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東跳不出精英人設，國產都市劇也爬不出「歧視女性」的坑

當下，國產劇高歌猛進，卻只能生產出價值觀平庸的作品，從創作意識，到劇作思想，都無法與數年前的《大明王朝1566》《大明宮詞》《大宅門》相提並論。人們如果對這種平庸不加反思，不去深究劇集背後的深層邏輯，便無法突破這一困境。唯有打破國產都市劇對職業女性奮鬥的偏見，才是國產劇真正起飛的第一步。

在2018年初熱播的國產都市劇《戀愛先生》中，女主角羅玥因為捲入他人婚姻而失去工作，男主角程皓出於好意將她介紹入自己的診所，並為她擺平一切事務。

《戀愛先生》宣傳海報。（網路圖）

同樣的套路也出現在2017年的熱門都市劇《我的前半生》里。劇中，女主角羅子君離婚後，依靠賀涵和前夫陳俊生的默默相助，一路披荊斬棘，最終完成了一次中國式女性奮鬥史。

如果說一部是個例，兩部是巧合的話，那多部電視劇皆如此的話，就有理由深究這些都市劇背後的市場和文化邏輯了。

將人情化奮鬥進行到底

縱觀近年來的熱門都市劇，從《歡樂頌》《歡樂頌2》到《外科風雲》《中國式關係》，男人、婚戀和人情都成了劇中女主角的全部，儘管一些都市劇嘗試書寫職業女性的自我奮鬥，比如《外科風雲》的陸晨曦和《我的前半生》的唐晶，但編劇對女性奮鬥的書寫都淺嘗輒止，最後都臣服於愛情與男女關係之中。

在這些都市劇中，人情社會的影子也非常鮮明，劇中主要女性的奮鬥成功都離不開走關係。

關雎爾。（網路圖）

《歡樂頌》里，努力的關雎爾若沒有家裡的關係，根本進不了五百強企業；《戀愛先生》里，張銘陽和程皓的關係就是顧遙立足於診所的最大資本；《我的前半生》里，沒有賀涵的一紙推薦，羅子君後來的故事無從展開。劇中女性都無法逃脫人情的羈絆，甚至人情成為她們改變命運、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

我不否認，中國的確是一個典型的人情社會。但是否要在影視作品中打著奮鬥的幌子，歌頌人情的成功，這就值得商榷了。在一個社會裡，人情不是原罪，但認為「走關係」理所當然，那這個社會的公平與秩序就會搖搖欲墜。

缺失的一角

國產都市劇女性的奮鬥往往是殘缺的奮鬥。

走進社會的職業女性，在劇里主要做的事情是討關係、談戀愛、撕閨蜜。就連離婚的女性，都逃離不了舊有的圈子，她們踏入職場，一回首就看到了「默默為她掌燈」之人——羅子君看到了前夫陳俊生，顧遙看到了前夫宋寧宇。愛情、婚姻、男人才是她們生命的全部，至於事業，早被拋在身後了。

這樣的邏輯在清代的戲劇中就有體現。當代都市劇里的女性奮鬥，其實和宮斗如出一轍，多數只是清宮戲的「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而已。

而與此同時……

責任編輯：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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