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里的官員，骨子裡的文化人——朱懷偉老師印象
與朱懷偉在一起
兩年前，朱懷偉老師告訴我，他打算把自己寫過的主要文章整理成冊，出一本書，鑒於我們倆很熟悉，交流很多，所以希望屆時我給這本書提些修改意見，寫幾句話。在書出版前夕，朱老師又給我說了一下，並將書的全部文稿電子版發給了我。
我跟朱老師接觸時間較長，且幾年前還在一個辦公室辦過兩年公，他退休後直接接觸也不少，見了面幾乎無話不談，而且有啥說啥，稱得上價值觀接近，思想上熟悉，所以非常高興地應承了下來。
朱老師的這本書，可以說是他過去半個多世紀豐富的學習、工作及生活的生動記錄。這些記錄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新中國的歷史發展與時代變遷，也讓我們能夠感受到時代對一個人、一個家族的巨大影響。對於新一代年輕人來講，通過閱讀這本書，了解自己未曾經歷過的、其實並不太久遠年代的政治環境與艱苦生活，相信能多少體會到一點身在當今盛世的幸運與幸福。
這本書中四個欄目的文章我都瀏覽了，其中第一個欄目《回憶錄—似水流年》里的文章我看得最細。其中一些文章，比如《悼玉姐》（即本期《邁客》刊登的《我的姐姐》一文）、《成分之殤》、《懷念母親》等涉及到親情、成分的一些文章，我認為寫得最吸引人，不少情節讀之令人潸然淚下。
當今多數年輕人，對於「家庭成分」問題根本沒有概念，但在「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時期，特別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它對一個人的工作、生活卻有著巨大的影響。許多人因為地主、富農成分，受盡歧視，工作中低人一等，晉陞提拔更是無望，事業發展停滯不前。婚姻中，喜愛的異性不能追求，有的人甚至為了彌補成分之憾，違心地嫁娶自己並不愛的人，對一生的生活幸福無疑影響巨大。從朱老師的這些文章中，我們能感受到一個人在時代的潮流面前是多麼的無力，也提醒我們後人不要被時代潮流表面的一些東西所迷惑。
朱老師的職業生涯主要擔任政府官員與職業經理人，寫作並非專長，但在我看來，他寫的許多文章，並不比許多專業寫作人士寫的文章遜色，原因在於，好的文章，並不在於多麼華麗的詞藻，而在於真情實感。寫文章，只有有所思，有所想，有獨特的經歷與感受希望表達，就容易寫出好文章；如果思想貧乏、無病呻吟，寫出來的文章就味同嚼蠟。朱老師寫這些文章，絕大多數並非出於職業需要，不是為完成工作任務而寫，而是覺得有感於心，才會下筆，所以寫出的文章很有內容。文風上，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文筆非常樸實，像說家常話，娓娓道來，讓人感同身受，我認為這正是好文章的重要體現。當然，文如其人，由文及人，通過這些文章，相信許多人也更有興趣了解他人眼中的朱懷偉這個人。所以我願意在這裡談談我與朱老師之間的一些交往與趣事。
認識朱懷偉老師，是在16年前的2002年春天。
那一年，我剛到邁科集團總部工作不久，一次與部門其他同事跟隨老闆到藍海風公司檢查工作，見到了藍海風公司的董事長。這位董事長中等身材，體型微胖，方形大臉，慈眉善目，表情嚴肅但不失和氣，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彙報工作言語生動，邏輯性強，口才一流。一問得知，他叫朱懷偉。
我初到邁科，根據集團需要創辦了一份企業內刊《邁科人》，經常會向子公司老總約稿，漸漸地與朱懷偉老師熟悉了起來，方得知他來邁科之前，是一名政府部門的官員，擔任過咸陽市輕紡工業局局長及西安一個郊縣的副縣長。
其後多年，雖然跟他同在一個集團工作，但由於他是老總，我是職員，相互間並沒有太多的私人交往。即便如此，在跟他有限的的接觸當中，除了公事公辦之外，還會說一些題外話。他得知我是山西人後，以後見到我，時不時會說說我家鄉的旅遊見聞與風土人情，言談中發現他對各地的人文歷史知識非常豐富。對於《邁科人》期刊的組稿，他非常支持，除了給我提供一些工作類文章外，還會寫一些人文類的文章，這一點跟許多老總不太一樣。
跟朱懷偉老師的私人友誼是從他調任王子酒店的執行董事以後開始的。那時候，他除了與酒店總經理共同做好酒店的經營工作外，還擔任王子集團的黨支部書記與工會主席，有時需要寫個對聯啦、想個口號啦，或者其他一些文字宣傳的東西，會讓我給他幫幫忙，一來二去，相互就更熟悉、更了解了。接觸多了，發現他不僅人文歷史知識豐富，而且對國內國際時政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而這些話題也是我很感興趣的，所以有時碰到了，兩人共同的話題就比較多了，交流的時間也長多了。
應當說，朱老師在藍海風的時候，與他的接觸，更多是一種公事公辦，個人真實的一面被表面的工作職位掩蓋著。自從與朱老師的私人交往增多以後，才發現他雖然當過政府官員、高層職業經理人，但骨子裡其實是個文化人。我的這種判斷在以後更頻繁的接觸中得到了印證。
2011年，朱老師在邁科集團退居二線後，從藍海風公司搬到邁科大廈上班，與我開始在一個辦公室辦公。共同的興趣愛好，共同關注的時政、歷史話題，讓我們這兩個不同代的人每天都有說不完的話。
朱老師跟我父親是同一代人，生在舊中國，長在紅旗下。對於他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我從父親那裡聽過不少。他們這一代人，經歷過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時期，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時期，還經歷過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上過山，下過鄉，當過紅衛兵，串過聯。我的家族解放前有幾十畝地，開有印染廠，但解放後評的是中農成分，朱老師的家族解放前也有幾十畝地，卻一度被錯評為地主成分，於是文革期間的命運就跟我父親有所不同了，這一經歷在他的回憶文章《成分之殤》中有詳細描寫。
朱老師作為1960年代的大學生，當時叫「天之驕子」，應當有著非常光明的前途，但由於家庭評為地主成分，父親受到批鬥，他跟兄弟姐妹的學習工作生活以致婚姻都受到了嚴重負面影響。相信在那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他的心靈是長期備受煎熬的，以致年輕時便落下了失眠的病症。在與朱老師交往過程中，我發現他為人處事有著謹言慎行的特點，就猜測也許跟他經歷的那個「低人一等」的艱難歲月有關係。
同在一個辦公室，我們談論的歷史、政治話題很多，提到最多的要數偉人毛澤東了。
歷史上的偉人當中，毛澤東是我最為崇拜的人之一，凡是與毛澤東有關的主要書籍我基本都看過，對其雄才大略及政治智慧尤為欣賞。讓我沒想到的是，儘管朱老師的家庭在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算得上「受害者」，但朱老師對毛主席的那份感情與崇敬，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一談起毛主席，談起毛主席領導的革命歷史，朱老師就神情激動，口若懸河，許多我不知道的有關毛主席的奇聞軼事都是從他那兒了解到的。他曾經認真研讀過《毛澤東選集》全部五卷的內容，背誦過毛主席發表過的全部37首詩詞；沿著偉人的足跡，他先後遊覽過韶山、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湖南自修大學舊址、嘉興南湖、上海「一大」會址、井崗山、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武漢東湖梅嶺壹號、延安等許多偉人戰鬥與生活過的地方。我們有時談到對於毛主席的評價，如果我說了一些過分負面的話，朱老師就會跟我急。當毛主席的忠誠FANS能當到這個份上，可見毛主席在朱老師心中的地位！
有一次，我好奇地問他，你的家族在毛主席發動的多次運動中受到了傷害，你為什麼依然對毛主席那麼熱愛與崇敬呢？朱老師嚴肅地告訴我，雖然毛主席也犯過一些錯誤，但他沒有私心，都是為了老百姓好。為了中國革命，他的家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他身居高位，卻從來不以公權為家人親戚謀私利；他嚴懲腐敗，給了社會一個清明的環境。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老幹部儘管在文革中受盡了折磨，卻依然對毛主席懷有一份崇敬之情的緣由。
你崇拜什麼樣的人，你的言行舉止就會受到什麼樣的人影響。毛澤東這一千年偉人對朱老師的影響應當是根深蒂固的。大學畢業在政府部門當職員，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從來沒想到當官，但「是金子，總會發光的」，終於還是被「伯樂」發現；在政府部門當官幾十年，他為政清廉，兩袖清風，靠著政府發放的不高的工資，過著非常樸素的生活。他做事低調，沒有架子，不論是見到中央、省市領導，還是見到普通老百姓，他都能談到一塊。我覺得，朱老師稱得上是父輩精英的一個代表。
與朱老師同窗辦公的那些日子，他空閑時間多了，又拾起了年輕時為領導寫講話煉就的一手好文筆，為我主編的期刊《邁科人》寫了不少文章，其中寫毛主席的文章就有好幾篇。退休的時候，我向朱老師提出建議，可以多寫一些文章，把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都寫出來，集結成書，傳之後人，讓後代子孫能夠了解到老一代人的生活經歷，這既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也算是一輩子「雁過留了個聲」。如今，朱老師已經退休好多年了，在退休的這些年間，朱老師並未安享清閑，而是非常活躍地做了不少事情。他組織了一幫朋友，創建了以「大地原點」命名的微信群，經常就大家感興趣的國內外大事發表充滿正能量的觀點。更主要的是，他新寫了不少文章，都已集結到大家目前看到的這本《往事拾遺》中了。
蘇東坡有詩言：「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人生苦短，不過短短几十年。縱觀朱老師的人生，從一介農家子弟考入大學，經歷了以成分論貴賤的艱難時期，當過國有企業廠長、最終官至局長、副縣長，後來又當職業經理人，人生算是相當豐富精彩的了。朱老師這本書的出版，就如同蘇東坡所說，是「泥上偶然留指爪」，但因了其豐富的內容，這個「指爪」是值得「留」下來的。所以，對於這本書的出版，我向朱老師表示衷心的祝賀，也祝福他有一個更加快樂、充實的晚年！
附：朱懷偉老師散文《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
朱懷偉與他的姐姐1960年代在玉門合影
姐姐乳名玉娃，學名玉芳。名昭其人，追求潔白無暇、晶瑩如玉的人品操守貫之終生。然而命運多舛、前途未料，當太多的無奈已經離去，命運給了她一片頤享天年的陽光之時，她還是揀選了不屑與超脫，悄悄地、輕輕地離開了我們，在一個灰暗的日子——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終年七十八歲。
姐姐的童年，是在崇尚「耕讀傳家」儒學理念家風的普通農家中渡過的。父母親的溺愛，使她無憂無慮地度過了中小學階段。當姐姐升入高中時，神州大地蕩漾起一股強勁的「大躍進」的東風，青年人「支邊」，特別是中學生拋棄學業支援西北建設成了時尚之舉。
一次，同村的六七個同學在我家聚會，「建設大西北」成了中心議題。時代的號角和年輕人的衝動，使他們衝破慣性思維和家庭的阻力，紛紛棄學奔向西部各省。姐姐倉促上陣，隻身來到甘肅玉門油田，以滿腔熱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中去。她尊敬領導，聽從分配，吃苦耐勞，任勞任怨，以青年人的激情和對事業的忠誠贏得單位的表彰和同事的好評。豈知天有風雲，人有禍福，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背景下，一個單純善良的年輕人怎能逃脫來自社會變革帶來的巨大災難？接著，不幸的命運從天而降，在姐姐還未作好思想準備時，一連串的災難和迫害接踵而來。一是由於政治及歷史的原因，她無可預知地經歷了一場失敗的婚姻；二是同樣的原因，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單位領導的一句話就辭去了她的正在積極奉獻的政法系統公務員工作；三是「左」的路線使我家在1965年的農村「社教」運動中補定為地主成份，父親被錯誤地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父母親受到無窮的精神迫害和身體摧殘。而對大孝於身的遠在千里之外的姐姐，無時無刻不在操心著父母的安危。而一個柔弱女子能為父母做些什麼呢？除過盡其所能在經濟上接濟之外，她只能默默地承受壓力，把苦難埋在心裡深處，低頭幹事，夾著尾巴做人。這三件事纏繞姐姐精神世界幾十年，像三塊巨石壓在心頭上。長期的精神壓力和貧困的生活經歷，磨練出了姐姐頑強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毅力，她不退縮，不悲觀，以樂觀面對的精神、積極向上的心態，毫無畏懼地、頑強地和命運作鬥爭。
三中全會以後，中央加快了冤假錯案的複查力度，姐姐的冤案自然得到了複查糾正，恢復了公務員身份，又重新回到從前所在的政法戰線工作。
姐姐愛家顧家，孝敬父母，其品質宛如晶瑩美玉，在鄉間傳為佳話。她工作後，曾兩次接母親到玉門的家中去住。「社教」運動使母親成了「地主婆」，母親常常心悸神驚，姐姐用身邊事例疏導她，帶她到親朋家中做客，使母親享受到了久違的人格尊嚴。回家後，母親思想輕鬆、心情舒暢，對前途增強了信心。姐姐每次遠道回家，最多的時光是陪伴母親。母親有病，她給帶來藥物，母親生活簡樸，她給買來食品衣衫。母女情深，似乎永遠有說不完的話，甚或出門上茅房也要伴隨同行。有姐姐在家，母親終日是樂呵呵的。我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甘肅省嘉峪關西三百里的解放軍農場鍛煉。一次，姐姐來電，說母親來了，我趕快請假去了玉門，原來母親護理姐姐月子結束，準備返程西安。我們出外吃飯、合影，這是我們娘仨多年來唯一的一張合影。姐姐千叮嚀、萬囑咐，有說不完的話，真讓我體會到女兒是母親的小棉襖。第二天，我護理母親登上火車，等找到座位，火車開動了，我急著想跳車，被列車員死死拉住，逆行了一站路，又返回連隊，按姐姐囑咐，回電報平安。我家被補定為地主成分後，為了提振全家的精神，姐姐回家後，將父母親和幾個弟弟、弟媳，包括遠在外村的兩個姑母，請到西安東大街的高檔飯店吃飯、照相，親友碰杯祝福，一片融洽和諧之情。可悲的是，母親病危，姐姐心急如焚，背著大包小包的藥物、食品，風塵僕僕趕到家裡時，母親已經咽氣入殮，姐姐悲痛至極，哭倒在靈前。
母親去世後，姐姐分外關注起父親的生活，每次回家來，都要將父親接到西安的賓館裡住幾天。父親行走困難，她讓弟弟背著父親在城裡洗洗澡、換換衣，看看景、吃宴席，享受城市生活。姐姐是我家第一個掙工資的人，剛剛工作不久，知道家裡缺錢，在經濟並不寬裕的情況下，賣掉了自己的英納哥手錶，資助家裡。看到家裡財產在「社教」運動中被沒收，幾個弟弟家裡困難，她千里迢迢把玉門家裡的木器傢具大小十多件通過長途火車轉運回西安老家分給幾個弟弟使用。有一件事，使我十分感動，長久銘記在心。我家當地主後，住房剩下一間，在門口搭了半間草房作廚房，簡易鍋灶不太光滑平整，姐姐看到後，她知道母親平時最愛乾淨，就從玉門背回來了一包水泥白灰，幫著母親把鍋灶抹光泥平。我知道後，十分愧疚，羞為長子，當時我就在水泥廠工作，弄點水泥白灰實在是舉手之勞，但我就沒有想到。而這一包水泥白灰，姐姐必定要在外購買，包裝背回家裡，坐九十里公交車到玉門東站，乘千里火車到西安，再坐三十里公交車，背著步行五里路才能到我家。人說「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這一包又臟又沉的建築材料，值錢並不算多，對於一個弱女子來說，要運回來，是何等一件難事！它豈僅是一包建築材料？是姐姐一顆沉甸甸的晶瑩如玉的孝子之心啊！
總有一種感情，綿長持久，每每回憶起來這些陪伴身邊的點點滴滴，常常使人蕩氣迴腸，刻骨銘心。在我的家人及親友中，除父母之外，姐姐是關心呵護我比誰都要多、手足之情最為深厚的人。小時候，我家老房西邊有小溪流水，聽母親說，有一次，還是稚童年齡的我，不小心跌入水寬兩米的小溪橋下，掙扎呼喊聲嘶力竭之時，姐姐忽兒鬼使神差地出現了。她發現我在流水中被木橋墩擋住，在死死地掙扎，急速下水救起了我，避免了一場災難。還有一次，姐姐抱著幼兒時的我，在池塘邊看大人挖蓮菜，池邊大樹桿上倒掛著一隻剛撈出來的活鱉，好動的我突然被鱉咬住了耳朵，我拚命叫喊，虧得大人們及時出手救了我，才未出大事。
姐姐長我八歲，在我們姐弟五人中尊列老大。那時，農村女孩子無人上學，直到解放初，本村同齡的幾個女孩都十四、五歲了，才上初小一年級，其中就包括姐姐在內。她們跳級趕學，到五里外的鎮子讀高小，和我同一個年級讀書。每天早晨，屋外鳥鳴，就是起床的信號。我們天不亮就出門趕路，路上姐姐總是和同伴們邊走邊背誦課文，一遍又一遍地背，渴求知識的慾望驅使她們天天如此，不知疲倦，要趕回失去的時光。中午不能回家吃飯，大家一商議，決定早去晚歸，中午在學校自起鍋灶做飯吃，父母也大力支持。姐姐背上家裡的風箱，步行五里路，和本村同學一起，在小學一個舊舞台的拐角避風處，湊合著支起鍋灶，天天中午熬玉米粥吃，沉浸在解放初渴求知識的新生活里，誰也不覺得苦和累。後來，我因腿病，病休一年，就和姐姐分開了。她考上了西安市十中，在西安北關紅廟坡，又轉學到西安市十七中，每周一步行數十里去上學。當她在市十一中讀高中的時候，隨著「大躍進」的潮流，拋棄學業去了甘肅玉門油田參加工作，開始了一種初入職場的新生活。當我應姐姐電報之邀，到鎮上幫她辦理戶口遷移證時，懵懂中忽兒有一種莫名的凄楚悲滄之感。姐姐隻身西出陽關，是福是禍？讓人憂心。姐姐工作後常遠道回家看父母，我是家中長子，姐姐有事都找我辦。每次接來送往，都是由我承擔。每當汽笛鳴叫，火車啟動，姐姐揮手告別之時，心中總是酸酸的。
有一次，姐姐從玉門市回家，約我去一遠路親戚家。我們乘火車到渭南，春寒料峭，當晚我和姐姐在車站門口的地板上，背靠背地睡了一夜。第二天轉公交車到大荔縣，順著縣北的洛惠渠走了幾十里。翻過一座山頭，到了洛河邊，茫茫河灘靜無一人，我們大聲呼叫，幸來一隻小船，將我們擺渡過去。又穿越一里多路的寂靜棗樹林，折騰了一整天，到客人家已天黑多時。姐姐說，要是她一個人，這路真沒法走了。這次步行是我當年走得最長的一段路，它留在我的記憶里，我以能在姐姐需要時，陪伴她走出哪怕不太長的一段艱難的路，而感到欣慰。我考上大學了，姐姐十分高興，除寫信鼓勵之外，託人千里之外給我捎來兩件禮物，一個是鋥亮的洋瓷碗，一個是紙質上乘的印有淺色小格子的筆記本。我理解，姐姐讓我注意飲食、練好身體，又要搞好學習。於是我換了新碗吃飯，筆記本作為化學系學生的化學主課整理筆記之用，至今尚保留存放於書架上。姐姐熱情好客，每次回家來，總帶些禮品送給親朋好友，而走時，又拿些地方土特產品送給身邊的親朋好友。有一次，適逢我下鄉支農，姐姐說油田職工福利好，但最欠吃農家紅薯，我立即託人買了一袋涇陽縣北塬產的紅薯。這些紅薯原儲存在十幾丈深的水井暗窖里，品質很好，要拿出來挺費事的。我用四元錢買了三十六斤，騎自行車急行一百多里送回家裡。我說，姐姐行李太多，這些紅薯就不要帶了吧！姐姐說，那不行，其它東西可以不帶，這袋子紅薯是最貴重的禮物。
親情，是在一個特殊的人際群體中緣於血統關係所形成的聖潔之情，它是無私的、無價的、無償的、無盡的。我工作後，第一次發工資，還清了家中多年所借的幾家外債。之後不久，姐姐和母親到廠里去看我，見我缺錢未買手錶，就把她手上戴的手錶給了我。我知道她當年賣英納格手錶給家裡還了帳，這回我無論如何不接受，但拗不過她，只得收下。我結婚時，她從千之外寄來了深紅色龍鳳呈祥圖案的緞料被面，四十多年了，現在還在用著。有一次，姐姐從玉門回來，住在火車站前的旅館，我接她時，她外出了，那時社會治安很好，我讓服務員打開房門，發現姐姐的背包里裝了半袋子像點心大小的甘肅烙面坨坨。那個時代買食品是要糧票的，這一定是姐姐勒緊褲腰帶節衣縮食為我們帶來的食品，對於經常吃不飽肚子現在正好飢腸轆轆的我來說，這太有誘惑力了，但未見到姐姐，我能吃嗎？我忍了忍，到街上轉了轉，這樣磨蹭了幾次，肚子餓得不行，我大了個膽，還是大吃了起來。過了一會，姐姐回來了，我趕快連聲道歉，姐姐卻高興得像個孩子似的，她知道我糧食標準低，肚子吃不飽，她說，就盼我多吃點。
姐姐對我是最信任的，我們思想相通，交流看法時無話不說，包括她的個人隱私。大約在我上大二時，姐姐回家來，專程到學校里找我深談了一次，陰鬱的臉色，糾結的情思，說出了一個只能和最親的人商議的事情。因政治的原因，她別無選擇，決計走分手之路，我不僅同情而且十分明確而堅定地支持了姐姐的選擇。從此我就更關切千里之外無親無故的姐姐的命運。豈知人遇厄運，禍不單行，不公正的待遇接踵而來，她的公職也沒保住，為了冤案昭雪，她一遍遍地到各級政府部門上訪。我知道後，心裡憤怒又焦急，有誰比我更了解姐姐呢？天真的我以為既然是冤案，寫正式的申訴書，走正規渠道，領導看到了，批個字不就解決了嘛！於是，我晚上加班為她書寫上訪材料，開始用複寫紙寫，後來改刻臘板油印。開始只發給地方領導，後來發到北京部委。為了感動上級，甚或引用《紅樓夢》中《黛玉葬花》的詩句表達心境。這期間，姐姐在政府部門找到了臨時工作，她學會了打字，每次給我寫信，信封信紙的文字都是列印而成。看著列印工整的宋體書信，流暢的感情抒發，我覺得姐姐的心態很好，無論在什麼處境下，都能保持一個積極向上的態度直面人生。
「文革」開始了，學校興起了「革命大串連」，同學們約我外出，我謝絕了，在我心目中，關心姐姐比遊山玩水重要。我隻身一人免費乘車去了玉門市。姐姐看到我不期而至，心裡樂開了花，第二天就帶我到市內商場，從頭到腳，服裝鞋帽全套更換新裝，我怎麼推辭也不行。接著託人給我找對象，對方是我校地理系的學生，我們見面了，但因我家成分高，對方父親還是隨蔣介石去了台灣的國民黨軍官，這事只好委婉作罷。姐姐張羅著為我再提結婚時，我堅決謝絕了。我回家時，姐姐叮嚀我到了玉門東站要打電話告平安，在她眼中，我就像長不大的孩子似的。回校後，同學們都外出串連去了，我約對立派的兩個同學，背上被褥，步行上了井崗山、韶山，坐車跑了半個中國，沿途照相不少，但不能寄到地主成分的老家，都寄給了姐姐收存。身揣90塊錢，在全國跑了三個月，未買過東西，忽然在長春發現商場里有一種碎花布料，質美價廉，窮學生的我第一次用過日子的眼光買了一截布料，連同我自學的仿毛體書法詩詞條幅一塊寄給了姐姐，我想姐姐收到後，一定是十分高興的。
家鄉開展「社教」運動以後，我家被補定為地主成分。一天，老家的社教工作組來人，通過學校黨組織找我談話，了解我家有無浮財存在我處。我明白了，地主家庭的財產是要分配給貧下中農的。我應該站穩立場，劃清界限，我明確答覆說有。這是在我高中畢業後，姐姐為我訂婚做準備，買了一條材質上乘、造價較高的黑色立絨面料，現存我處。工作組同志說，這段面料是你姐姐饋贈你的，不屬於家庭浮財，你自己保存留著用吧！就這樣，這段面料保存了下來，我後來把面料又給了母親。母親腦溢血突發，兩天兩夜不會說話，直到氣息歸天。全家人慌了手腳，喪事毫無準備，四處尋找母親遺物時，忽然發現上房的樓上掛著一個柳條小籠，籠里有一個包袱包好了母親所需的全部入殮服裝，其中有姐姐送我又轉送給母親的那條黑色立絨面料做成的上衣。原來母親在世時，家中三個弟弟皆未成婚，母親悄悄地自己裁製縫合，早給自己作好了全部的入殮服裝。我們驚嘆母親有未雨綢繆先知先覺之靈的同時，又感謝姐姐早前購買的布料輾轉一周為母親盡了孝心。母親去世時，因成分問題，家裡未敢聲張低調予以安葬。到父親去世，家中地主成分已複查糾正，親朋好友弔唁甚多，就為父母去世認真辦理了一場喪事。按照地方風俗，有一道程序是給最孝敬老人的子女披紅唱街，倡導孝道文明，即由村幹部主持。在嗩吶鼓樂聲中，人們抬著盛放在紅色石蘿上面的二十四道祭品從村口魚貫進入祭場，身著白色孝服的孝子列隊緊隨其後。由村幹部給最孝敬老人的孝子當眾披戴紅色被面，依照祭禮言辭振振有詞地頌揚孝子孝敬老人的事迹。這次村民安排的披紅唱街，三次都給了姐姐。我們兄弟幾人高興又敬佩，這是親友及村民對姐姐多年來孝敬父母給予的高度認可和評價，是姐姐弘揚孝道文明應當享受到的殊榮。
姐姐最眷戀有著江南水鄉風光的老家。她的兒子十分孝敬父母，叮嚀我在老家未央湖旁給她租個大點的房子，讓她有時可回老家安享晚年。房子租好了，她嫌房間大，硬是搬到一個二十平方米的小房裡住下。在這兒居住的五個月，她的心情很好。我們有幸在這兒給她慶祝生日壽辰，也有較多的時間看望她。慢慢地，我們發現她忽兒有點浮燥，因小事而生氣，帶她去腦病醫院查過兩次，無有結論。若干年後我們才知道，其實有一種病——老年痴呆症，早已悄悄地潛伏在她身上了。
回甘肅後，病相逐步嚴重到說不清話，認不得人的地步。事業有成又孝敬老人的兒子女兒把她送到了蘭州市最好的醫院——軍區總醫院，請最好的大夫，尋找最好的藥物，用最好的療法，竭盡全力給她治療。待我們弟兄四人到醫院看望她時，她除過一眼還認出我以外，對其他人一下子記不起來了。一年後，她轉到成都軍區醫院。我去看望時，奄奄一息中，她已經完全沒有正常人的認知能力了，這個病態形象定格在我的腦際中恆久無法淡去。
姐姐走了，永眠在青山綠水的青城山下，都江堰旁。回憶姐姐追求潔白如玉的人品操守的一生，可用三個字來概括：在繼承發揚傳統文化和優秀作風方面，凸顯一個「孝」字；在待人接物、為人處事的公共關係方面，體現一個「善」字；在面臨壓力、身處逆境的不利環境中，堅持一個「忍」字。幾十年來，由於社會動蕩，環境變遷及個人的因素，姐姐也曾走過彎路，但縱觀幾十年來的工作生活經歷，可以說，姐姐的一生，是歷經坎坷、飽經憂患的一生，是勤勞簡樸、艱苦奮鬥的一生，是和間睦鄰、樂善好施的一生。姐姐雖然沒有干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在親人及晚輩的心目中，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巾幗女輩，她的高貴品質，音容笑貌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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