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是一種氣質

最新 02-07

編者按：這是前兩天就想寫的題目。今天終於寫完。內容主體是福柯的文章《什麼是啟蒙》為主。這也是我最喜歡的文章之一。今天一位新關注的朋友給文章排版提出了有益的建議，決定採用他的意見，取消首行縮進，每段空一行。

碎語

啟蒙是一種氣質

全文字數：5492字

閱讀時間：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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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作為直男的原因，實在是很難理解很多人對「網紅臉」的熱衷。有一個朋友，經常說要做雙眼皮。每次說到這話題，我們必然會提到一個女孩子。一個在我看來非常好看的人，做了雙眼皮之後，顏值跌了幾個檔次。我每次都用這個故事來勸誡她。

前兩天，另一個朋友給我轉了一個微博。大抵是說，優秀的人，就是要努力、有上進心、會多門語言、健身、旅行、讀書之類，或許在某些人眼中，還要加上NGO、海外經歷之類。可能是天生土鱉，向來對這種精英主義的千篇一律十分厭煩。

當然，也可能是我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但既然說葡萄酸了，總要為自己辯護一二。

兩種啟蒙

前兩天讀楊奎松先生的《鬼子來了》，裡面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楊先生對中國與西方的啟蒙做出了區分。

啟蒙一詞，中國原有。比如大名鼎鼎的《聲律啟蒙》。蒙指的是蒙昧的狀態。啟蒙也叫開蒙，在過去的中國，指的是讓小孩讀書認字的過程。也因此有了所謂的蒙學。內容就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增廣賢文之類的蒙書。朗朗上口、利於記憶，還能讓孩童知道基本的典故、道理。從這裡可以看出，啟蒙更多是一個教導的過程。

新文化運動有近代的啟蒙運動之稱（當然，也有人稱為文藝復興）。這裡的啟蒙，當然是英文中的「The Enlightenment」（法文：Siècle des Lumières，德文：die Aufkl?rung）。可從實際情況來說，其實更接近中國的啟蒙。說到底，在中國，他依然是精英知識分子領導的一場運動，其目的也依然是教化民眾。而這種教化，又是憑藉他們從西方得來的知識。而結合白話文運動，就更加明顯。無論其結果如何，其本來目的，還是為了讓更多人可以讀書識字。這就與中國過去的「啟蒙」一般無二了。

而啟蒙在西方卻不如此。他比較接近理想國里的洞穴隱喻。一群人在一個洞穴里，被枷鎖捆綁著，背後有火光照耀，將他們的影子照耀在牆壁上。在洞穴的外面，他們的頭頂有人不斷走動。他們這時候會以為聲音是陰影發出的。這時候，當一個人掙脫枷鎖，轉過身去，他首先會被刺眼的火光照耀的眼花繚亂。當他不畏艱難，走出這個洞穴，看到陽光，他會有一瞬間的暈眩，繼而慢慢適應，看到這個世界。

啟蒙就是這麼一個掙脫枷鎖，看見光明的過程。乍一看，二者似乎並沒有明顯區別，在理想國中，洞穴隱喻也是比喻受過教育與沒受過教育的人的。可是，經過康德的闡述。就有了明顯區分。

康德的啟蒙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未成年」狀態，「未成年」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未成年」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

以上是康德對啟蒙運動的界定。他認為，啟蒙就是要有「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就是「要有勇氣去運用你的理智」。這是這種對理性的公開運用，使得我們擺脫了「未成年」狀態。

什麼是「未成年」的狀態呢？康德舉了三個例子，當一部書代替了我的知性、當一位牧師代替了我的良心以及當一位醫生替我規定食譜。這種「未成年」狀態，是如此安逸，使得他們認為步入「成年」是如此的「艱辛且危險」。這一點被每一個一片好心的、從事監護他們的保護人所注意到。他們用權威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而不是讓他們運用自身的理性去確定：我們可以知什麼，必須做什麼，又可能希望得到什麼。而這，恰是康德批判的任務。於是福柯說「啟蒙又是一個批判的時代。」。

從這裡，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兩種啟蒙的區別。作為一種教化的啟蒙，恰恰是康德所反對的保護人的作為。這些保護人「使他們的牲口愚蠢，並且小心提防著這些溫馴的畜牲不要竟敢冒險從鎖著他們的搖車裡面邁出一步；然後就向他們指出他們企圖單獨行走時會威脅他們的那種危險。」。他們口口聲說說：「這是愚昧的」，「那是危險的」。他們教導我們什麼是應該的，什麼是美的，什麼是優秀的。而在康德這裡，恰恰相反，沒有任何人可以使你啟蒙，除了你自己。於是，啟蒙是個人的自主選擇以及其義務。是自己去掙脫枷鎖，開見光明的過程。

啟蒙是一種態度

在後現代主義盛行的時代，福柯自然是一位繞不過的人物。然而，什麼是後現代主義，似乎也難說清。除了利奧塔外，更沒有人明確稱自己為後現代主義者。當然，很多人說，我們可以根據我們看得到的特點，將他們歸納為後現代主義。這自然有道理，但無疑會造成某種誤解，尤其是將後現代主義理解為對現代的逆反時。

福柯在晚年發表過一篇文章，叫《什麼是啟蒙》。這篇文章與康德的文章同名，他對康德的文章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分析，當然，可以想像的是，他最後又回到自己的研究脈絡中。但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回答了他為什麼仍然是一個現代主義者，同時，也訴說了他研究的目的。

在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一個人——波德萊爾，他被認為是十九世紀對現代性的自覺意識最敏銳的人之一。通過對波德萊爾的一系列分析，他指出「作為現代人的人不是去發掘自己，發掘自身的秘密和隱藏著的真實，而是要去努力創造自己。這種現代性並不是要「在人本身的存在之中解放他自己」，而是迫使其面對塑造他自己的任務。」。也就是說，現代不是一個時刻，也不是一個時段，而是一種面向當下的意識，一種與當下的自身確立關係的形式。人們通過對自我的不斷創新，使得自己成為現代的。而這種不斷創新的過程，就是遠離「未成年」狀態的過程。

於是，福柯說，他致力於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一種特定類型的哲學追問什麼樣的程度上根植於啟蒙。另一方面，將我們與啟蒙聯結起來的，在於不斷激活某種態度，他是「某種哲學氣質，我們可以將其描述為對我們所處歷史時代的持恆批判。」。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事實上是福柯對「後現代主義」指責的回復。一些人認為，他們是高舉非理性的大旗，是對啟蒙運動理性精神的反叛，同法西斯為一丘之貉。福柯所致力的兩方面的問題，恰是對這一指責的反駁。第一個問題，在於說明，什麼是啟蒙的哲學追問？為什麼他們對哲學的探索是根植於啟蒙的，而不是一種反理性的狂熱。這是對「反理性」的否定。第二個問題，則是一種正面回答，即他認為，真正的啟蒙，不在於遵從啟蒙時代提倡的某種教條主義，而在於不斷激活某種態度。這點則是對敵人的批判，即他們將一種啟蒙的表面形式當作啟蒙的真正內涵。

啟蒙的態度

那麼，這種哲學的氣質指的是什麼呢？福柯將其分為否定性與肯定性兩個方面。

否定性方面：

這種精神氣質抗拒被所謂啟蒙「挾持」。在當下，「理性」「科學」成為一個時髦的詞，彷彿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東西。就好像一個賣假藥的都喜歡說「我們是經過科學檢驗的」。彷彿一句科學就可以給事物證明合法性。我們可以看到，「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加上主義兩個字，就失去了真正的理性與科學，成為一種宗教式的神話。這讓我們想到馬克思的話：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恰恰是各種各樣的主義，取代了真正的啟蒙。

一種啟蒙在特定時代的表現形式，成為了無法質疑的真理。你不能對其稍加質疑，不然就會被非此即彼的啟蒙擁簇者們斥之為反理性、反啟蒙。而這種哲學的氣質，就是對這一膚淺的情況加以否定。如果我們沒有擺脫啟蒙曾經包含著那些要素，也就沒能擺脫這種挾持。真正的啟蒙是對當下的、特定的歷史情況的一系列精細的追問。換句話說，不存在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永恆的真理，啟蒙的任務恰恰是，在特定的時代，對其進行特定的反思。

同時，啟蒙也避免一種人道主義精神。有一種看法，將啟蒙與人道主義連接在一起。將二者等同。然而，福柯認為，人道主義是歷史上各個時代都反覆出現過的主題，而且其涵義都大不相同，甚至可能南轅北轍，這種複雜性使得它同啟蒙之間並不完全一致，他們之間存在某種張力。而更進一步說，這種人道主義是一種道德觀念。只要一談到「人」，彷彿就天然正確，有了某種道德力量。這會干擾到我們的理性分析，這當然不是對人的價值進行否認，但也有必要保持某種距離。

肯定性方面：

在說了啟蒙的態度不是什麼之後。則應該說明，啟蒙的態度是什麼。他認為，啟蒙是一種「界限性態度」。這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之前提到的，對我們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能知道什麼進行批判性的思考。但正是在這點上，福柯不同與康德，使得他看上去是「後現代」的。

福柯不同意康德的形而上學思路，他不認為存在一種可以純粹通過思辨而明了的道德、倫理。簡單地說，就是沒有一套普遍的價值。18世紀人認為應該做的，在我們看來並不如此。反之亦然。最明顯的就是康德自己，在這篇文章里，他有一句話是「絕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年狀態認為除了是非常之艱辛而外並且還是非常之危險的。」。這種對女性的貶低，既不符合今日的實際，亦不符合今日的價值。

這裡當然不是要貶低康德，將去世多年的古人冠以污名，推倒他的雕像，獲得一種自嗨式的道德滿足。而是為了說明，那種普遍的、必然的、放之四海皆準的某種行事原則是不存在的。於是福柯提出某種可能性逾越形式出現的實踐批判。

什麼叫做某種可能性逾越形式出現的實踐批判？例如，如果我們將婚姻當作一場遊戲。那麼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遊戲的一系列規則，這種規則可以是習俗（通常男方買房）、法律（夫妻共同財產的界定）、價值（女子要相夫教子）。而另一部分，則是人們身處其中的策略性行為。這種行為使得現實有多種可能性，當然不是有了遊戲規則，大家都一樣了。事實上，由於後者，大家實際不一樣，而也往往是後者的實踐，促使前者發生改變。

於是回到福柯的問題。如果按照一種形而上的追問，無疑，以上所說的婚姻規則是我們可知的，策略性行為是我們不可知的。那麼我們只需要在前者按照規則，後者自由就可以了。但這無疑是有問題的，為什麼男方要房買房，為什麼女子要相夫教子？福柯認為，這種規則是一種歷史的產物，我們要將其作為一個歷史事件來探討，來追問其是如何形成的。揭露其內部的權力、道德、知識的關係。同時，我們要將我們今日所形成的話語，當作是一種「策略性行為」的偶然性成果。於是，我們就可以分離出多種面對婚姻的可能性。繼而將之實踐於現實，去創造出某種新的婚姻的形式。也就是說新的規則。這就是將自己不斷創新，遠離「未成年」狀態的過程。也就是某種可能性逾越形式的實踐批判。逾越的對象自然是當下的規則。

那麼，這種新的批判一定是局部的、具體的，不能是抽象的、普遍的。那麼，我們如何不被這種具體的問題所局限，從而放棄一種根本性的追求呢？福柯的回答是，難道我們當下每個人所關注的那個問題，不是普遍性的問題嗎？

最後，他總結道：

回到康德。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夠達到成熟狀態下的成年。有許多經驗使我們相信，啟蒙的歷史事件並未使我們成為成熟的成年人，而我們至今也未曾達到這樣的狀態....我認為，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康德的反思一直是種不失其重要性或有效性的哲學思維方式。我們當然不能將關於自身的批判本體論視為一種理論或教律，甚至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套不斷積累中的永恆的知識體系，而是應該把它理解為一種態度，一種精神氣質，一種哲學生活。在這種態度、精神氣質或哲學生活之中，對我們所是之內涵的批判同時也成為關於強加給我們的界限的歷史考察，成為逾越這些界限的可能性（de leur franchissement possible）的實驗。

一種哲學生活

回到最初的問題，福柯說，在啟蒙時代，我們普遍認為我們能力的增長與我們的自由是相協調的。但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的能力在過去的一二百年間，獲得了極大地增長。我們對社會、經濟、管理、政治問題的了解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的醫學逐漸發達，使得不治之症越來越少。可是，自由並不如此。我們面臨一個關鍵的問題：能力的增長帶來了權力的強化。

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提到過，過去的中國人十分自由，可能活一輩子見不到官。可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納入管理，哪怕在最自由的國家也是如此。科技革命後，人類各種能力的增長，帶來的是控制越來越多。

再回過頭看看康德所舉的幾個例子：當書籍代替了我們的知性、當牧師代替了我們的良知以及當醫生替我們制定食譜。在康德看來人類「未成年」狀態的特徵。似乎在我們今日成為一種普遍狀況。當然，中國不流行牧師。但營養師這個事業大家恐怕都知道。與此同時，各種介紹、講述書籍的節目，也流行開來。康德所說的另外兩個例子業已成為現實。

一種啟蒙時代所反對的專制的、教條的、服從權威的怯懦與懶惰，成為我們今日普遍的特徵。一種標準的「網紅臉」取代了我們的審美，一種庸俗的樣板化精英取代了我們對優秀的追求，一種對知識象徵性的迷戀阻礙了我們通往智慧的道路。我們今日的首要任務，就是反對被這種「標準」的挾持。去努力過一種福柯所說的哲學生活。

這樣的生活並不是說離經叛道，追求不一樣。也不是說要去閱讀高深的學術著作。而是要訴諸我們的理性。這種理性一方面來自於對現實的深入了解，一方面來自於自身的思辨性思考。拒絕專業醫生所指定的食譜，按照自己的心意為所欲為，並不會顯得自己更加理性。但我們應當判斷兩個醫生開的不同食譜哪個更好，也應當辨別他們推薦的葯，哪些是真的療效好，哪些是為了拿提成。這當然不容易且艱辛，這就是要步入「成年」的代價。

對自然的迷戀當然沒什麼根據。拒絕整容也並不一定要成為一種普遍價值。每個人都有追求美的權利，利用現有的技術也不是可恥的事情。但起碼對美要有一種敏銳的嗅覺。這種敏銳來源於對其歷史的考掘以及對其各種可能性的探索。「網紅臉」要說丑，當然是說不過去的。也沒必要對其大加鞭撻。我們拒絕的，是一種美成為普遍的標準。一種讓人印象深刻的美，除了模糊的對美的評判以外，還需要有其獨特的氣質。通俗的說，或許是「從未見過」。這意味著一種新的可能性，一種更豐富的、對現實的探索，對自我的再造。而技術恰給我們提供了這種再造的可能性。它是基於自身獨特性下的探索，而非泯滅自身獨特性，對標準的屈從。

以康德標準來看，我們至今仍然遠未「成年」。對任何事情都保持一種啟蒙的氣質似乎也不儘可能。但至少，我們需要不斷激活這種態度，去努力過一種哲學生活。至少，在我們最息息相關、最密切的事物上，去努力激活這種態度。不是去憤世嫉俗，而是去創造新的可能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仍然是一個現代人，仍然是啟蒙之子。

康德

哲學家

鏡像

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們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那麼回答就是："並不是，但確實是在一個啟蒙運動的時代"。目前的情形是，要說人類總的說來已經處於，或者是僅僅說已經被置於，一種不需別人引導就能夠在宗教的事情上確切地而又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狀態了，則那裡面還缺乏許多東西。可是現在領域已經對他們開放了，他們可以自由地在這上面工作了，而且對普遍啟蒙的、或者說對擺脫自己所加給自己的不成熟狀態的障礙也逐漸地減少了；關於這些我們都有著明確的信號。就這方面考慮，這個時代乃是啟蒙的時代，或者說乃是腓德烈的世紀。

——康德，《什麼是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