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守望的詩性邏輯——中國「文化詩學」與英美「文化研究」的比照探討
文化守望的詩性邏輯
——中國「文化詩學」與英美「文化研究」的比照探討
黃春燕
[摘 要] 本文追索中國「文化詩學」與英美「文化研究」的錯雜關係，在比照研究的基礎上，對中國語境中「文化詩學」的內在精神作進一步探討。從文化的視野觀照文學，中國「文化詩學」從英美「文化研究」中收穫了啟迪，不過，「文化研究」的文化概念致力於對現實範式的去蔽和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帶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意圖；中國語境中的「文化詩學」則著眼於符號學的文化概念，更多從人類學研究的視角切入。就「文本」而言，在「文化研究」視野中，文化是與每一個「日常」表徵相關的生活方式，以跨學科視角解讀紛繁多樣的社會文本，是「文化研究」的一項策略；在「文化詩學」研究領域，對詩學傳統的守護是堅定的，但受「文化研究」文本策略的影響，「文化詩學」的倡導與實踐者也開始重新思考文學文本的範圍問題。就指向而言，「文化研究」以強烈的參與熱情介入公共領域，力圖通過建構一套文化闡釋話語而獲得公共話語的中心地位；「文化詩學」則致力於將詩性精神貫注於詩學研究，將文學文本從「日常」文本中分離出來，指向精神空間的非物質性追求。
[關鍵詞] 文化詩學；文化研究；文學文本；日常生活；精神空間；公共領域
在電子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圖像與影像引人注目，瀏覽式快速閱讀盛行，文字所能引發的想像力日漸衰退。當語言的信息傳遞功能被無限放大，文學的詩性之光漸漸被遮蔽。中國的文學研究者應當都還記得美國學者J·希利斯·米勒在本世紀初提出的問題：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米勒列舉了新的電信時代的三個後果：民族獨立國家自治權力的衰落或者說減弱、新的電子社區或者說網上社區的出現和發展、可能出現的將會導致感知經驗變異的全新的人類感受。他注意到網路人類對文學的遠離甚至拒絕，討論了媒介與意識形態的關係。無論其提出問題的初衷何在，文章結束部分的一段表述是耐人尋味的：「文學研究從來就沒有正當時的時候，無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不管是在過去冷戰時期的文學，還是現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學，文學只是符號體系中一種成分的稱謂，不管它是以什麼樣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現，任何形式下的大學院所共同的、有組織的、講究實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這種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樣，作為理性盛宴上一個使人難堪、或者令人警醒的遊盪的魂靈。」
在這個崇拜技術、崇尚效益的時代，研究文學是令人尷尬的，但是理性的盛宴上又確實需要文學研究這個「令人警醒的遊盪的魂靈」。近十多年來，國內學界一直在討論文學研究的方向何在，並積極尋找文學研究新的生長點，有關「文化詩學」的探討便在這種語境下持續深入。這裡我們所談的是中國語境中的「文化詩學」，它與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具有一定關聯，但相比而言，它與英美「文化研究」的關係更耐人尋味，中國「文化詩學」的倡導者曾提出「文化詩學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當代性的文學理論」。中國的「文化詩學」植根於中國的現實土壤，是針對中國當下現實問題而在詩學領域作出的回應。在中國語境中，諸如「文化」「詩」這類詞總有種悠遠而難言的意味，故而，在其倡導者心目中，「文化詩學」是關乎「詩情畫意」的，從其理論意蘊也不難看出其審美追求。但在如今這樣一個東西方交往頻繁、理論言說歡騰的時代，西方語境中的理論範疇必然帶來新的衝擊，與我們的理論話語產生碰撞，創生出新的觀念。中國的「文化詩學」就是這種學術背景下的產物，本文擬追索中國「文化詩學」與英美「文化研究」的錯雜關係，對兩者進行比照研究，希望有助於對中國語境中「文化詩學」內在精神的把握。
一、不同視野中的「文化」概念
自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國伯明翰學派的雷蒙·威廉斯在其著名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聯接了「文化」與「整體生活方式」，「文化」就成了一個似乎可以自由指意的範疇。在後來「文化研究」的實際運用中，文化的「社會」定義幾乎遮蔽（亦或說是涵蓋）了「理想的」和「文獻式的」文化定義。在「文化研究」領域，對文化與現實制度指涉關係的重視愈益大於對它與歷史傳統親緣關係的追尋。而且，這種闡釋文化的視野最初來源於文學研究。無疑，這使人們觀照文學的目光變得深廣而犀利，同時又展現了文學研究對整體生活方式考察的貢獻。當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及後工業社會的圖景共生於世紀之交的中國，物質追求引發的「文明」與「頹敗」的交織滲入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文學自不例外。於是，學者們開始了行動，「人文關懷」的呼喊響徹一時。隨之，對「人文精神」的探求開始由情感上的呼喚沉落至更為具體的學術研究層面。此前刻意與政治保持距離的「內部研究」顯然無法揭示此時文學活動的新境況，「文化研究」為中國的文學理論工作者提供了借鑒。文學活動的現實必然與「整個生活方式」相關聯，「文化詩學」的倡導者認為應將當下中國的文學活動置於整體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以發掘出更為寬廣、更為貼近現實的意義。
從文化的視野觀照文學，中國「文化詩學」從「文化研究」中收穫了啟迪，但在對於「文化」的理解上，二者的差異卻是不應被忽視的。儘管在「文化研究」領域，對「文化」的理解並不一致，但在其視域中，「文化」對「整體生活方式」的意指大多落在現實制度範式這一點上。從早先的關鍵詞「工業」「民主」「階級」「藝術」到後來的「階級」「種族」「性別」，「文化研究」始終致力於對現實範式的去蔽和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帶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意圖。中國語境中的「文化詩學」則著眼於符號學的文化概念，將文學視為文化的一種樣式，探尋人的精神追求在文學中的展現，更多是從人類學研究的視角切入。在文學與其它文化形態的關係探求中，中國「文化詩學」旨在揭示各種文化形態在文學中的審美呈現，從對作品語言的細緻分析入手，以情感為中介，開掘深藏於作品中的文化意蘊。從「內部研究」中揭示的文化內涵指向紛紜交錯的外部世界，特定時期的整個生活方式在對文學的考察中得以展現。反映於作品中的整個生活方式並非原初的狀態，而是經過了審美化的藝術圖景，「文化詩學」的任務之一就是揭示藝術世界中的文化圖景對現實世界整體生活方式符號化的精神指向。
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早期著作力圖通過對文化的考察揭示「整體生活方式」，但在其後的發展中，也就是斯圖亞特·霍爾所謂的「文化主義」範式線索被「結構主義」景觀的出現打斷後，尤其是「文化研究」跨洋過海傳到美國後，「整體」便成了一種背景性的概念，實際的文化指涉則轉向非中心化的「經驗」及多元的「無意識」。對「意識形態」結構的預設性認定將整個生活方式拆解為結構性的文化碎片，進而在碎片中揭示整體生活方式的經驗斷裂與無意識牢籠。或許正如雷蒙·威廉斯對「歷史」一詞所作的闡釋：「History這個詞保有其廣泛意涵，它通過不同層面，將知識——一大部分的可知的過去以及幾乎每種可以想像的未來——傳授或顯示給我們。」在「文化研究」領域，對「文化」的理解與闡釋是一個歷史的策略，它是伴隨著對「工業社會」的審視、質疑、批判反思等而採取的視角。意欲從「工業社會」的制度範式中揭示「民主」與「階級」的內涵，必然將觀審視角轉向「日常」的生活方式，而從「理想的」及「文獻式」的文化定義走向「社會的」文化定義。但在威廉斯那裡，其它文化定義的價值並未被否定，只是在特定的「當下」，與特定價值追求相關聯的文化闡釋必須將整個生活方式納入其考察視野。正如脫離了對圖書市場與新聞業發展史的考察，Q.D.利維斯就不可能對小說與閱讀公眾的關係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離開了對「日常」的生活方式的觀照，新左派人士就難以對工人階級的誕生與生存境況作出精闢的分析。
中國「文化詩學」則在人類生存境遇的追問中守望文化的精神指向，「文化詩學」所指謂的「文化」不僅展示為詩學闡釋的歷史語境，同時也蘊藏著深厚的歷史積澱。力圖在詩學研究中貫注現實關懷精神，中國「文化詩學」自然不能忽視對個體生命情狀的矚目和對人類整體生存境況的關懷，「整體生活方式」的意義體現在詩學探究的文化語境中。不過，「文化詩學」對個體生命的矚目更多聚焦於精神世界，而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關懷也通過對其符號化的審美活動的考察、探究加以體現。曾有研究者指出這樣的詩學具有「去政治化」的特徵，認為：「中國文化詩學延續著1980年代以來對社會政治詩學的恐懼，在一定程度上迴避詩學的政治維度。」對於「文化研究」而言，對整體生活方式的注視與分析是其社會介入與批判的基礎。而對於「文化詩學」而言，現實關懷則是其據以展開詩學探究的基礎，體現於中國詩學傳統中的「文化」觀念積澱為無意識而自然地傳承於詩學研究中，絕非自覺地運用一種有意識的定義而能替代，這也使當下「文化詩學」據以展開研究的歷史文化語境有別於過去的社會歷史背景，這或多或少也反映出中國文化詩學強調倫理而疏離政治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詩學」倒是與「文化研究」的先驅馬修·阿諾德及F.R.利維斯的文化觀念不無相通之處。在評價簡·奧斯丁時，利維斯認為正是強烈的道德關懷奠定了簡·奧斯丁英國小說偉大傳統奠基人的地位，指出：「她努力要在自己的藝術中對感覺到的種種道德緊張關係有個更加充分的認識，努力要了解為了生活她該如何處置它們，在此過程中，聰穎而嚴肅的她便得以把一己的這些感覺非個人化了。」無論是馬修·阿諾德對美與智的「完全」的追求，還是F.R.利維斯對體現道德關係和人性意識關懷的文學偉大傳統的歌贊，都力圖將一種精神理想賦予帶有懷舊意味的文化觀念，雖然其中傲慢的精英意識受到了來自「文化研究」主將的有力批判。
二、文學文本或日常生活
從「整個生活方式」著眼而對文化加以考察，「文化研究」展現為一種積極介入現實的姿態。無論是對「工業社會」還是其後對「後工業社會」的文化考察都體現出「文化研究」質疑與改造現實制度範式的激情，從對工業、民主、階級、藝術的考察，到對階級、種族、性別的關注，都指向對資本主義文化秩序的批判。鑒於這一出發點，「文化研究」逐漸體現出這樣一種思維邏輯：自西方世界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尤其是進入所謂後工業社會以來，整個生活方式就貫穿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無意識滲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被「編碼」為無孔不入的信息滲入整體性的文化現實，而且這種意識形態還通過一種更為隱蔽的殖民方式滲入其它國家和地區。面對這種社會現實，「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對各種信息進行「解碼」。那麼，整個生活方式中的一切都可能是據以展開研究的「文本」，從《達拉斯》到麥當娜，從政治演說到「芭比」，乃至於建築、廣告、美容、社會事件等等，但凡與「日常」的生活方式相關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化研究」的「文本」。因為大到戰爭與選舉，小到時裝與玩具都可能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編碼的載體，其中包含著關於階級、種族與性別關係命定的二元對立，必須經過「解碼」的過程，揭示「真實」，「文本」解讀的發展邏輯就是解構意識形態結構的固有範式。
在「文化研究」視野中，文化已不再僅僅是帶有精英情結的與「完美」相關的人類歷史文明的碩果，而是與每一個「日常」表徵相關的生活方式，如果僅僅將「文本」局限於傳統的文學領域，將無法揭示複雜多樣的整體社會生活，步出文學研究的領地，以跨學科的視角解讀紛繁多樣的社會文本，是「文化研究」的又一策略，這一策略甚至指向對傳統學科分類的質疑與反叛，並將學術研究引向公共領域。既然「文化」不再是少數人的高貴財富，那麼，「文本」也就不必限於高雅殿堂上的經典文學作品。幾乎每一個接受讀解的文本都被發現了經過編碼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文化計謀通過大眾文化影響著被統治者的思維模式。警惕者通過文本讀解出大眾文化的強大威力和「大眾」意識的盲目屈從；樂觀者除了在文本受眾中看到了「順從」，還在其中發現了「協商」和「對抗」。這種讀解文本的謀略，與其說是一種「研究」，更毋寧說是一種革命的「姿態」。
相比而言，中國「文化詩學」也將現實關懷作為展開學術研究的基礎，甚至「文化詩學」的提出就是對當下精神生活狀況作出的回應，但其倡導和實踐者們並不贊同直接參与文學活動之外的公共話題。在「文化詩學」研究領域，對詩學傳統的守護是堅定的。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及賀拉斯的《詩藝》起，「詩」就被作為「文學」的代稱，「詩學」基本也就是關於文學理論的研究。在中國，「詩」曾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負載著「文化」的深重意義，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或詩的變體）統治著文學的領地，整個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大量篇幅都被詩論佔據著，直到明清才發生了比較深刻的變化。「文化詩學」所指謂的「詩學」就是文學理論，所以「文化詩學」所針對的文本基本是文學文本（作品與理論）。不過，既然是在文化的視野中考察，文學研究就不僅僅是一種關於文本的「內部研究」，而是打通「內部」與「外部」，考察文本產生的歷史語境，挖掘文本反映的文化現實，追索文本意義的生成時空，也就是研究圍繞文學文本而產生的整個文學活動過程和「文化」對文學建構過程的參與。一方面竭力追索文學文本的文化語境，另一方面還要探究文化語境對文本產生與意義生成的影響、文化語境對文本內容與形式的規限、文化現實在文本中的反映形態、作為文化載體的文本與其它文化形態的關係，以及相對其它文化形態而言，文化在文學文本中的特殊呈現、文學文本在總體文化中的特殊價值。概而言之，「文化詩學」關注文本的形式、語言等內部問題，其對「文學性」的探究又關聯著社會心理和時代趣味等外部問題。「文化詩學」重視文化語境的考察，但其對文學文本的外部研究又始終關聯著文學的審美特性。故而曾有研究者將「現實性品格」與「審美性品格」比作「文化詩學」的兩個輪子。
應當承認，「文化研究」對「大眾文化」的興趣也為「文化詩學」的文本觀念注入了新的內容。「文化研究」所標榜的平民立場對於矯正中國語境中來源於「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判理論的過於濃重的精英立場是有意義的，雖然「文化研究」也未能全然避免對「大眾」識別能力的低估，或不無盲目地陷入民粹主義的狂熱。雖然「文化詩學」的倡導與實踐者無意如「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者一般熱情介入公共話題，但也開始重新思考研究對象的範圍問題。除了經典的文本之外，那些新興的或一向被認為是邊緣性的文本是否應該納入文學理論的研究領域呢？評判「經典」的標準又具有怎樣的歷史性？這是「文化詩學」領域尚在探討的話題。不過，中國的「文化詩學」研究者終究更傾向於在文學文本中探尋社會文化網路的錯綜關係，甚至將「文化詩學」視為一種批評實踐，提出：「與其說文化詩學是一種體系化的批評理論，還不如說文化詩學是一種隱含著特定的『系統哲學』的批評實踐，也就是說，是一種闡釋性的文化實踐，其生命力正在於對文學文本所提供的開放性、對話性、富有生命力的闡釋過程。」換個角度來看，對文學文本中所暗含的複雜社會權力關係的探尋，在「去政治化」的表象中也還是暗含著不盡的言外之意。
三、精神空間與公共領域
「文化研究」以強烈的參與熱情介入公共領域，力圖通過建構一套文化闡釋話語而獲得公共話語的中心地位，「階級」「種族」「性別」是這個話語系統的中心。無論廣告、玩具還是肥皂劇都可以被讀解為經過了編碼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文化研究」的任務就是對形形色色的文本進行解碼，揭示出其中暗含的階級壓制、種族偏見和性別歧視。如果視「大眾」為資本主義文化計謀順從的被動接受者，那麼「文化研究」就要為其去魅，向其揭示被遮蔽的真相。如果分析出「大眾」在接受過程中的協商與對抗態度，則有必要將這種革命的無意識點破，使其成為一種政治的自覺。在《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一文中，理查德·約翰生直接提出：「文本在文化形式中只是一個手段；嚴格說來，它只是一種原材料，由此特定的形式（如敘事，意識形態問題框架，表達方式，主體位置等）可以抽象出來。它也可能構成一個更大的話語領域的一部分，或在其他社會空間里有規律地出現的形式的綜合。但是，在我看來，文化研究的最終目標並不是文本，而是在每一流通時刻的主體形式的社會生活，包括它們的文本體現。」根據這種理解，紛繁多樣的文本，其作為某一類文本的特性要求顯得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些文本為公共話語範式的建構提供了豐富的資源，為文化（更毋寧說是政治）批判提供了雄辯的證據。「法蘭克福」學派曾極力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對物的崇拜和對利益的無度追逐在英美「文化研究」視野中日益變得淡漠了，「法蘭克福」學派雄心勃勃的以藝術和烏托邦精神作為支撐的文化建構方案淹沒在英美「文化研究」的政治激情中。
「文化研究」意圖將現存制度範式的二元對立消解在意識中，以激發起現實消解的行動力量，對公共領域中心地位的趨向揭示出啟蒙「大眾」的無意識。指向對現實制度範式的質疑與批判，行動的熱情支配著讀解與闡釋的話語和邏輯，也許「文化研究」就是要以闡釋者而不是立法者的姿態出現在公共領域的中心，建構性想像的貧乏構成了其憤世嫉俗的話語基調。
中國「文化詩學」無意趨向公共領域的中心，研究者們堅守詩學領地，力圖在並不熱鬧的文本讀解中揭示社會文化的真實。這是一種「詩性」的選擇，恐怕也跟「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痛苦記憶有關。既然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那麼各種文化形態都可以折射出總體性的文化境況。「文化詩學」拒絕將物質現實與精神表徵視為同質的文化，「文化詩學」之所以是一個「美麗」的名字，除了「文化」「詩」這類字眼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的不盡之意外，還因為「文化詩學」將一種詩性精神貫注進詩學研究中，寄寓美麗的烏托邦追求於人類的精神世界。
在「文化詩學」研究領域，文本的詩性價值與精神建構意義是文本探究的重要意旨，其對文化的意義也正體現在精神指向上。在斷殘的文化碎片上，「文化詩學」依然希望在對審美活動的考察中向世人傳達一份詩意棲居的渴望。將文學文本從「日常」文本中分離出來，指向精神空間的非物質性追求，「文化詩學」試圖以精神的非功利力量對抗社會現實中令人憂慮的拜物性，而且堅信對審美的追求是人類生命力的自然狀態，這種追求並不曾泯滅在碎片堆積的現實欲求中，它只是在巨大的「物」的壓力下變得沉默了，「文化詩學」就是要激活那沉默的生命力，轉變非自然的生命狀態，恢復其本真的情狀。同時，在本真的生命追求中復原「物」的自然狀態，使我們注視「物」的目光不再貪婪。曾有學者表示，在文化研究的基礎上積極倡導「文化詩學」並進行理論探討，「是中國學人在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上，希望通過融貫、整合中西文化成果來進行的一次理論探索與創造。」也許「文化詩學」帶有濃厚的理想化色彩，其對人類精神力量的信賴也可能令人疑惑，但在「文化詩學」的邏輯中，這一切恰恰是基於現實關懷之上的指向。
（本文刊於《文化與詩學》2016年第2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1月。）
參考文獻：
1 [美]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國榮譯，《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
2 童慶炳：《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文學評論》2001年第6期。
3 童慶炳、馬新國：《文化詩學芻議》，《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
4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Anchor Book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0, pp.xiv-xvii.
5 [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劉建基譯，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07頁。
6 吳海清：《文化詩學的批判性和實踐性——當代中西文化詩學反思》，《文藝爭鳴》2012年第4期。
7 [英]F.R.利維斯：《偉大的傳統》，袁偉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1-12頁。
8 Stuart Hall: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Simon During, Routledge, Tai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p.516-517.
9 趙勇：《「文化詩學」的兩個輪子——論童慶炳的「文化詩學」構想》，《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10 陳太勝：《走向文化詩學的中國現代詩學》，《文學評論》2001年第6期。
11 理查德·約翰生：《究竟什麼是文化研究》，陳永國譯，《文化研究讀本》，羅鋼、劉象愚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頁。
12 劉慶璋：《文化詩學學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國第一次文化詩學學術研討會》，《文史哲》2001年第3期。
作者簡介：
黃春燕，江蘇南京人，文學博士，現任教於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主要致力於明清江南文化研究和中西比較詩學研究。有專著《李漁戲曲敘事觀念研究》、合著《審美人類學的西方理論視野》，在《清華大學學報》《學術研究》《當代文壇》《浙江社會科學》《首都師範大學學報》《民族藝術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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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耿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