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時所見的世界：四本二戰時期的日記

筆者年少時，語文老師常叮囑我們寫日記，當時只為多寫多練，促進自己的寫作水平。有些日記需要上交，也不免有些「表演」的成分。直到長大後，方才明白日記的重要意義，在一個時代的宏大主題中，透出一人一時所看到的世界。

翻開二戰時代的日記，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思考，再拿數本日記共同對比，會發現其中紛繁複雜的圖景。在上層貴族看來，由德國發起歐洲戰事能夠重振德國的榮光；在傳教士看來，這些人間的苦難已難以承受；猶太人珍妮四處躲避，在角落中瑟縮地記下全家人的遭際……

《安妮日記》

德籍猶太人安妮·弗蘭克的日記，可謂是二戰日記中最有名的一本，日記中不少篇目如今也選入語文教材中。誠如主流的宣傳所言，《安妮日記》中有不少內容記錄納粹所為，控訴納粹罪行。例如安妮在1942年10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的不少猶太朋友正成批地被抓走。蓋世太保對這些人一點情面都不講，把他們裝上牛車就拉到維斯特伯克去，那是位於德朗特的一個大型猶太集中營。維斯特伯克聽起來真嚇人:一百個人只能用小間洗浴室，廁所都不夠用。住宿也不分開，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睡在一起。由於這個緣故你就總能聽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好多婦女，甚至小姑娘，只要在那兒待上一陣子就肯定會懷孕的。

逃跑是不可能的。集中營里絕大部分人只要一看他們剃平了的頭和一副猶太人長相就知道他們是從哪裡出來的。

大時代中，猶太人遭遇的迫害在安妮筆下淋漓展現。不過讓這本日記更加生動豐富的，或許是安妮對自己身邊人、事、物的細緻觀察以及對自己日常生活的評價。閱讀《安妮日記》，我們更像是和她結交為朋友，安妮喜歡收集王室族譜，愛好歷史，每讀史書時常會抄錄許多段落，梳理不同歷史間的脈絡，她特別討厭代數、幾何和算術。才上中學的安妮也不吝分享她和男朋友之間的故事：

常言說得好「時間是治癒傷口最好的葯」我以為我已經把彼得忘了，再也不喜歡他了可對他的記憶卻如此強烈地紮根在我的潛意識裡。直至今天早晨，我才明白其實什麼都沒有改變，相反，隨著我的不斷成長，我的愛也伴我一起成長。……他的面容還是那般清晰，現在我知道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如此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柏林記憶》

和大多數平民日記的「受害者」形象不同，《柏林記憶》出自白俄貴族瑪麗·瓦西里奇科夫之手，1940年，瑪麗因其獨特的語言天賦，供職於德國廣播電台，後至外交部情報司上班，與參與「七月密謀」的反納粹核心人士熟識。寫作《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夏伊勒也曾寫作《柏林日記》，不過相較而言，夏伊勒作品中更聚焦於戰事，為後人留下珍貴的一手史料。瑪麗的書中，也不乏戰爭的殘酷景象：

漢堡現在每天都遭到轟炸，受害人數極多，滿目瘡痍，整座城幾乎已經撤空了。聽說有許多小孩子在街上亂走，哭喊著尋找父母。母親們大概死了，父親們在前線，所以無法識別他們的身份。人民福利會似乎已控制大局，不過情況想必仍極艱困。

但作為上層貴族，瑪麗的生活中也不免有貴族的奢享之氣，更接近一份「日記」的形態，即便戰時也時常記錄下對於一些餐飯的點評，甚至在前線戰事最為緊張的1945年3月31日，她寫道：

我們用塔蒂阿娜寄給我的最後一批糧票買來巨大的炸肉排，放在酒精燈上烹煮，雖然十分油膩，卻極可口；並用塔克西斯家族上好的葡萄酒（都是弗朗茨從被炸毀的圖恩-塔克西斯宮地窖內搶救出來的）衝下肚裡去。

《戈培爾日記1945年》

戈培爾作為納粹黨內第三號人物（僅次於希特勒和戈林），出任納粹德國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曾主導策劃打、砸、搶猶太人商鋪的「水晶之夜」。在希特勒飲彈自斃兩天後，戈培爾為表示對元首的忠貞，先把自己的六個孩子毒殺，後與妻子一同自盡，了結一生。

戈培爾生前時常記日記，後來戰事吃緊時刻，他則向下屬口授日記。這本書收入戈培爾從1945年2月28日至4月10日的日記，此時也正值第三帝國風雨飄搖之際，戈培爾日記中每天都對不同線路的戰事情況進行點評，也時常流露出他對希特勒和納粹宗旨的認同，對於一路潰敗的德軍，他更是深陷意志決定論中：

我多麼希望自己能分擔他的（希特勒）憂愁和困難，可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總之，我打算儘力在我這方面不給他帶來麻煩。我們現在要聽從元首智慧，跟著他去戰鬥、去堅持。思想應是革命的，行動更應革命。徹底打破資產階級幻想的時刻已經到來，不徹底則不起任何作用。現在男子漢以至全國同胞統一行動的時刻來到了。雖然形勢十分嚴峻，但經過我們的努力終究可以改變。

《拉貝日記》

安妮的活潑敏思、瑪麗的高貴奢享、戈培爾的惡貫滿盈讓我們看到二戰的不同面向。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中國商務代表拉貝撰寫的《拉貝日記》似乎更加契合戰爭的主體氣質：悲傷、憤怒。但更值得關注的是，身為德國人的拉貝，對德國本身有諸多認同，對日本的暴行抱持憤怒，對於德日之間的協約關係，只能選擇部分忽視。

最初，拉貝作為一位普通的德國企業工作者，中國社會中細瑣的文化差異都讓他感到新奇，不厭其煩地記錄於最初的日記中。1937年10月，由於德國和日本共同反對蘇聯，中國政府高層對德國也同樣報以反感，拉貝氣憤控訴：

那麼我們來看看德國吧！是誰引進了今天中國人為之自豪的對空防禦系統（高炮部隊）？是德國顧問！是誰訓練了這裡的部隊（經過訓練的部隊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戰，而未經訓練的部隊在北方一觸即潰）？是德國顧問！在南京又是誰還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是德國顧問和德國的商人！

隨著中日局勢的愈加緊張，日軍最終進犯南京，我們也越來越能讀懂拉貝的矛盾之處。他認同自己的祖國德國，為日本士兵的暴行驚訝，又積極地保護著受難的中國人，日記中他很少將日本的暴行與德國掛鉤。1937年12月17日，在淪陷的南京城內拉貝痛心寫下：

在我院牆後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婦女遭到了強姦，接著又被刺刀刺中頸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一輛救護車，把她送進了鼓樓醫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約有200名難民，他們像供奉神祇一樣尊敬我們這些歐洲人。只要我們從他們身邊走過，他們就跪下來，我們難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如今，《拉貝日記》已印發多版，我們常將其視作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鐵證，細讀全本，或許能感受到在身份矛盾之處，亦是人之為人最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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