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大戰革命黨
本文原載於騰訊網2011年《轉型中國1864-1949》第43期，作者諶旭彬，原題《1906「中國向何處去」大論戰》。
梁啟超
1905年到1907年，梁啟超依託《新民叢報》，以一人之力，對抗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及其主持的《民報》，最終演變成一場「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論戰。後世慣於將這場論戰概括為「要改良還是要革命」，並慣稱「革命派取得了論戰的勝利」。但這種理解，恰恰是對這場關係中國歷史未來走向甚巨的論戰的最大誤解。
緣起：梁啟超新大陸遊歷歸來，放棄革命主張
論戰的緣起，與梁啟超自新大陸遊歷歸來之後，思想上的轉變有關係。庚子年前後，梁氏高呼革命，一度與孫中山走得極近；但新大陸之行，讓梁氏對國民的政治素養產生了嚴重的懷疑——梁氏觀察到：舊金山的華人文明程度遠較國內華人要高得多，而且身處美國這樣先進的共和政體之下，結果仍然「猶不能達文明之境」，而終日墮落於宗法的壓迫和堂口的血斗。在梁氏看來，「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於舊金山之華人者」。
梁氏由此得出一種結論：華人目前「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共和政體萬不可行於今日之中國，因為「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如欲強制推行共和政體，其結果將不堪設想：「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不得自由而得專制」。對國民素質的悲觀——「若夫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乏自治之習慣，復不識團體之公益，惟知持個人主義以各營其私」——讓梁氏對革命與共和產生了懷疑。
1903年10月，梁氏自新大陸回國，絕口不再倡言革命，而將主要精力轉向對國民進行「思想啟蒙」，尤其注重啟發國民的「愛國心」、「團結力」和「尚武」精神；同時，在政治上則不遺餘力地提倡「緩進」——在當日，梁氏有著孫中山等人無法比擬的「青年導師」的社會影響力，其政見的這種轉變，對以「激進」為主旨的革命黨而言，無論如何，不能不說是一種沉重的打擊。為免青年之銳氣因梁氏的言論而受挫，為免本就弱小的革命力量因梁氏的言論而消解，革命黨別無選擇，唯有集中全部精英力量，在輿論上對梁氏形成圍剿。
1905到1907年間，革命黨傾巢出動，孫中山、胡漢民、汪兆銘、朱執信等均親自披掛上陣，與梁啟超作了長達三年的車輪論戰。雙方論戰文字，合計逾百萬言。此一論戰，其初衷不過是革命黨欲消除梁啟超之言論對革命的消極作用，但隨著論戰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命題被納入論戰當中，可以說，此後中國百餘年來所面臨的所有重大政治命題，都在此次論戰中得到了深入的討論。國民的政治素質，也因此次論戰，而得到了極大程度的提高，其啟蒙作用，較之日後的「五四運動」，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正如徐佛蘇當日評價：
「乃不意當國亡種滅千鈞一髮之危機，而有貴報（新民叢報）與某報（民報）之政論，放一奇光異彩，於今日磷火青青陰氣沉沉之中，其沉鬱孤諒之血忱，精興溥博之論據，誠足以開我我國千年來政治學案之新紀元。……嗚呼，使我國於五六十年前而有此等學說耶，則世界牛耳之先取特權果誰屬？否則於二三十年前而有此等學說耶，則東亞霸權果誰屬？乃此等學說，竟至今日而始昌明，真中國前途之不幸也；然今日而能昌明此學說，則猶前途不幸中之幸也。」
論戰焦點一：要不要用「排滿革命」來實現「民族主義」
百萬餘言的論戰背後，其主題雖然紛繁蕪雜，但卻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即革命黨的「三民主義」——1905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為主要內容的「三民主義」，並以之作為革命黨的政治綱領。「三民主義」甫一出爐，即成為論戰的焦點。
先說「民族主義」。孫中山此一時期的闡述里，倡導「民族主義」，與倡導「排滿」，是同一個意思。1902年之前，梁啟超的「排滿」言論也曾相當犀利，但此時，梁氏已明確成為了「排滿革命」的反對者。這種反對，曾長期被扣以「站到維護清朝專制統治的立場上」這樣的大帽子。
梁氏本人顯然不可能認同自己是在「維護清朝的專制統治」。梁氏曾自陳，自己讀到滿洲入關殘殺漢人那段歷史，每每總是激憤到不能自制：「（我個人）誠非有所愛於滿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論之，鄙人雖無似，抑亦一多血多淚之人也。每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未嘗不熱血溢涌。故數年前主張排滿論，雖師友督責日至，曾不肯自變其說；即至今日，而此種思想，蟠結胸中，每當酒酣耳熱，猶時或間發而不能自制。」
既如此，為何還要反對革命黨「排滿」呢？梁氏的理由有二。其一，現政府早已不是「滿人政府」，梁氏質問革命黨：「以今日論之，號稱第二政府之天津（此暗指直隸總督袁世凱），坐鎮其間者滿人耶？而北京政府諸人，不幾於皆為其傀儡耶？兩江兩湖兩廣之重鎮，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乃至滿洲之本土東三省．今撫而治之者漢人耶？滿人耶？平心論之，謂今之政權在滿人掌握，而漢人不得與聞，決非衷於事實也。」
其二，梁氏所反對的不僅僅是「排滿」，更是「排滿」背後所隱含的「復仇主義」。梁氏說：假如「排滿」可以救國，自己何嘗不樂意？但問題是，以「排滿」為手段推動革命，意味著是在鼓動漢人向滿人復仇，是以仇恨作為革命的原始推力。革命的卑劣手段從一開始就背離了革命的高尚目的，革命又豈能成功？所以，梁氏總結道：
「（排滿與救國）二者決不能相容。復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則必至於亡國。故兩者比較，吾寧含垢忍痛，而必不願為亡國之罪人也。」
以「復仇主義」的方式發動革命，在此後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屢見不鮮。最顯著的例子，是40年代的「土改」——「由於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並非鄉村社會階級矛盾激化的自然產物，而是外力嵌入和政治動員的結果，所以土改領導者往往發現，發動農民鬥爭地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必須藉助訴苦、算賬等手段才能逐步實現目標。就黨的動員目標而言，通過土地再分配使農民『翻身』並不是最終目的，更重要的是啟發群眾『翻心』，即讓他們認識到自己貧窮的根源在於受剝削，進而激發其對地主的復仇心理。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發動群眾訴苦吐苦水』，『訴苦越訴的苦，鬥爭亦好發動，群眾越能翻心，否則群眾即是翻了身亦不能翻心』。」（據《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上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著，李里峰《土改中的訴苦——一種民眾動員技術的微觀分析》）——仔細觀察，1900年代革命黨的「排滿」宣傳，與1940年代土改中的「訴苦」運動，其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梁啟超所謂的「復仇主義」，都是在以「復仇主義」作為革命的原始推力。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種種革命，種種革命於手段層面均不講究，革命復革命之後，民國學人張君勱所言——「天下往往有主義甚正當，徒以手段之誤而流毒無窮……」——是值得深思的。
論戰焦點二：如何用「開明專制」的手段實現「民權主義」
「民權主義」是論戰中期的主要命題。革命黨提倡「民權」的目的，是希望以此結束「千年專制之毒」。梁啟超同樣倡導「民權」，論戰雙方在這一點上並無歧異。爭論的焦點，出現在如何促成「民權」——革命黨的意見，是推翻清廷之後，建立共和政府，以「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步驟來完成「民權主義」；梁啟超的意見，是維持現有的君主政體，在此基礎上實行「開民專制」，逐步達成「民權」。
孫中山的「民權路徑」，最早由汪精衛筆述刊登在《民報》之上，文章說：
「先生之言曰：革命以民權為目的，……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抵觸者也。使其抑兵權歟？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為者。宰制一切，無所掣肘，于軍事甚便；而民權為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察君權民權之轉捩，其樞機所在，為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
按照孫中山上述理念，革命初始，將設立軍政府，軍政府不但掌控軍權，而且掌控政權，軍政府每平定一縣，則須與當地民眾約法——既規定軍政府對民眾的權利和義務，也規定民眾對軍政府的權利和義務；軍政府在當地組建各級政府機構實施治理，民眾則組織地方議會，監督軍政府的行為。每平定一縣，即如此處理，一則，可以防止軍政府演變成軍閥專權，二則，通過「約法訓政」，可以訓練民眾的民主政治能力。最後18省全部平定，民權主義也同時完成。
有意思的是，「約法訓政」這一革命黨完成民權的路徑，同樣屬於「開明專制」。陳天華曾如此概括這一路徑的本質：「吾儕既認定此主義，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
梁啟超解釋「開民專制」的意思，是「以所專制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所謂「所專制的客體」，就是民眾；汪精衛總結「約法訓政」的意思，是「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其繕性操心之日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即培養合格的共和國國民。也就是說，革命黨與梁啟超，都認為目下國民素質太低，必須經歷「開明專制」階段，以開啟民智，訓練其政治素養。
雖有如此共識，但梁啟超卻公開質疑革命黨的「民權主義」路徑不可能走通。梁氏質問革命黨：革命軍人果能都有「優美之人格，汲汲於民事乎？」如果有一、二革命軍領袖破壞約法踐踏民眾，其一，軍政府之信用自此失去；其二，約法雖然規定軍政府若凌辱民眾，則民眾可以拒絕納稅，但在軍政府掌控一切權力的情形下，「軍政府屯一小隊以督收，其何術不應？」兵威之下，民眾亦只能任其宰割。
梁氏還質疑：即便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均具有高尚的人格，可以保證約法的履行，但革命一旦發動，革命軍必然蜂起，其他革命軍的素質如何保證？能否服從於軍政府？若其宗旨與手段與軍政府相異，而勢力反較軍政府為盛，軍政府又該怎麼辦？
歷史之後的發展，證明梁氏的質疑不是杞憂。「約法訓政」終成空談，民國陷入軍閥混戰之亂局。但最值得深思的是：立憲派要求「開明專制」，革命黨也要求「開明專制」，繼之而起的共產黨，同樣對「開明專制」情有獨鍾，1921年，因為「開民專制」問題，學者朱謙之給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寫了一封「永不兩立」之信，信中說：
「你主張要從政治上教育上施行嚴格的干涉主義嗎？你要造成一個『名稱其實』的開明專制的局面嗎？果然，你的人格就破產了，你已沒有再向青年們說話的餘地了。你是新式的段祺瑞，未來的專制魔王，我為擁護人們的自由起見，發誓與先生在真理上永不兩立。特此預白。」
陳獨秀在回信里對自己「開明專制」的政治立場非常自信，毫無疑惑，反嘲笑朱謙之：「我見了你的來信，想不笑實在忍不住，若真笑出來也未免太刻薄了。我請問你：主張從政治上教育上施行嚴格的干涉主義；主張造成—個『名稱其實』的開明專制的局面，為什麼便算是人格破產了？這是什麼一種邏輯？我們說理持論只應該指出是非真偽，為什麼要顧忌到有沒有向青年們說話的餘地？難道你是以有無向青年們說話的餘地做真理之標準嗎？你是相信虛無主義的人，又是出家歸佛的人，為什麼說出『在真理上永不兩立』的話來？」
只是，百年之後若有勇氣回想，是否可以有這樣的反思——「開明專制」，真是中國近代以來唯一的選擇嗎？「開明專制」，真的救了中國了嗎？梁啟超質疑革命黨「約法訓政」的那些理由，難道不同樣可以用來質疑「開明專制」嗎？
論戰焦點三：能不能靠「土地國有」來實現「民生主義」
論戰收場前，主題已轉向了「民生主義」。按照革命黨的主張，中國不但需要種族革命（民族）、政治革命（民權），而且還需要搞社會革命（民生）。梁啟超則只贊成搞政治革命，而認為搞其他兩項革命，均是亡國之舉。
革命黨的社會革命思想，與孫中山旅歐所見——歐洲資本主義發達背後高度的貧富分化以及歐洲工人運動的此起彼伏——有莫大關係。以「社會平等」為核心主旨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對孫中山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孫氏日後自述：「民生主義即時下的社會主義。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義是在什麼時候？今日國人才出來講社會主義，已嫌遲了。」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核心，是「土地國有」。《民報》將「土地國有」作為革命六大主義的第三條，其基本描述是：近代社會的不平等，是由經濟上的不平等所引起的；西方的共產主義與國產主義便想出「土地國有」這個辦法來解決問題。中國自三代以來，已有井田之制，這本就是一種原始的「土地國有」，革命成功之後，中國應借鑒古義，實行土地國有制度。
「土地國有」是孫中山極得意的思想。胡漢民曾在《民報》上刊文替其介紹，談及為何要實行土地國有，文章說：土地與陽光、空氣一樣，是生產的基本要素，陽光、空氣不曾私有，土地也不應該私有。但種種歷史原因，導致地主制度產生，此一制度下，有土地者成為資本家，無土地者淪為勞動者，形成了兩個階級。地主不勞而獲，勞動者終日辛勞而不得飽食，造成了社會的巨大不平等；尤其近年以來，沿海城市地價暴漲十倍二十倍，地主大獲其利，實屬加劇貧富分化的非份之財。革命之後，若不改革土地制度，則中國將步西方國家之後塵，不得不面對第二次社會革命。故而，革命之後，必須厲行土地國有制度，由國家徵收地稅，再將這些收入用在民政設施上，用來國家人民謀利益。如此，方可奠定人人平等的經濟基礎，民主國家也將由此而誕生。
孫中山亦對自己這一主張寄予了極深的期望，他曾說過：「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但恰恰是在這一孫中山最引以為得意的主張上面，梁啟超表達了他最決絕的反對，直接咒罵搞此種革命之人為「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可也」。其反對理由如下：
其一，革命黨對中國的國情理解有誤。梁氏認為，清末中國，與歐洲工業革命前後的狀況完全不同。中國一般僅夠溫飽的中產家庭居多，而富豪之家特別少，更沒有什麼貴族階級，就經濟組織而言，中國要比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完善；就社會分配而言，中國沒有大資本家，沒有如歐洲那般巨大的貧富懸殊。在中國搞「土地國有」，既不符合國情，沒有必要；而且可能給一般遊盪無賴子造成盡奪富人家產的機會，造成社會動亂。
其二，中國當前應該解決的是財富的生產積累問題，而不是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梁氏認為，中國當下最嚴重的病根是貧窮，而不是分配不公，所以，「策中國今日經濟界之前途，當以獎勵資本家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中國今日所急當研究者，乃生產問題，非分配問題」。
其三，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用「土地國有」的辦法是行不通的。梁氏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當以解決資本問題為第一義，以解決土地問題為第二義」，孫中山認為土地漲價是交通發達、文明進化的緣故；梁氏不贊同這一觀點，而是將土地漲價看作經濟發達的結果，故而認為要解決土地漲價問題，首要之務，是解決資本問題。
革命黨尤其相信，土地國有之後，國家成為唯一的地主，唯一的資本家，所有國民都是勞動者，進而國家掌控一切生產事業，得來的利潤，全部用在國民的福利事業當中，如此一定可以天下大治。梁氏也贊同這種理想，但卻認為當下不可能實現，須在數百年乃至一、兩千年之後才有可能，因為這種設計，不符合人類文明的現狀；超越人類文明的現狀，而強制推行這種制度，很可能成為災難。
其四，革命黨的理想，在實踐上絕無可能。革命黨寄希望於將土地收歸國有再貸給民眾，通過收取地租來維持國用。梁氏認為這是一種幼稚的幻想，因為這其中涉及到諸多矛盾，譬如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分配、土地價格的浮動導致國家無法擬定確切的收支計劃、土地直接使用者與間接使用者稅收該如何區別、市民與農民之土地稅負該如何區別等等，一項不慎，都可能造成社會動亂。
國民黨日後沒有再強調「土地國有」，顯然與在這場論戰中完全被梁氏駁倒有極重要的關係。但歷史從來都不乏勇於實踐者，「土地國有」究竟能不能實現社會分配之平等，究竟能不能實現社會之公正，時至今日，歷史應該已經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結束語
這場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大論戰，就學理而言，梁啟超顯然留下了更珍貴的思想遺產；但就當日所產生的社會反響而言，革命黨卻是完勝。箇中原因，革命黨人、史學家李劍農曾總結了四點：
其一，梁啟超的文章雖然感情豐沛，頗能感動人；但革命黨陣營中亦有感情豐沛的汪兆銘；其二，青年的心理，總是喜歡激進之新，而厭惡保守之舊的；其三，革命黨之《民報》自始至終堅持「三民主義」；梁啟超之《新民叢報》，則先鼓吹革命，後又反對革命，梁氏思想之轉變固然有深刻背景，但卻很難為一般讀者所諒解。其四，梁啟超所言及的，都是將來的種種不良後果；而革命黨所宣傳的，則是清廷當局眼下所作的種種惡行。前者尚是未兌現的預言，後者卻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但最關鍵的原因，李劍農卻沒有提及——就在梁啟超以直隸總督袁世凱和湖廣總督為例，解釋清廷早已不是滿人的清廷之際，清廷卻將之看作最嚴重的提醒，迅速將張之洞內調，並將袁世凱開缺回籍——這是這場論戰留給歷史的第一重悲哀：除了辛亥年，除了革命，那個時代的青年，再無別的選擇。
第二重悲哀在於：這場百年前的論戰，迄今尚有如此強烈的現實意義，這豈非意味著，國人花費了百年的時光，仍未解決「向何處去」的問題？這個問題，為什麼用一百年也解決不了？
曾經留下的，夢想被擊得粉碎。曾經離去的，眼望故土，無能為力，滿懷心酸。岳南的《南渡北歸》，分為《南渡》、《北歸》、《離別》三部，系首丨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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