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知道拍電影的賈樟柯，但你知道寫作的賈樟柯嗎？

封面新聞記者 張路延 攝影 孫暢

1998年，賈樟柯宣傳電影《小武》，在海報上，他印下這樣一句話：這是一部粗糙的電影。

賈樟柯說，在他的電影里，不會出現「那些打磨得很光滑、非常矯飾的東西」，這種粗糙，是他的一種態度，一種對基層民間生活的真切體驗。

他的文字，或許有所不同。

出生於山西汾陽的他，打小就是文學愛好者，高中起就和友人成立沙派詩社，在山西大學美術班學習時，抱著寫的小說，就敢敲開田東照的大門。哪怕後來在《黃土地》的震撼下，毅然投向電影之路，他也從未停止過文字書寫。

這種不間斷地文學訓練，讓他的文字毫無「粗糙」之感，十分流暢自然，並且在拍電影的加持下，極有畫面感，有種影像之美。不過，最重要的，或許還是對時代的精準把握，正如許知遠對他的評價：

賈樟柯的最佳時刻，是他的敏銳與穿透力，他能意識到嶄新的時代情緒，準確、迅速地表達它。他的談話與書寫能力，甚至比鏡頭語言更有力量，藝術家的敏感與知識分子式的分析在其中高度融合。

這些文字，形成了如今的《賈想1》《賈想2》兩本書，1月28日，在方所成都店「文學江湖，電影兒女」的講座上，賈樟柯講述了自己十餘年的「非計劃性書寫」，他說，文學是他的出口：

「不是所有的感受都能去拍電影，寫作是我抒發情感的一個彌補。」

文學的江湖

早在初中起，賈樟柯對文學就有種嚮往，這種嚮往的由頭，和他一個女同學有關係。

他讀書的時候，還沒有互聯網，年輕人們流行交筆友。有天上課時，老師突然發現有個女同學沒來上課，於是大家分頭去找，賈樟柯負責的是長途汽車站，「我們那時才十幾歲，她又是女孩子，大家都很著急。」

後來，他們才發現這個女同學坐著長途汽車，跑到內蒙古見筆友去了，對方還給予了熱情接待，兩個人在一起交流文學。

「女同學回來後，我們都追問她，就跟開分享會一樣，她就開始講述這種筆友聚會，我覺得好浪漫啊，她這麼小一個女孩子，就敢去闖江湖了，山西和內蒙古現在看很近，當時交通不方便，是需要倒很多趟車的。」

年少時的賈樟柯，把這種勇氣，視作文學的力量。

「文學的力量是什麼？是情感交流的力量。我能想像她跟那個筆友之間，通過寫信已經無法滿足彼此情感需要了，他們要見面，要相會。那個時候，我覺得，哇，這就是文學生活，我們以文學的名義就可以浪跡天涯。我覺得文學的江湖，就是一個情感的江湖。」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人，那是一個文學青年的時代，在理想主義的光芒下，不乏特有的赤誠和天真。

當時的賈樟柯，讀過許多類似的故事，比如80年代時，四川詩人坐著火車就去了南京，他們知道南京有哪些詩人，問到地址就去敲門，人家管吃管住還談文學，「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也是一個不重視物質的時代，現在的我，當然也重視物質，但情感是一個人的特質，我們需要它，也需要藝術和文學。」

高二時，分文理科，他讀文科。他當時還是個叛逆少年，熱愛齊秦，頭髮齊胸，還跳霹靂舞，屬於校園裡的風雲人物。

春天的山西，風沙很大，有天刮大風，老師耽擱了在路上，看著外面黃沙漫天，他們玩得好的幾個男生，就一起商量「成立個詩社吧，就叫沙派，非常隨意。」

「有時想個命題，各自寫出來，相互評論比較，看誰寫得好，我們還油印過詩集，興奮地晚上不睡覺，印了幾十本，還挺搶手的，關係好的才給。」

除了寫詩，他還寫小說，關於早戀的故事，「我以前寫的小說特別害羞」。沙派的朋友建議他，可以嘗試去發表，他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就去敲開了老鄉田東照的大門。

「他有個代表作《黃河在這兒拐了個彎》，很有名，我硬著頭皮，抱著稿子就敲開了他家門，他不認識我，說你誰啊？我說我汾陽來的，寫了小說，想請你看看，他說你放下吧，我有空就去看，又叫住往回走的我，你人在哪兒？我在山西大學美術班學畫畫，沒幾天，有人找到我學畫的地方，說田老師找你，去了後，他說文筆不錯，我們有個讀書改稿班，你來上吧。」

創作者的心事

賈樟柯口中的讀書改稿班，是當時山西作協辦的，用來培養山西作家的後備軍。在他看來，自己是誤打誤撞拿到了「開門的鑰匙」。

那是一個類似文學烏托邦的時期，班上十幾個人，二十多歲的有，五十多歲的也有，在某種程度上，有點類似沙派的延續，「每天讀很多書，比如余華、蘇童剛出的作品，很多雜誌、出版社編輯也來給我們上課，我們也不斷寫，不斷討論，每天還發飯票，有飯吃，可好了。」

和女同學會筆友一樣，在讀書改稿班上，賈樟柯同樣看到了文學的另一層內核：精神需要。

「一個作者，當他拿起筆時，當他在那兒有無數無窮的話想說時，當他訴說人生存的境遇時，總讓我想起了兩條路，有人拿起了筆，有人拿起了槍，情緒是一樣的，但寫作是一個平和之路，是一個建設之路，它喚起一個人的良知，喚起一個人傾訴的慾望，它希望形成一種公共的認識，把個體的經驗提供出來，被人們所知道了解。」

如果不是20歲那年，看到了電影《黃土地》，他說自己的走向會是文學之路。

1990年，在太原一家電影院，賈樟柯看到了《黃土地》，一下子被電影這種方式震驚了，「原來還有一種表達方式，有這麼大的包容性和可能性，能傳達出非常豐富的生命體驗，我想我一定要搞電影，後來電影學院考了三次，我都沒有想過放棄。」

他拍攝的電影，和當初的文學經歷牽扯不清。

在賈樟柯的電影里，一直有鮮明的個人特色，比如底層生存的小人物，比如割裂不開的縣城…… 而他的解釋，是每一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的心事，關於這種心事的追溯，還要從當初的讀書改稿班說起。

「班上有個同學，年紀挺大了，像古人頭懸樑錐刺股那樣，在家裡挖了一個地窖，自己每天到地窖裡面，與世隔絕，寫他的大部頭。很多人以為一個人從事文學，是要展示自己的才華，但我覺得寫作者是要辦一件事，是要解決一個他認為非常重要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每一個寫作者都有心事，這個心事來自於他所存在的族群，而不單單是所謂的自我。」

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是懷揣著心事，進入到不同表達的領域，無論寫作還是拍電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應該是嚴肅的，因為只有巨大的心事，才能產生真正的作品。

當他慢慢有機會寫劇本拍電影的時候，他總會想起那一段寫作生涯，「我是誰？我最牽掛的人是誰？我一直在拍縣城，縣城是我的心事。」

在他看來，縣城介於城市和鄉村之間，它帶有城市和鄉村的雙重痕迹，而他最關心的，則是生存的個體人物。

「站在縣城這樣的角度上，很容易發現社會變遷對個體生活的影響，這給了我講故事的慾望，我要拍的就是這樣一些在縣城裡，日子永恆不變的庸常人的的生活，這種人的生活，就是有力量的生活。」

寫作的出口

哪怕轉行拍了電影，他也從未停止過文字的書寫。

「我應該是從寫詩開始，慢慢地，逐漸地，開始學會自己跟自己對話。進入到非常享受寫作、享受文字的新鮮體驗裡面。直到現在，我都覺得寫作不是一個苦差事，也不是一個累差事，寫作是一個非常有趣、非常享受的事情。」

1993年，他到北京電影學院上學，研究電影理論和電影歷史，主要是用寫作來呈現思想，這個寫作的習慣，一直保留至今。

「1997年，我開始拍《小武》時，寫作有一點中斷，因為要拍第一部電影，用影像來表達自我，但《小武》拍完後，針對自己的創作，針對自己的生活，開始有很多想法，我需要書寫下來。」

事實上，從《小山回家》開始，他就有了類似的書寫。

「我們很多同學一起，做了一個實驗電影小組，來拍實驗性的短片，我拍的《小山回家》，拍完之後，我就一直在想這部影片，我自己的所思所想沒有停留在想上，而是落實在文字上，然後我就寫了《我的焦點》。」

他逐漸形成了與電影有關的書寫，每拍一部電影，圍繞這部電影前後，都會寫一些文字。

「為什麼我會一直寫？因為有需要，電影確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表達方法，它的周期特別長，我基本上保持每兩年一部，還算比較高的產量。但對於一個人來說，在現實生活裡面，每時每刻都有不同的感受出來，不能都去拍電影，這是實現不了的，所以寫作變成我非常重要的一個情感抒發的彌補。」

這種情感的抒發，往往是在情緒的兩極時，「一種是很難過、很痛苦，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寫就明白了；一種就是很高興、很歡樂，在這樣一個情感的波動裡面，我很幸運，能找到寫作來抒發自己、彌補自己。」

賈樟柯說，《賈想1》和《賈想2》，對應著他整個20年的電影工作，這些年的文章，圍繞著電影的所思所想，包括每一個階段對不同的導演、作者的理解認識，比如楊德昌導演、侯孝賢導演等，也包括和他創作有關的，跟電影環境、情況等有關聯的文字，同時還有各種生活里的所思所想。

「我們精華一瞬的那些想法，如果沒有用文字來表達下來，可能就是模糊的，會被遺忘。我很幸運，我還算是一個寫作者，當我作為讀者去讀這兩本書的時候，我覺得寫作告訴了我是誰，我才知道我有過這樣的心路歷程，否則我也會遺忘的，我們大部分人都會遺忘的。

在《賈想2》里，他講了一個關於製片老何的故事。

「我在敦煌、新疆看景時，從一個目的地到另一個目的地，中間要五六個小時，一望無垠的沙漠，很容易困就睡著了。有次我醒來，他說，剛才有海市蜃樓，我說你怎麼不叫醒我？他說，你要看啊，我老見，不新鮮了。對他來說，海市蜃樓是日常，對我來說，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世界。」

賈樟柯說，人在這樣的行走里，接觸到不同的人和事，跟寫作一樣，是非常貼近自我的一個時間。

「會感到自己越走越小，卻越來越結實，為什麼會結實？因為去掉很多虛火，去掉很多在城市裡面糾結的東西，讓我們回到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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