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狒狒的人，對形而上學的貢獻超過哲學家？
撰文 野原新（檢書作者）
人類把自己安放在「動物界」的譜系之中，並不單開門類，可見不無自知之明；但人類也頗為驕傲，喜歡涇渭分明地區分自己與其他物種，最低限度也要給自己貼上「裸猿」或者「第三種猩猩」這樣的標籤。
這幅諷刺漫畫，反映了早期人們對於「人類與猿類具有共同祖先」這個觀念的抵觸。
人們經常不辭辛勞地到野外觀察猩猩和老虎，或者到田間收集蝴蝶標本和鳥類化石，他們聲稱：「一個了解狒狒的人，對形而上學的貢獻會超過洛克。」（海倫娜·克羅寧《螞蟻與孔雀》）但歸根到底，人類研究動物，還是為了研究自己：人類何以成為人類？換句話說，是什麼使得人類脫穎而出，在全世界建起高樓、橋樑和鐵路，製造出火箭把自己送上月球，能夠分離原子、彈奏樂章、編寫百科全書，而與人類基因差距不過2%的大猩猩為什麼沒有「主宰世界」？
凱文·拉蘭德在《未完成的進化》中給出自己的答案：文化。他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夠區別於其他動物，得益於我們「獨特且強大的文化能力」。文化不僅僅是數萬年進化過程的產物，也是人類進化的關鍵驅動力。
《未完成的進化》，[英]凱文·拉蘭德，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版
文化進化的兩種理論
關於文化的定義，我最喜歡愛德華·泰勒的表述：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習慣」。這一定義有兩點重要的暗示：首先，文化是共享的，屬於社會大眾而不是某一個人；其次，文化是習得的，而不是源自遺傳，因此螞蟻和蜜蜂的社會分工只能算是一種生物本能而不能稱之為文化。
當然，人類不是一開始就是今天這副模樣，其複雜而繁榮的文化也並非一蹴而就。文化和生物一樣也會進化，關於文化進化的方式主要有兩種理論。
第一種是模因說，源自理查德·道金斯於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書。道金斯認為，文化存在著某種基因（即模因meme），能夠像生物的DNA一樣遺傳和變異（文化模仿和創新）。可事實上，文化進化與生物進化差別很大：基因複製的一致性很高，但文化學習會有相當程度的失真；基因突變是沒有方向的，但文化創新往往遵循著一定的規律和邏輯。文化進化的過程，不符合達爾文主義的「適者生存」，因而一些非主流的文化得以保存下來；相反，它十分類似於被演化論所拋棄的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的觀點。所以，模因說很快就遭受了猛烈的抨擊，被學術界拋棄。凱文·拉蘭德在本書的注釋中也駁斥了「模因」的觀點，認為「文化進化的現代科學與模因說關係不大」。
《自私的基因》的作者里查德·道金斯
第二種理論是基因-文化協同進化（Dualinheritance theory），最早也是在1976年的一篇論文里提出的。這種觀點認為，生物進化與文化進化共存並進、相互影響。基因本身具有文化學習的心理傾向，同時也能夠決定大腦的結構，這是影響文化進化的關鍵。而文化特質改變時，基因運行的社會和物質環境也會相應地改變，最典型的例子是人類的生活習慣會改變成人乳糖的基因。事實上，達爾文的進化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孟德維爾、大衛·休謨等文化學者的思想，這也可以說明生物進化與文化進化密不可分。
基於生物（基因）進化與文化進化的協同關係，凱文·拉蘭德提出人類的進化經歷過三個適應性階段。首先，生物進化佔主導地位，這是人類以外的所有其他生物採取的方式。在第二階段中，基因進化與文化進化同步進行，在這個過程中，文化進化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今天人類整體的進化速度比4萬年前加快了近百萬倍（這個數據是基於人口數量的變化得出的）。最後，隨著文化能力的壯大，文化進化開始引領生物進化，雖然不至於阻止生物進化，但已將其遠遠甩在後面。
從生物學意義上講，今天的人類與一萬年前的人類並沒有多少差別，我們之所以會衰老，不過是因為我們更加長壽，不會在青壯年就死去；我們之所以會肥胖，也是因為我們有著充裕的食物，也不必為逃避野獸而奔波。而今天的我們與一萬年前的人類不同，我們人類與動物不同，其根源就是我們獨一無二的文化。
獨一無二的語言
人類之所以演化出獨一無二的文化，是因為人類掌握了獨一無二的語言。這種觀點似乎有些「人類中心主義」，但生物學家仍然令人信服地證明，人類是掌握語言能力的唯一的物種。《西遊記》中「禽有禽言，獸有獸語」的說法只是一種浪漫的想像，事實上我們常說的蜜蜂的「語言」或者海豚的「歌聲」，都與人類語言千差萬別，並且「低級」得多。儘管某些動物能在同伴遇險時能發出警示性的叫聲，但這不過是代表當前具體事件的、特殊的、孤立的、非習得性的信號，而真正的語言應該是一種普遍的、靈活的、可習得、可傳播、可無限組合、有無窮功能的交流方式——這是人類所獨有的。
生物學家還無法解釋為什麼語言只誕生於人類之中（鄭也夫認為是火種的利用和保存催化了人類語言的產生，但這只是猜想），因此只把它看作是一個單一事件；就像如果是猴子建立起國家和城市，可能也會產生同樣的疑問，「猴子何以成為猴子？」「猴子為什麼會產生語言？」
文化進化實際上就是文化的模仿和創新，這對文化傳播的精確性要求很高。對於基因而言，只要有大量的基因突變，就一定能夠淘汰不利的變異，保留有利的變異。但文化不同，由於腦容量有限，人類必須儘可能早地接受正面的文化，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常說「學好三年，學壞三天」。實驗證明，在教學的過程中，語言指導比單純示範效果好得多。人類在進行社會學習（文化模仿）的時候，會盡量避免失真，不可以老師教你走路，你卻學會了趴下。語言在保證教學的高保真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功能。在這個過程中，語言和教學是相輔相成的，伴隨產生的交流、共享、道德和審美也極大地促進了人類心智的發展。
模仿行為
此外，語言也豐富了人類的合作範圍。人類是唯一一種能夠進行不同貨物間交易的動物，而其他動物只能通過血緣共生或互利共生交換服務。我們有理由相信，是語言促使了貿易的發生。而隨著貿易的發生，交流的拓展，人類才有越來越高的效率，也能夠產生越來越龐大的人口，從而更容易生存下來，也更容易傳承所掌握的文化。
未完成的進化與未完成的問題
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並沒有寫到人類進化，只是在書的結尾提及動物進化對人類的參考價值。一百五十多年以來，學者圍繞著以達爾文主義為中心的演化論取得了很大的推進，關於文化進化的過程也有很多的研究。
達爾文
在過去，生物學或進化論的愛好者普遍接受《自私的基因》中模因說的觀點，這種觀點由於理論的簡單、形式的完美而備受推崇。也有人接受完全對立的觀點，認為文化進化推動了基因進化，或者說「文化創造了人類」，這種觀點過分看重文化的力量和輕視基因的價值，也是沒有道理的。《未完成的進化》為我們普及了「基因-文化協同進化」理論，在文化進化這個論題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他將「基因-文化協同進化」與「人類何以成為人類」這個問題結合起來，也是一個很新穎的思路。
但是，《未完成的進化》在這一理論中的地位並不像編輯所宣傳的那樣「提出了一個妙趣橫生的人類進化新理論」，實際上這種觀點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在科學界已經廣為人知，只是在大眾眼裡還比較陌生。過去關於「基因-文化協同進化」的理論主要見於論文和學術研究，這本大眾科普書的出現，具有載體上的傳播優勢。因此，從普及新知的功能來看，這本書還是相當成功的。
凱文·拉蘭德
然而，除了極大的事例豐富，該書在觀點上並沒有太多新的創造，前面已經說到，「基因-文化協同進化」理論早在1976年就已經正式提出，而凱文·拉蘭德的核心理論，諸如「生物進化與文化進化共存並進」、「社會成熟階段文化進化起決定作用」、「語言在人類心智和文化進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等觀點，都不是他的原創。比如在哈耶克的《人類價值的三種淵源》這篇文章中，就可以讀出所有這些觀點——儘管哈耶克是生物學的外行，儘管這篇文章發表於上世紀80年代。
另外，本書試圖回答「人類何以成為人類」這樣一個基本問題，答案仍然不太成熟。
首先，這本書是以動物研究作為切入點，從觀察魚類、老鼠出發，儘管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但無法作為準確答案。這是一個徹底的悖論，人類已然涇渭分明地把自己和其他動物區分開，認為自己有諸多優越性和劣根性，卻又容易把研究動物得出的結論輕易地普遍化到人類身上，這是不合理的。
以動物類比人類，就像是引用名人名言或者採用比喻的修辭手法，雖然更加形象生動，但不足以徹底說明問題。因此，儘管《未完成的進化》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其結論是令人信服的，但只能說是接近答案，未必準確（指的並不是科學方法論中的「可證偽」）。
但一個矛盾之處在於，人類幾乎不可能通過研究人類本身來給這個經典問題找到一個答案。要想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循著原來的路徑是不可能的，必須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的引入，而且可能必須是令人拍案叫絕的點子。
另外一個問題在於，該書的部分例證是基於計算機模型完成的，這種計算機模型最致命的問題在於非常依賴參數的準確性。如果某個參數出了一點點差錯，結果就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這一點在本書的英文版出版時已有人指出。
總而言之，《未完成的進化》不失為一本關於文化進化的好書，在「人類何以成為人類」這一話題上的討論也是前進的。文化進化的生物學解釋溯其根源是社會科學的問題，我們非常期待生物學家能夠和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通力合作推動這方面的研究，以便更深入、更令人信服地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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