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致曾國荃書、郭嵩燾論洋務書
齊世榮（1926-2015），祖籍河北省南皮縣，生於江蘇連雲港。歷史學家、教育家，新中國世界史學科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早年就讀於成都燕京大學歷史系、清華大學歷史系，師從陳寅恪、雷海宗、邵循正、翁獨健等著名歷史學家。1954年進入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任教，畢生從事世界歷史的教學和研究，致力於推動我國世界歷史學科的發展。
（一）曾國藩關於淮軍會剿金陵事致弟曾國荃書
湘軍和淮軍是清廷賴以絞殺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兩支主要部隊。淮軍主帥李鴻章原系曾國藩的部下，自領一軍後勢力日大，湘、淮兩軍的矛盾於是產生。曾國荃自同治元年四月（１８６２年５月）圍天京後，久攻不克。清廷連下上諭，催李助剿。曾國藩表面上歡迎淮軍助剿，實則不欲他人分功。他在致其弟曾國荃的幾封信中反覆衡量淮軍會剿的利弊，反映了這一宦場老手是多麼地工於心計。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日（１８６４年５月２５日）曾國藩致曾國荃書：「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勛，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歲初進金陵，余屢信多危悚儆戒之辭，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今少荃二年以來屢立奇功，肅清全蘇，吾兄弟名望雖減，尚不致身敗名裂，便是家門之福。老師雖久而朝廷無貶詞，大局無他變，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同治三年四月廿日夜（１８６４年５月２５日）曾國藩致曾國荃書：「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來信，不忍卒讀，心血虧損，如此愈持久，則病癒久愈深。……余意欲奏請李少荃來金陵會剿，而可者兩端，不可者兩端。可者，一則渠處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則渠佔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氣焰頗大，恐言語意態以無禮加之於弟，愈增肝氣，一也；淮勇騷擾驕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時恐搶奪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余不願請來與弟共事。然弟心肝兩處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強有力之人前來相助，則此後軍事恐有變症，病情亦慮變症也。特此飛商，弟願請少荃來共事否？……弟若情願一人苦撐苦支，不願外人來攪亂局面，則飛速復函。余不得弟複信，斷不輕奏先報。」
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１８６４年６月１９日）函：「夜來又細思，少荃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佔美名而已。後之論者，曰：潤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慶，少荃克蘇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少荃將到之時，余亦必趕到金陵會剿，一看熱鬧也。」
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１８６４年６月２０日）函：「今日命紀澤赴金陵省視老弟。余於六月初間亦必往，兄弟暢敘。屆時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不到，余即坐輪船速歸。總之，弟以保身為主。無論少荃與余會剿與否，於弟威名微減，而弟之才德品望毫無損也。」
李鴻章當然了解曾氏兄弟的心理，一再表白絕不染指。他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１８６４年５月２９日）上曾國藩書中說：「前廷旨有令敝軍會攻之說。鄙意苦戰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勞苦累年，經營此戰，一簣未竟，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需緩議。是以常州奏捷後，不敢輕言越俎。」
以上數函透露了湘、淮兩集團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內情，頗具史料價值。
（二）郭嵩燾論洋務書
郭嵩燾，字筠仙，是清朝洋務派中最有見識的一人。頑固守舊派對他百般詆毀，斥之為「漢奸」。光緒元年八月八日（１８７５年９月７日），清廷下詔命郭充任使英大臣。茲擇郭使英前後書札數通，以見其洋務見解及遭頑固派圍攻的情況。
郭嵩燾於光緒二年十月十八日（１８７６年１２月３日）自上海啟程赴英履任。行前曾致兩江總督沈葆楨二函。光緒二年正月初十（１８７６年２月４日）一函云：「京師士大夫務為虛驕，橫生議論，不一考求事理，視前二十年之見解無以易也。」又云：「彼土人才，實勝中國，為能養之而使盡其學，用之而使盡其職也。」同年十月初五（１８７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即將出發前，又致沈一函，內云：「嵩燾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里，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詆之，更不復以人數。英使且以謝過為辭，陵逼百端。衰年顛沛，乃至此極，公將何以教之？」
郭嵩燾抵倫敦後，於光緒三年二月杪（１８７７年３月）致李鴻章一長函，盛讚英國政教風俗，並痛斥中國士大夫吸食鴉片，甘心陷溺，恬不為悔。郭氏力陳鐵路、電報之利，應急圖內治以安富強之基。「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Ｇｅｏｒｇｅ）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
「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為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為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者。曾劼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
「竊以為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強之基。如此二者（指鐵路、電報———筆者注），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敝。其為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數十日乃達，聲氣常苦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驟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奸民竊發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官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即群懷踴躍之心，而道路行徑，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掩，則無慮有貪吏遏抑民氣為奸利者，此又一利也。」
「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驛道，皆平地面為之，無所鑿毀。……」
「往與寶相（即寶鋆———筆者注）論今時洋務，中堂（即李鴻章———筆者注）能見其大，丁禹生（即丁日昌———筆者注）能致其精，沈幼丹（即沈葆楨———筆者注）能盡其實，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寶相笑謂嵩燾既精且大。嵩燾答言：豈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實之功，其距幼丹尚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為南宋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
光緒三年九月初五（１８７７年１０月１１日），郭嵩燾自倫敦寄朱克敬（香蓀）一函，亦論及洋務。「往常論近日考求洋務三人。合肥伯相（李鴻章）能見其大，沈尚書（沈葆楨）能得其實，丁中丞（丁日昌）能致其精。吾於合肥及幼丹、禹生諸君無能為役。精神才力，窮極推求，亦萬不能逮。獨所及見透頂第一義，則亦有諸公所未及者。……自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百世聖人而不惑，於悠悠之毀譽何有哉！然其所以犯罵譏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國家也，非無端自取其聲名而毀滅之以為快也。」
統觀以上數函，有可注意者三事。其一，郭嵩燾在信中稱讚英國「人才實勝中國」，「政教風俗，氣象日新」。他不僅在私人信件中這樣說，而且在《使西紀程》中公開寫出類似看法。這是頑固守舊的士大夫所最不能容忍的。他們認為西方國家除「船堅炮利」一點外，其他方面都遠不如中國，終究是沒有教化的「夷狄之邦」。其二，頑固派昏庸到連輪船、火車、電報都不能容忍的地步，胡說什麼機器有害地方風水。來自頑固派的阻力很大，可於李鴻章光緒三年六月初一日夜（１８７７年７月１１日）復郭嵩燾的信中看出。信中說：「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議起，鴻章即瀝陳煤鐵礦必須開挖，電線、鐵路必應仿設，各海口必應添洋學、格致書館，以造就人才。其時文相（文祥）目笑存之，廷臣會議皆不置可否，王孝鳳、於蓮舫獨痛詆之。曾記是年冬底赴京叩謁梓宮，謁晤恭邸，極陳鐵路利益，請先試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轉輸。邸意亦以為然，謂無人敢主持。復請其乘間為兩宮言之，渠謂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從此遂絕口不談矣。」其三，郭氏認為舉朝通洋務者不過三人：李鴻章、沈葆楨和丁日昌。李見其大，沈得其實，丁致其精。他雖自謙不如以上三人，但又自信地說自己獨知其深，所見透頂第一義則是他們所不及的。這並非狂妄自大之詞，因為他能認識到西洋國家政治教化修明，自有其立國之本。這不僅是頑固派所絕對不承認的，即使是其他洋務派人士也只認可西學可以為用，而中國的封建制度和文明這個「體」則是不可動搖的根本。
《史料五講（外一種）》
齊世榮 著
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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