無法像部落酋長一樣形成獨立於朝廷的力量，令其統帥多個胡人部落。但是安祿山可藉助朝廷所任命的節度使職位，獲取正當性，又依照草原傳統，將其統領的某些契丹、同羅、奚人部落約八千人收為養子，號「曳落河」(壯士之意)，以為親兵，進而整合起餘眾胡人。這些做法，都在已經喪失草原視野的玄宗的政治想像之外了。彼時唐朝內地的府兵早已衰落不堪，故而安祿山一起，玄宗唯有藉助西北軍鎮的力量對抗之，再失利後便只好棄長安而走。

最終安史之亂的平定，相當於是朔方的胡人擊敗了河朔的胡人，這也意味著，從此以後，唐朝的命運不由自己做主，而由內亞的游牧者秩序做主了。內亞游牧者與中原農耕者的歷史互構關係，在此之前便已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線索，在此之後始逐漸獲得精神自覺，進而發展為游牧者與農耕者共享的一種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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