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私學的力量
在拱宸，讀懂中國大運河
拱墅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貢獻，一是呈現出了優秀的教育歷史，二是培養出了數量可觀的狀元、進士、舉人等國家棟樑之才，三是輸出了優秀的師資，一是擔任外地官學的教諭或訓導，二是在外地建設書院或在書院里任教。
究竟是名師出高徒，還是高徒出名師，糾結這個問題，有點像糾結「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所有名師，皆屬高徒，但所有高徒未必都善於授業解惑能勝任師者。畢竟自己掌握和教給別人，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和方法。有些人天生二項全能，有些人到老也貫通不了。因而，便需要師範學校來專門培養有意從事這一行的人才。師者之重要，在近代至少有兩個方面可印證，一是在相關章程中直接指出教師的重要性，二是重視的教師待遇。前者如「癸卯學制」，專門有「宜首先急辦師範學堂」之論述，如「造就教小學之師範生，尤為辦學堂者人手第一義」。這是清末興學校之際有識之士對師者之重要的深刻認識。後者我想引用兩則新聞來說明。其一，1929年1月9日《申報》「教育消息」刊登了「杭市小學教師待遇問題解決」的報道，將教師待遇在原薪基數上每月增加20%，年計增加金額為9600元。按此計算，則當時教師年薪基數增加到48萬元。其二，1946年3月30日《申報》「教育與體育」刊登了杭州市決定從該年3月起實行全體小學教員「薪級比照省級公務員待遇標準發給，至公糧食米，已商准省田糧處每人每月配購一石」等政策。
近代，師範為各類學校之主流，已是通識。那麼在封建社會時期，尚無專門師範學校的時候，教師群體又有誰來擔任？不妨通過拱墅明清時期的情況來做一管窺。拱墅歷史上所出進士，數量蔚為大觀，師者功不可沒。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18歲的王洪中了進士，「授行人，升給事中，以文學遷翰林院、檢討，進修撰，預修永樂大典為闈總裁，進侍講」。這是《兩浙名賢錄》第三十五卷對王洪的介紹。同書第四十七卷，又有「自幼岐嶷，英異越人，以童子廩郡庠，大為同業生所畏讓」等語。簡單來說，這是個神童。他的家就在夾城。源自明朝的運河南端「夾城八景」（又稱「湖墅八景」），便始於他筆下。他的老師之一，叫項伯藏。
據《嘉靖仁和縣誌》載：「項伯藏，字智用，仁和人，居武林門外夾城東。博學多識，辟館授徒。若翰林侍講王洪、刑部員外孫迪、壽州同知夏節、節弟筠，皆出其門。壽九十餘卒。」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講項伯藏，說他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因犯文字獄——「以詩坐法」，被割了雙耳。丁丙則認為其堪稱儒學宗師：「項翁智用數儒宗，博學耆年古道崇。館辟夾城宏教授，孫王二夏沐春風。」換言之，項伯藏是個終身業儒之人，在夾城辦過私塾。歷史上，有蒙學性質，私人所設之館、塾，一直擔當著中華文化與文字基礎教育的重任，是官學的有益補充。在中國教育史上，項伯藏這樣的宿儒，往往是地方教育中擔當啟蒙教育的蒙師。實際情況也很可能是這樣，據明人黃佐《翰林記》所載：「（王洪）及冠入郡庠，從訓導胡粹中，授《春秋》，日記數千言無遺忘，下筆為文，辭沛然有奇氣，率所事所言若老成人，粹中大器之。」可見王洪後來考入官學，師從胡粹中。不過，王洪與項伯藏關係十分要好，一生相善，既是師徒，也是往年交。
中國古人講「學而優則仕」，中了舉人不一定能進入仕途，但中了進士肯定能當官。拱墅在明清時期的教師，門下出進士最多的，要數湖墅望族——高氏家族裡的高掄印和高桂山。
據《湖墅小志》載：「高掄印，號冰芝，乾隆甲戌進士（按：此說誤。實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進士出身），即用知縣，官廣西鹿川縣。未一載而歸，設教於鄉，從游者著籍甚眾，如錢次軒觀察、魏春松侍御、姚蘅皋明府及餘姚張石蘭方伯，皆門下士也。著有《真意齋文集》行世。」錢、魏、姚三人皆進士。錢栻，字希南，號次軒，一號靜園，家居倉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入翰林，精楷法，歷任河南道御史、提督四川學政、廣西按察使等職。魏成憲，字寶臣，號春松，乾隆二十年（1755）秋九月二十六日丑時生於米市巷老屋，乾隆四十九年（1784）進士，由刑部出守揚州，後入京，仍官御史。姚禮，號蘅皋，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即用知縣，官福建長汀縣、廣西容縣，皆有政聲。
富義倉內孔子像。曾為物質糧倉的富義倉，今人用之為精神糧倉
姚禮與高桂山是莫逆之交。舊時左侯廟有一副對聯：「千萬人粟待輸秦，樂善好施，在昔仁聲著吳越；八百載橋猶姓左，春祈秋報，至今遺愛頌蒼黎。」作者就是高桂山。其門下所出進士有魏大綱、黃安綬、金子梅。魏大綱，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為人彬彬儒雅，篤孝友，尤尚氣節，有東漢遺風。黃安綬，原名廷綬，號蒨園，是高桂山最得意門生，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官編修，充國史館提調近十年，編成《兩浙科名錄》。金鈞，字子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咸豐六年（1856）充會試房考官、殿撰。《湖墅小志》云：「翁叔平同龢，其得意門生也。生平性耿直，任京秩二十餘年，一貧如洗。官御史，風聞必奏，一時有『鐵面御史』之稱。」
對仕途失望或官場失意而退守學宮、熱心講壇，以傳承文化學術為終身職志者，歷代私學先生群體中比比皆是。高掄印和高桂山均屬此類。高掄印中進士後，官未滿一年遂辭職不幹，回鄉設教。高桂山，雖「文壇馳盛名，阮文達撫浙時，月課三書院，有武林翹楚之譽」，但40歲不到，就放棄舉業。《湖墅小志》稱其「年未強仕，絕意科名，專以傳道授徒為己任。及門中之得優拔掇巍科入詞林者，比比數也。而一生安貧樂道，處之怡然」。除了「二高」，就《湖墅小志》所載，還有兩位私學名士也反映出這種現象。一位是高桂山的老師顧秋嵐，「老諸生。精於堪輿。家極貧，坐冷板凳（按：私塾先生的別稱）為生。學問淵博，門下通籍者多」。另一位是陳瀾，字文江，少孤，力學，「中年絕意進取，隱居教授，以束脩自給。湖墅列賢書鵲起，出其門下者居多……同人皆敬佩之。」有司曾邀請他擔任官學教官，「以老疾辭不赴」。年老多病，不過是個借口。實際上，陳瀾活到了83歲。湖墅接待寺內文昌閣即由陳瀾、孫以榮等人創建。
儒家追崇「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甘於林下、行教鄉里者，又往往是品性耿介、特立獨行的飽學之士，他們以「道」為最高理想，潛心學問。例如家住墅北三寶地的虞鈖及其門生沈增、傅琦、施相、梁棟、顧自俊、秦雲爽等。這些人，生逢明清易代，目睹過「邦亂」，有魏晉之風。他們之間不是基礎教育的師徒關係，而是志於「道」的交遊與授受，一種高等教育關係。再如沈晴山父子，「沈君芹田，與其弟臞民，得尊甫晴山先生之傳，深於詩學。杜門清課，人罕知之。而王丈茨檐移家北郭，與先生並屋而居，詩簡往複，人始聞而慕之」。又如沈昀兄弟，《北郭詩帳》載：「沈昀，字郎思，初名蘭先，字甸華。……年十六，入郡庠。甲申，年二十七，棄舉業，攻詩古文，與弟蘭成自相師友，以考究性命為務。……室無容榻，桁無懸衣。披帙覽書，凝坐終日。」功名可以偶然得，學問文章雖與天性稟賦相關，卻必得濡染熏陶於父兄、師友之教。因而，諸如虞鈖師生，沈晴山父子、沈昀兄弟等人的這種追求學問、自相師友、以讀書為樂的現象，對運河南端地域精神的形成有不可磨滅的影響。而這種精神既與中國士人自先秦以來的隱逸文化一脈相承，也是運河南端地方文化特色之一，即隱逸而教，並由此形成圈子，況如《湖墅小志》所云：「河塍，近北新關，……國初時，遺老半隱乎此。」
當然，「二高」也好，「虞沈」也罷，無論是哪種隱居教授，絕意進取的情況，都體現出此類的湖墅士人精神，即處世不能立功立德，隱逸也要實現立言的人生不朽理想；也反映出古代教師不僅是傳授知識的人，又是「聖賢文化」的代言人，甚而他們所發揮的精神領袖的職能，要遠大於他們所承擔的教授知識的職能。因而，他們在從事教學活動和個人文學藝術創作的同時，也締造了地域景觀文化，對地域文脈的接續和傳承有著深遠的影響。只可惜，他們的著述留傳者，少得可憐。
若以題金榜之名次，為學生成績之高下而論，那麼學生成績最好的老師當屬魏士龍。他門下出了狀元鍾駿聲和探花馮培元。但因為鍾駿聲也在另一位老師，即在鍾古春門下學習過，而鍾古春門下又曾出過一位金殿傳臚，即周蘭，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二甲第一名，總榜排名在探花張之洞後，位居第四。所以，鍾古春與魏士龍實在不相伯仲。鍾駿聲，字雨辰，是清代浙江最後一位狀元。馮培元，字因伯，號小亭，家居余塘巷口，幼孤，家赤貧，讀書十分刻苦，「就母案，共燈火，書聲與刀尺聲常達旦，年十三盡通群經」，後得魏倉伯之助，入宗文義塾。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榜眼。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與同鄉蔡念慈一起入值南書房。咸豐二年（1852），督湖北學政。同年12月，太平軍攻打武昌，馮培元與同僚、家丁力戰守城，終不敵，投井殉節。母親對於馮培元的教育，有兩件事至今令世人感佩。其一，馮培元本想把母親接到武昌奉養，後聽說太平軍已打過來，又派人追去阻止。此際，馮母派人帶了句話給他：「見危授命，臨大節不可奪也！其遵吾訓。」其二，馮母在家聽到噩耗，對馮培元妻說：「兒能嬰城殉節，乃不辱我家，否則為世大詬。」後來，咸豐帝降旨，追贈馮培元侍郎銜，授騎都尉世職，賜謚「文介」。
雜學鏡像
湖墅史上有名的建築養素園、西峴園、文昌閣、左侯廟、文武帝殿等，均毀於太平軍之戰火。運河南端拱墅境內在清代因太平軍而喪命者亦不計其數。進士這個群體，除了馮培元，還有張洵全家、劉鍾祥、鍾世耀等。其他士子如舉人聞鏊、陸振藻，副貢沈惇復，諸生李兆元，增貢錢雍夫妻、鄭士雯夫妻等。私學教師，則有陳垣（鍾雨辰之友）、陸夢芝、陳壽椿、魏謙升、鍾古春等。《湖墅小志》言：魏謙升「罵賊以死，謂『我亦校官職也，萬不可以苟活』雲」。同書載鍾古春事迹：「鍾古春先生鳳書，仁和歲貢，就直隸州州判職，以通儒見稱於時。設教里門……殉辛酉難。著作散佚。」該書作者高鵬年，也是鍾古春的學生。高鵬年的另一位老師是俞樾。據說高鵬年出生之前，其家人曾夢見袁枚。因此，湘軍水師首領彭玉麟賀高鵬年五十歲壽之聯，云：「隨園後身，曲園高弟；嚴江學博，錢江詩人。」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卷七載有一則鍾古春的故事：
仁和鍾古春明經鳳書，生平頗多善行。咸豐辛酉歲，杭城再陷，死之，其二子皆陷於賊。次子登甫孝廉世培，時年甫十二，為賊所脅，已出城十餘里，賊以其年幼力弱，棄之於途。是夜宿郵亭中，若有人推其背曰：「速行，速行！」登甫驚起，而昏黑不辨南北，其前隱隱有燈光，遂從之行。天明，至北新關，其地有吳姓者，知其為明經之子，收養於家。亂定後，於光緒元年中式副榜，次年登賢書。杭之人咸嘆：「善人之有後也。」
科舉制度始於隋大業中，在唐代，縉紳雖位極人臣，但不是進士出身的話，終究是人生遺憾，也會為人輕視。《唐摭言》云：「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因此，趙嘏有詩句：「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50歲考上進士還算是年輕的，這話於今聽來依然令人驚心動魄。古時多少讀書人一生經營舉業，皓首窮經，老死之際也不過只取得一個童生資格。魏士龍中舉時，便已經60歲。梁啟超《公車上書請變通科舉折》云：「邑聚千數百童生，而擢十數人為生員；省聚萬數千生員，而拔百數十人為舉人；天下聚數千舉人，而拔百數人為進士；復於百數進士，而拔數十人入翰林，此其選之精也。然內政外交，治兵理財，無一能舉者。則以科舉之試，以詩文楷法取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故也。」從中我們既要看到應試教育的弊端，也應該看到湖墅學子在當時能夠脫穎而出之不易。而這種不易，又恰恰凸顯了湖墅私學教育在當時的高水準。
簡單點說，私學教育包括家傳與師授兩種形式。拱墅歷史上的私學先生，有些人自己開館授徒，有些人到別人家的私塾里任教；有一部分，既對外收徒，也課家族子弟。如高桂山，課弟如嚴師。如家居珠兒潭，嘉慶丁卯舉人張錦，「日惟手一卷書，親課其侄」。如「晚歲白髮飄然，望之為神仙中人」的沈惇復，曾在項姓家處館數十年。亦有外來的教職，如王曾祥（字麟征，號茨檐），因「中年館王澹和家，課其子，遂移居北郭」。如長沙人顧少卿（名曾，字駿文）曾在蔡念慈家的私塾任教，蔡念慈即是他的學生。《湖墅雜詩》作者魏標，字書青，號古愚，也是私學先生。
丁丙的《北郭詩帳》、魏標的《湖墅雜詩》、高鵬年的《湖墅小志》，是了解運河南端歷史的入門讀本，也是密碼本。從這些文獻中，可以了解到這是個學風濃郁、底蘊深厚、注重傳承、教育發達的地區。而文人之間競相為本土著書立說的現象，又折射出此地人們主動參與以文、以史育人的社會風尚的構建。在丁、魏、高三人之著作中，運河南端明清兩代私學先生的身影比比皆是。在閱讀中見及此類資料，我常想起童稚時聽到的一句話：「有狀元學生，無狀元老師。」於今思之，此話大約有三種意義。第一，讀書用功要靠自己。第二，狀元老師恐怕沒有時間做誨人不倦的基礎教育之事，如果有，那也是帝師或退休後乾的事。第三，正是樂道不仕或科舉落第或功名不高的普通士子，撐起了中國古代教育這一片天。實際上，這個道理，於今也仍然適用。何止能中進士者，鳳毛麟角，就是中個秀才，都十分艱難。從某種意義上講，教育發達的最大成果，應是培養出一大批綜合素質高的普通人。因為這些人，是整個社會的基礎，是載舟之水。就科舉制度下的時代而言，下層士子的水平才是當地社會文化的綜合水平，才是一個地方人民的精氣神。興辦私學，師資是主要條件。歷史上拱墅地區的私學之所以發達，除了中進士者甘于歸鄉當老師，還因大量有知識、有文化的中下層士人投身其中，或純粹從事私學教育活動，或遊走於私學和官學之間。
私學在中國教育史上，起源很早，影響很大。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大多是以私學的形式開展教育活動。中國古代私學先生群體，一般可分為五個層次人員，即業儒者、生員、五貢、舉人、進士。湖墅亦不例外。業儒者如項伯藏，進士如高掄印，諸生如顧秋嵐和高桂山師生，舉人如魏士龍。五貢是恩貢、拔貢、副貢、歲貢和優貢的統稱。鍾古春便是歲貢出身。家居墅北秉祥巷、副貢出身的周由厚（號樹萱），也是一位十分有名的私學教師。《湖墅小志》云：「授徒數十年，及門通籍者極多。著《思睿齋文稿》，海內盛行。是科中，卷房師某決為名宿，副考官得之擊節，以為足可壓榜。商之正考官，請其定元，而不料元早定矣。謂置之第二名如何，副考官曰：『是乃一名手，的是名元。今科不領解，以待來科。』遂置副車第一。及揭曉，是科解元乃其門下汪雨園宮詹也，一時播為美談。」 汪潤之，號雨園，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恩科解元，嘉慶六年（1801）辛酉進士，曾官少詹事，雲南學政、福建學政，著有《漱藝堂詩稿》。其妻潘素心，字虛白，號若耶女史，為清代著名女詩人，袁枚女弟子。
繁忙依舊運河南
《湖墅小志》載：「蔣成，號曉窗，嘉慶戊寅舉人。官瑞安教諭。」又家居枯樹灣的「黃鐵年先生超，吾友紫卿孝廉子言茂才祖也，以廩貢官金華教諭。……儒林課士，以實行，身先表率，學校宗之，大有胡安定吳興設教風」，又「周炳勛，號竹年，由厚子，道光丁酉副貢。官太平教諭，以敦品立志訓士。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浮靡之習，讀書人所當深戒也。』一時風教大行，司鐸近二十年，學校中奉為典型」。高鵬年本人也曾任過桐廬教諭和紫陽書院的監理。拱墅清代知識分子中，以五貢出身任教職，後擔任紫陽書院監理的還有沈藻鳳。
書院，是中國私學發展史上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教育機構，也是中華文化的特色。胡適曾言：「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書院的特徵、價值和歷史貢獻，可從胡適的話中略窺一二。拱墅的知識分子十分重視書院的作用和價值，主要表現在登第為官時建設書院，致仕之後掌教書院。蔡共武在瓊州和廣州任上，先後捐俸修建瓊台書院、越華書院。沈萬春擔任陳州知州時創建與言書院，張鳴鶚捐金修葺泰州泰山書院。黃汝亨在南昌遷建鍾陵書院，其後代則於武林門外東馬塍北開闢廣仁義塾，「即其居開塾，聚書其中，供四方來學者閱誦」。而魏成憲、錢栻則前後任擔任過廣州粵秀書院的山長。錢栻致仕後，並未回到運河南端，而是到揚州掌教梅花書院。進士群體在任上掌教書院的情況並不多，一般都是在致仕之後。金甡、張鑒（號靜軒）、趙大鯨之掌教萬松書院（敷文書院），亦屬此類。而與錢栻情況類似的，還有道光年間以杭嘉湖道致仕，僑寓倉基，掌教敷文書院的陳厚甫。
綜合私學先生們的履歷，又可得出拱墅歷史上私學教育的三種特徵。第一，絕意進取開館授業。第二，是一邊追求科舉一邊授業。第三，致仕後授業。同時，這也使呈現了拱墅歷史上知識分子的品格風貌：他們進則為官，退則為紳，出則利民，歸則利鄉。無論是告老還鄉的進士們還是僑寓而居的鄉紳，他們文化層次高、富才多識、歷練老成、交遊廣泛，回鄉後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建設與發展。拱墅傳統私學發達的現象，再次印證了這樣一種關係：運河南端自古以來經濟富裕的優勢，推動了當地教育的發展，教育的發達又反哺促進了經濟的繁榮。這種良性循環的互為生成關係，是拱墅在明清時期教育能處於領先地位的客觀條件，孕育了運河南端長期以來的良好學風。
原載於《拱宸》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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