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評：為政應簡約易行，政令當平易近民

為政應簡約易行  政令當平易近民

——魯衰齊盛給我們的啟迪

西周建立後，為了方便國家的管理，實行分封制，分封了上百個諸侯國。魯國是周公的封地，齊國是姜太公呂尚的封地。魯國和齊國的爵位都是候爵，儘管不是第一等的公爵，但是在當時的周朝其位已經是比較高的了。除了宋、虢、州、虞等極個別國家的國君才能享受公爵的待遇外，侯爵就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比如堂堂大國秦國和楚國，爵位也就在伯爵和子爵，還沒有達到侯爵的檔次。周公是輔國重臣，姜太公是開國重臣，但如果從血緣關係來說，周公當然比較親近的。也許由於這個緣故，魯國對於周禮的傳承，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然而，歷史的現實表明，魯國並沒有因此走向強大，最終為楚國所滅。而比鄰的齊國卻成為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結果？最早給出答案的就是周公本人。

由於武王駕崩，成王年幼，周公需要輔政，故沒有去魯地就國，真正去就國的是他的嫡長子伯禽。由於周公是中央領導，作為地方大員的魯國領導伯禽和齊國領導姜太公，自然要去中央向周公彙報工作，周公就是通過他們的彙報而得出「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結論的。《史記 魯周公世家》生動地記述了這一過程，因原文不長，姑且照錄如下：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周公死時，其子伯禽早在以前接受封國，就是魯公。魯公伯禽當初受封到了魯，三年以後才向周公彙報施政情況。周公說：「為什麼這麼晚呀？」伯禽說：「變其風俗，改其禮儀，要等服喪三年除服之後才能看到效果，因此遲了。」姜太公受封於齊國，五個月後就向周公彙報施政情況。周公說：「為什麼這麼快呀？」太公說：「我簡化其君臣之間的儀節，一切從其風俗去做。」等後來太公聽說伯禽彙報政情很遲，嘆息說：「唉！魯國後代將要為齊國之臣了，為政不簡約易行，人民就不會親近；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歸附。」每當我讀到這裡，無不掩卷深思，慨嘆周公預言之準確，知曉周公之所以偉大。

當我們提及齊國之強盛，總是忘不了管仲、晏嬰這兩位賢相。魯國的聖人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也就是說，要是沒有管仲，我們至今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野蠻人了。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子對晏子的評價很高，他說：「救民百姓而不誇，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在《論語》中也有一條：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篇第五》）但奇怪的是，晏子對孔子的評價就沒有那麼高了。據《史記 孔子世家》記述：孔子到了齊國，為高昭子家臣，藉機與齊景公有了接觸，齊景公對他印象很好，打算把尼谿的田地封賞給孔子。晏嬰勸阻說：儒者這種人，能說會道，是不能用法來約束他們的；他們高傲任性自以為是，不能任為下臣使用；他們重視喪事，竭盡哀情，為了葬禮隆重而不惜傾家蕩產，不能讓這種做法形成風氣；他們四處遊說乞求官祿，不能用他們來治理國家。自從那些聖賢相繼下世以後，周王室也隨之衰微下去，禮崩樂壞已有好化時間了。現在孔子講究儀容服飾，詳定繁瑣的上朝下朝禮節，刻意於快步行走的規矩，這些繁文縟節，就是幾代人也學習不完，畢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這套東西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這不是引導老百姓的好辦法。」於是，齊景公對孔子逐漸冷淡下來，孔子也就離開了齊國。後人以此來批評晏子心胸狹窄、嫉賢妒能，是在是冤枉了晏子，在我看來是晏嬰與孔聖人道不同、治國理念不同。

這是兩則很有意思的故事。周公與晏嬰前後相差約500年，然而他們得出的結論幾乎是相同的。周公聽了兒子伯禽和太公的彙報，立即意識到這是兩條不同的治國路線。魯重禮而效率低下，且惟上是從。齊則簡約而明快，而且因地制宜。以此，齊必昌盛，魯必衰敗，「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齊景公從君主的角度感到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思想與理念與己甚合，因而想重用孔子。但處在治國一線且有多年治國經驗的晏子非常清楚這套不管用，因此一口氣說了四個不字：一是「滑稽而不可規法」；二是「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三是「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四是「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這四條雖然並非句句真理，但大多言之成理。於是得出結論，用這種繁瑣禮節、繁文縟節治國，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的。歷史的事實證明了周公和晏子的正確。（思無邪）

原稿標題：

原稿作者： 思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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