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向榮：古典詩詞與文化自信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文化作出重要闡述：「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文化自信，喚起國人對既往傳統的回望。古典詩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們再次回味時發現，它的美深隱於我們的文化基因之中，是中國傳統文化興會、玲瓏、蓬勃的精神動力。籍借這「文化自信」的號角，古典詩詞沖霄遐舉，並向世人呈現中國文化的意識、審美和情懷。

古典詩詞彰顯中國文化的

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既是人類對自身命運和存在狀態的思考，也是人類意識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識形態，它包括情感和智慧兩種內涵。

華夏民族的情感最初形態就是以詩歌形式記錄下來的。《尚書·堯典》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是人類真善美、知情意的綜合情緒，它沒有偏見地記錄著華夏子孫情感歷程的變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情感的核心靈魂是「天真」。這裡所謂的「天真」不是任性，更非懵懂愚鈍，而是真性情，它體現的是「自然」精神與「家園」意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自然」、「田園」作為生活的終極追求。「竹林七賢」的靈魂人物嵇康曾言「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嵇康本人「精光照人，七格凌雲」的人格魅力更成為後人的榜樣。有「自然」必有「田園」，「田園」與「自然」相依相存。陶淵明的「田園」來自對老莊自然美學的崇拜。陶氏生於凡塵，卻於紅塵之外開闢了一片屬於自己的「田園」世界，欣然捕捉「自然之美，真實志趣」，他超然物外的心性不僅開闢了中國詩歌平淡自然、抱朴守拙的美學境界，而且成就了中國古典詩詞的田園範式。於是，田園與自然逐漸成為中國士大夫的情感家園。

智慧，是某地域內的文化積澱內化於人之後的執行力，也就是人在某種特定文化熏陶之下的思維及其行為。「智慧」，為「智」與「慧」的集合。智是聰明，聰明與生俱來；慧為慧通，需要勤學精進。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慧」，體現出「慧通」之內涵。中國人的「慧通」外顯為「溫柔敦厚」，內置為「圓融貫通」。無論儒家還是道家，他們的主要觀點都集中在塑造「和合」的人生氣質，這是追求融合與和諧生活志趣的根本方式。在這個熔鑄過程中，詩詞發揮著根本的施教作用。孔子認為若不詩教，「君子」二字不過徒有其名。因此，就不難理解《詩經》為何成為儒家「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的基礎了。

集體智慧，是華夏文明與自然相處過程中碰撞出的「相合」智慧。漢樂府民歌《江南》看似寫採蓮，其實在歌頌江南風光之餘，想要傳達人的活力，表現在與大自然的關係中，人與人之間那種相互合作、相互愛護、興味盎然的集體主義精神。個體智慧，考驗的是人在得與失的人生道路上的達觀精神，並彰顯個人的承受能力。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黃州，但於此逆境，他並沒有與外界發生衝突，而是選擇接受。一如他本人所言：「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無論人生如何苦痛，無論多少酸甜苦辣，最終必將風煙俱凈，而永恆存在於人生的，還是我們面對生命起伏時的那份坦然。「相合」、「和諧」，這些堅韌鐫銘的生命意識，恬淡、合樂、自在。

古典詩詞承載中國文化「風骨」「氣韻」的審美觀照

風骨與氣韻，來自中國古代文論術語，指的是文章內容和文辭方面明朗、剛健的風度。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有「風骨篇」。風骨，彰顯內容的堅韌本質；氣韻，反映文辭的感染力。氣韻襯托風骨的勁健，風骨支撐氣韻的光華。

風骨之氣度，莫過於觀照歲月的能量，中國古典詩詞對歲月的描寫是最具親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嘆「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初唐王勃誦「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而盛唐王之渙則歌「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宋代李清照嘆息「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這些人生，或庄或諧，或愛或恨，或疏或痴，它們在風骨之內，氣度之上，演繹出中國美學精神「蘊藉雋永」的意味。南宋詞人蔣捷作《虞美人·聽雨》，用觀雨的心境將「少年、壯年、而今」和盤托出，突出了人生——這位高明工匠——雕刻出的歲月力量。歲月如雨，時光亦醉。痴於「醉」的，莫過於「謫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時光。李白酒入詩腸，狂歌「不知何處是他鄉」。幾百年後，蘇軾作答「此心安處是吾鄉」。在與時光對峙的人生中，詩詞是唯一的安慰。這歲月的「沉著之致」積澱了風骨，凸顯了氣象。

風骨之韻味，莫過於古人對「物」的執著。劉勰言：「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古人寫物，其旨在「物我兩忘」。王國維謂：「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對詩詞作者而言也彷彿具有「明心見性」的品質。南宋詩人陸遊，晚年隱居山陰（今紹興）鄉村，寒冬中偶見梅花怒放，興之所致提筆作《卜運算元·詠梅》。他雖沒寫一朵「梅」，沒著一枝「花」，但讀後卻有幽咽的暗香撲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濃鬱氣韻瀰漫在詩詞世界。「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李賀的美酒如是，就連柳永的「別恨」也濃得化不開——「楊柳岸，曉風殘月」。古人觀照「物」、珍視「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對「詩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綜合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與西方哲學飽滿的邏輯思維相反，它始終帶著深深的隱秀色彩，內力雋秀，外顯圓融，這是中國哲學以「道」為核心的「言有盡意無窮」。而最終，它落實到了「意蘊無窮」的藝術氣質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場的出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古典詩詞昭示華夏的家國情懷

北宋哲學家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既是先賢聖道，亦隱喻家國大義。因此，家國情懷也是中國古典詩詞從未缺席的主題。詩詞中的家國，既有「邊塞況味」，也有「憂國憂民」。

「邊塞況味」，莫如盛唐四大邊塞詩人王昌齡、王之渙、岑參、高適，他們開啟了中國邊塞詩詞的巔峰之門。王昌齡有感於漢將李廣的英雄氣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盡顯盛唐人保家衛國的決心。王之渙留存於文學史的詩作已不多，但《涼州詞》的餘響不絕於耳，尤其是那兩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羌笛與楊柳，春風與玉門關，離家已經平添幾分憂思，而更為堪憂的是，面對這茫茫荒漠，連表達思念的楊柳枝都找不到。玉門關，自古就隱喻著邊塞情緒，詩人把它放在這裡，更顯回鄉之路漫長悠遠。憂愁雖然有，但比憂愁更強烈的是慷慨，鄉愁之上，還有家國榮譽，這遠遠高於個人悲情。邊塞將士們的坦蕩著實令人嘆服。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王之渙的《涼州詞》為何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悲壯卻不凄涼了。

「憂國憂民」詩詞所體現的則是國與民在爭戰中的苦難。憂國，既有曹植「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又有辛棄疾「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軀赴國難」這面旌旗下，辛棄疾一腔熱血奔赴《破陣子》，陸遊逝前留下「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憂民，最深情的則非杜甫莫屬了。朱熹論杜甫人格，將他與顏真卿、諸葛亮、韓愈、范仲淹並舉為「君子」，意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認為他們「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對民眾生命的人道關懷。他的「三吏」、「三別」像一部史詩，記錄著戰爭中百姓的艱辛。「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的年輕人，「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的老人，「存者無消息，死者為沉泥」的受難者，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愛民之情丹心耿耿，情義相照。

生命意識、風骨氣韻、家國情懷，這三者合而為一，成為中國古典詩詞積澱於文化中的審美基因。它們深隱於華夏靈魂深處，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們內斂、融達，成就了中華文化昂揚的自信：「不要人誇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這種文化自信與古典詩詞偕隱同行，玲瓏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間，點亮了時代，燭照千秋，輝映未來。

（作者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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