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魯達眼中的艾青
巴勃羅·聶魯達，智利當代著名詩人。他一生中三次來過中國，對中國和中國文化很有興趣，與中國文學界名流的艾青等有友好交往。其所留下的文字中，對艾青著墨甚多。
艾 青
艾青（1910.3.27~1996.5.5），原名蔣正涵，號海澄，曾用筆名莪加、克阿、林壁等，浙江省金華人。中國現代詩的代表詩人之一。詩作努力反映民族和人民的苦難與命運，反映現實的生活和鬥爭，突出表現對光明的熱烈嚮往，風格樸素雄渾。 在詩歌理論上主張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民族性和多樣性的統一，強調詩人的時代使命感。1929赴巴黎勤工儉學，1932年初回國，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從事革命文藝活動，不久被捕。在獄中寫了不少詩，其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發表後引起轟動，一舉成名。1941年赴延安，任《詩刊》主編。抗戰期間成為他創作的高潮期，出版了《北方》《向太陽》《曠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雷地鑽》等9部詩集。1948年以後發表了《在浪尖上》《光的讚歌》《古羅馬的大鬥技場》等二百餘首詩作。出版了《艾青選集》等。另有論文集《詩論》《論詩》《新詩論》等著作。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平反後，任中作家協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心副會長等職。1985年，獲法國文學藝術最高勳章。
聶魯達和宋慶齡（1951）
聶魯達在回憶錄《我承認我歷盡滄桑》里，就有好幾處談到中國之行，其中對艾青著墨甚多。而艾青的詩歌生涯里，與聶魯達的交往亦是濃筆一章，艾青不僅寫過關於聶魯達的詩與文章，其遺孀高瑛回憶艾青，亦專門列有聶魯達一節。
雖然聶魯達與艾青只有三次短暫交往，而且細節也被當事人和研究者歷曆數來，但新近出版的聶魯達回憶錄全譯本（易名為《我坦言我曾歷盡滄桑》），大約是恢復了以前譯本的一些刪節，又給這則軼事增添了若干細節和背景，也提供了另外解讀的可能。
一
聶魯達與艾青的見面交遊有三次，第一次是1951年，聶魯達和愛倫堡一起，從蘇聯穿過西伯利亞，再經由蒙古，來到北京，給宋慶齡頒發列寧和平獎。在談及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歷前，聶魯達先列舉了兩種中國人的笑：
一種是麥色的臉上自然燦爛的笑；這是農民和廣大人民的笑。另一種是瞬息萬變的虛偽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隨時貼上，也可以隨時撕下。這是官員們的笑。
作為初睹新中國的「國際友人」，聶魯達既感受到新中國的生氣，也遭遇到似乎無處不在的「官僚主義」。而他把中國作家的笑歸入第一種笑——「自然燦爛的笑」。饒有趣味的是，他對艾青的描述並不同於其他作家，譬如對丁玲的稱呼是「作家協會副主席、斯大林獎獲得者、小說家」，而艾青則是「老共產黨員和中國詩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
在以前的譯本里，「中國詩人中的佼佼者」往往被譯為「泰斗」，這實際上把聶魯達對艾青的稱呼里的「情感」成分給消減了，轉化為一種「身份」的認定。「佼佼者」和「令人心醉」更多的包含著艾青與聶魯達之前關於「人與詩」的互相欣賞和情誼，而非僅僅止於禮儀性的表述。
艾青的回憶提供了一個細節：
在逛頤和園的時候，我說：「你姓聶，按漢字寫，聶字由三個耳朵構成，而你只有兩個耳朵，多了一個耳朵，放在哪裡？」他馬上回答：「一個耳朵放在前額上，可以傾聽未來。」並用手拍拍前額。
從這番閑聊里，我們可以看到某些屬於詩人之間的想像，從聶魯達的「聶」字，而引申到某種詩意的神秘的想像，或者能夠體現詩人之間的氣息想通。而在回憶錄里的另一處，聶魯達提到「三個耳朵」的典故，並稱自己的第三隻耳朵是用來「傾聽大海」。
雖然聶魯達對此次訪問中國中遭遇的官僚主義大為抱怨，但和艾青的交往，無疑是他的詩人生涯里最溫暖的瞬間之一。
「飯好吃，詩不好做 」——1980年6月艾青為《羊城晚報》題詞
二
聶魯達與艾青的第二次見面是在智利，聶魯達的五十歲生日，艾青與蕭三作為中國的代表繞道歐洲，再前往智利。在艾青的記述里，此次會面亦是跌宕起伏。雖然身處風波震蕩的國際政治文化旋流里，他們「友誼的小船」仍然平穩，並加深了友情。艾青寫了一系列關於智利與聶魯達的詩。在回憶錄里，聶魯達只是以一段話便草草交代了生日風波。值得注意的是，在聶魯達列舉的「全世界的重要作家」里，首先寫到的便是艾青，「艾青和蕭三來自中國；伊利亞·愛倫堡從蘇聯飛來……」由此可見艾青在聶魯達心目中的位置。
第三次見面則是到了聶魯達再訪中國。1957年6月，聶魯達開完科倫坡和平大會，和小說家若熱·亞馬多一起飛越印度，經由緬甸，來到中國昆明，此後沿著長江來到重慶，最後再到北京。在這一路漫遊中，艾青全程陪伴。
聶魯達寫到又見艾青，「他黝黑的寬臉膛，他流露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又一次預示這次漫長的旅途將是愉快的。」
還有經常被引用的一段描述：
艾青和胡志明一樣，是在東方殖民壓迫下和巴黎艱苦生活中造就的出身古老東方的詩人。這些聲音柔和、自然的詩人一旦從監獄出來，就出國成為窮學生和餐館侍者。他們對革命充滿信心。在詩中柔情似水、政治上卻堅韌如鋼的他們都及時回國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這段話稍嫌潦草，而且將艾青與胡志明並列，顯然是聶魯達的一個「誤讀」，與胡志明這種兼具文人氣質的政治家相比，艾青的角色類型顯然更是一位詩人與藝術家，而非革命者與政治家。
這大概是聶魯達以自己的經歷來想像艾青的經歷的結果。聶魯達與艾青，二人作為詩人的經歷，其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們都是這樣一代文學青年，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們從「世界的邊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或地區）來到文化中心——馬德里或巴黎，在這裡接受了現代主義的熏陶，並將之轉化為本國的現代主義，因而在本國的文學裡，開創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共同的經歷、相通的文學經驗，使他們能夠互相理解並彼此欣賞。
但是在中國和智利，二人的道路卻不同，聶魯達因現代主義而走向左翼運動，由文藝而政治，或者就如在蘇聯革命初期里，蘇維埃主義和未來主義曾經攜手並進一般，左翼運動亦是一種現代主義。而艾青，雖然將對於時代的感受與現代主義相結合，但其實他的文學與政治並非是結合一體。因而並不同於胡志明式的「革命者」的文學。
80年代，艾青與友人合影
1986年，艾青為友人題詞：中秋，我的思念是圓的。1989年完成詩作《我的思念是圓的》
艾青詩題
三
漫遊中國，有投緣的詩人老朋友艾青為伴，聶魯達對於中國的感受更深，譬如描寫三峽之美，「這美得教人透不過氣來的景色，人間少有，也許只有艱險難行的高加索隘道或我們荒涼靜穆的麥哲倫海峽可與之媲美。」
艾青曾經回憶過聶魯達對中國民間音樂的好奇，但是聶魯達此段對於艾青介紹美食的方式，則不吝筆墨：
艾青給了我們一些指點。一道美味必須達到的最高標準有三：色、香、味；三者均極重要。味道須鮮美，香味須濃郁，顏色須鮮艷和諧。艾青說：「我們用餐的這家餐館又添了一項絕妙的特點：聲響。」一個大瓷盤四周擺一圈菜肴，在最後一刻才加上一道小蝦尾澆汁，倒在一塊燒紅的鐵板上，使之發出一種吹笛似的悅耳聲音——以同樣方式一再重複的一個樂句。
艾青介紹美食，如介紹詩和藝術品，諸如色、香、味、聲四者的結合，就像艾略特的「最大意識量」，這種完美的藝術品的造就，想必令聶魯達印象深刻，所以在回憶錄里細細寫及。
儘管有美景、美食與驚奇，但聶魯達仍如上次一般，困擾於中國的「官僚主義」：在輪船上的「特權」、日日的美食但自己不能決定一道自己的生日食物、「看不見的人」，諸如此類，令聶魯達這些國際泛左翼的作家們感到困惑與反思。
最後，在北京時，聶魯達偶然讀到中國報紙上的時事，才知道陪伴他們的中國作家，包括艾青，正在經歷和即將面臨的命運。在高瑛的回憶里，寫有艾青因知道不能在正式場合給聶魯達送行，而私下去送行時的倉促之舉。而多年之後，當聶魯達在回憶錄里寫到此次「苦澀」的行程時，不禁寫下如此沉痛的句子：
至於那位陪伴我走遍各處的詩人艾青，他的命運十分悲慘。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後來允許他寫作，但永遠不再讓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個在中國內外早已聞名的名字。他就這樣被判處文學自殺的刑罰。
北京之行後，聶魯達與艾青顯然未能再通音訊，而聶魯達對於此後艾青命運的描述，或許是來自於國際文壇上流通的隻言片語，但和艾青在「文革」期間的命運大體無差。
聶魯達其人其詩在中國的命運，也是頗為傳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他的左翼立場，而在中國流傳甚廣。八十年代之後，中國文壇上對於文學的先鋒性和現代主義的追求，又使得曾獲得諾貝爾獎的聶魯達成為那一代文學青年的偶像之一。筆者還記得曾在九十年代讀到《詩歌報》上沈睿新譯《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的情歌》時的情景。而艾青，作為新詩史上具有現代主義傾向並寫下名篇的大詩人，已是定論。艾青與聶魯達之前的文學因緣，除了他們的交往中「詩」的因素，他們對於海洋的書寫，他們對於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轉化，都會是一些具有新意的可探討的研究領域。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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