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華都市裡的「鵪鶉殺人案」，弄得王安石丟臉皇帝煩心

文史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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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奇談

在北宋嘉佑年間，京城汴梁發生一起「鵪鶉殺人案」，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在關於是否「自衛過當」這個認定上，開封府與知制誥王安石發生了爭執，刑部、大理寺重審裁決，最後皇帝出面才不了了之。這一事件在《宋史·王安石傳》等史籍中均有記載。

繁華都市裡的「鵪鶉殺人案」

北宋時期的東京汴梁，經濟繁榮，富甲天下，人口最多時達到二百萬，城郭氣勢恢弘，風光宜人，商業繁榮，可謂是世界大都市。史書以「八荒爭湊，萬國咸通」來形容汴梁的興盛之態。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生動描繪了汴梁的城市面貌、市井百態和人文風俗，再現了汴京當年經濟發展的情景和繁華景象。曾經在汴梁生活23年的北宋文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一書中大量記錄了汴梁城的商賈雲集、市場喧鬧的盛況：「東華門外，市井最盛，……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無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數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隨索目下便有之。其歲時果瓜、蔬茹新上市，並茄瓠之類，新出每對可直三五十千，諸閣紛爭以貴价取之。」

城市大了，各色人等應有俱全，即使在天子腳下，也聚集著不少閑人潑皮，時常為一點小事鬧出人命官司。話說有一個潑皮小伙喜歡鬥雞玩鳥，這一天，他在花鳥魚蟲市場上淘來一隻好鬥的鵪鶉，羽毛非常漂亮，與別的鵪鶉鬥起來勇猛剽悍，往往獲得「冠軍」。小伙非常心愛這隻鵪鶉，經常帶著它到街市上玩耍，向朋友炫耀其本領高強。一位和他要好的朋友看中了這隻鵪鶉，很想弄到手，自恃兩人平時關係處得不錯，好話說了一大堆，央求小伙把鵪鶉送給自己。奪人所愛，非君子所為，小伙豈肯割愛相送。朋友趁他不注意，搶起鵪鶉，拔腿就跑。小夥子見狀大怒，心想竟敢搶本少爺的心愛之物，非得給你點顏色看看，於是緊追不捨，追上去猛踢這位朋友一腳，沒想到正中要害，致使朋友當場倒地昏迷不醒，經郎中搶救無效，竟一命嗚呼了。

開封府與王安石爭論的焦點是否「自衛過當」

朗朗乾坤，繁華都市，出了這麼一起人命案，有人向開封府報案。開封府尹接案後，勃然大怒，這還了得，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天子腳下行兇殺人，立即命令衙役將小伙抓捕歸案，嚴加審訊。又派偵探到案發現場進行了詳細周密的調查和取證，基本將案情搞清楚了。開封府認為：朋友搶走其鵪鶉，是因為兩人平時關係密切，有開玩笑的成分在內。小伙一怒之下，竟將朋友一腳斃命，屬於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如果不予嚴懲，將會產生惡劣的社會影響。於是判決小夥子過失殺人，必須償命，收押在監，待秋後問斬。

按照當時司法規定，人命案須報朝廷審核。而負責審核這個案件的正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嘉祐七年（1062），就開始擔任給皇帝起草詔書的知制誥，同時兼任糾察在京刑獄，負責審查京城的各類刑獄案件。他接到這個案卷後，仔細審閱一遍，認為開封府判決不當，於是大筆一揮批駁道：「按照法律，公開的奪取、偷竊都是盜竊行為，應該論罪。該小伙不肯把鵪鶉送給他，而此人竟公開搶劫潛逃，其行為之罪甚於盜竊。追捕盜賊屬於捕盜自衛，何罪之有？雖然打死盜賊，也不應抵命論死。開封府誤判無辜死罪，應當糾正。」於是駁回開封府重審。

開封府對這一批駁當然不服，案件轉到刑部、大理寺定奪。兩院經過詳細研究，認為開封府判決正確，維持原判。

「拗相公」自以為是，皇帝息事寧人

兩院的判決相當於最終審核了，顯然王安石批錯了。按照慣例和當時的制度，王安石批錯了應該向開封府賠禮道歉，可是王安石就是不認「這壺酒錢」。御史台也多次出面勒令王安石向開封府道歉，王安石還是不認錯。這些御史們素知王安石的性格，心想這次非扳倒他不可。

王安石到底是什麼性格呢？《宋史》評價說：「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就是說這個人自信率直，認死理，不管你地位有多高就是不認錯，十頭牛也拉不回來。有幾件事可證明這一點。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任揚州簽判，經常通宵達旦地讀書，快天明時感覺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個盹，等到睡醒時，太陽已升高了，於是也不洗臉、不梳發就跑到官衙去上班。知州韓琦一看他那副衣冠不整的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勸他年紀尚輕，不可荒廢了學業。王安石面對上司的好意勸告也不辯解，仍然我行我素。後來王安石調到開封府，在群牧使包拯手下任群牧司判官，同僚還有司馬光。有一年春天，府衙里栽植的一片牡丹盛開，美不勝收。素有「包青天」之稱的包拯一向不苟言笑，他看見爭奇鬥豔的牡丹竟然也來了雅興，帶領大家賞花，高興之下，竟讓下屬備酒，並一一給下屬們敬酒。上司敬酒，下屬們哪有不飲之理，紛紛一飲而盡，就連從不沾酒的司馬光，也不得勉強飲幾杯。當包拯走到王安石跟前敬酒時，王安石就是不給面子，斷然拒絕，理由是我從來不喝酒。同僚們見包拯下不來台，就紛紛好言相勸。可是無論大家如何勸說，王安石巋然不動，水火不進，就是不喝。包拯也是一個鐵面無私、性格倔強之人，沒想到王安石比其更甚，自嘆不如，只好作罷。

御史們為了爭這口氣，到皇帝那裡彈劾王安石，治王安石的罪。宋仁宗趙禎開明大度，寬厚仁義，特別喜歡王安石的才能。趙禎也想當個老好人，兩邊都不得罪，欲息事寧人，於是下詔既支持刑部和大理寺的審判結果，但是也免予追究王安石的責任，但是其應當到開封府謝罪。可是執拗的王安石倔強得連皇帝的帳也不買，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本沒有罪，何謝之有？」還是不肯道歉。御史們見狀，個個義憤填膺，又聯名到皇帝那裡告狀，要求嚴厲處理王安石。趙禎一見喋喋不休的御史們，心裡也很煩躁，無奈地說：「行了，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們又不是不知道這個人的脾氣，幸好又沒造成大的過錯，各位就不要再提這件事啦！」此事就這樣不了了之。於是王安石有了「拗相公」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