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他致敬 送他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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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致敬 送他遠行

可以說，在緬懷饒宗頤先生的人群中，多數人從未完整地讀過饒先生的一部著作甚至一篇文章，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向這位學問大家致敬，這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樸素情感，也是對一個時代和一種堅守的好奇、嚮往與崇敬。

2月6日凌晨，被譽為「當世通儒」的饒宗頤先生去世，享年101歲。

很難用一個單一的學術門類來定義饒宗頤先生的治學方向。作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和書畫家，饒宗頤通曉英、法、日、德等多國語言文字，還精通梵文、巴比倫古楔形文字等「天書」。他的學術研究涉及文、史、哲、藝各個領域，詩、書、畫、樂的造詣也極為高深，是不折不扣的「通才」。錢鍾書說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說「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金庸說「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國外把他譽為「東洲鴻儒」「漢學泰斗」「東方達·芬奇」，國內更稱呼他為「第一國學大師」……這些驚人的評價足以將一位學人推上神壇，而一位年逾百歲的世紀老人也留給了人們巨大的遐想空間。

從饒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那一刻起，相關的消息就刷爆朋友圈。人們紛紛緬懷這位學問精深的百歲人瑞，就像緬懷剛故去不久的余光中先生，以及所有大師一樣。而與一些故去的文化老人有所不同，饒宗頤先生的研究領域與「流行」無關，一部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冊的《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諸多門類，這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人們眼中的「冷門」，或者「無用之學」。

可以說，在緬懷饒宗頤先生的人群中，多數人從未完整地讀過饒先生的一部著作甚至一篇文章，但這並不妨礙人們向這位學問大家致敬，這是一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樸素情感，也是對一個時代和一種堅守的好奇、嚮往與崇敬。

這是一個越來越互聯、智能的時代，傳統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正在被瓦解和重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改變和不一樣。很難說現在與過去相比究竟孰優孰劣，而有些東西註定要遠去，有些東西註定要到來，但對於一些逝去的人和事，以及附著其上的價值和魅力，我們卻能夠隱隱地感受到，並在內心深處與之發生共振。

做學問講究機緣。饒宗頤小時候家中算是潮州巨富，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公子哥兒，但他最終卻成為一名學者。按照饒先生的說法，他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訓練他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饒家有一座「天嘯樓」，裡頭有數以十萬計的藏書，饒宗頤自小徜徉其間，獲益良多，並由此窺得學術門徑，進而登堂入室，終成大家。

與一些文化名家相比，饒宗頤雖然也對某些社會事務表現出關注，但他更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靈魂。饒宗頤曾提出「安頓說」。他認為，「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隨著年齡的增大，饒老不再沒日沒夜地鑽研學問，他開始進入海德格爾所說的那種生活，「人，當詩意地棲居」。晚年的饒宗頤甚少出門，幾乎不應酬，每天清晨四五點醒來，寫字、看書、做研究，然後睡個「回籠覺」，中午就到附近一個潮汕飯館用餐。他在自己的天地里清靜達觀，身心愉悅，怡然自得。做學問不容易，但懂得放下與自在同樣不容易，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後者是一門更加精深且難以把握的大學問。

饒宗頤與深圳也有著不解之緣。前不久，「國風藝術館開館暨國風·饒宗頤教授華學與書畫藝術特展」在深圳國風藝術館展出。展覽對饒宗頤先生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所創作的百餘件書畫作品、學術著作以及其他學者研究的饒學著作進行整理，通過經學、史學、宗教學與敦煌學、文字語言學、文學和藝術六個方面立體呈現出其學術精髓與藝術魅力。而在此前幾個月，饒宗頤先生還親臨深大，見證了饒宗頤文化研究院的成立。

饒先生與深圳的緣分還不止於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也就是30多年前，饒宗頤就曾應邀前來參加深圳大學與國家教委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合辦的「國學研討班」，給國內各高校從事文史研究、古籍整理的青年老師們講課。2001年，深圳讀書月啟動深圳讀書論壇活動，饒老受邀出席主講，在他看來，這個年輕的城市這麼熱愛閱讀，未來一定充滿希望。

今天，我們在這片生機勃勃的南粵之地緬懷一位沉靜的文化老人。他沒有留下太多的壯語豪言，一生也難言波瀾壯闊，但這位百歲學人的沉潛人生，卻讓許多人恍然間窺見了什麼是浮華與虛飾，什麼才在生命中更為重要，它也讓更多的人明了這世界從來沒有什麼天長地久，有的只是盡自己的本分花開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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