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蔡元培是清季民初「士」向「知識分子」轉型的傑出代表

今年是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誕辰150周年。蔡元培1868年生於紹興，曾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及北京大學校長。

2月3日下午，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章清在靜安圖書館做了題為「蔡元培與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的講座，這也是蔡元培誕辰150周年系列講座的首講。

由蔡元培這個名字聯想近代中國

在章清看來，蔡元培站在清末民初、兩個時代交界之際。「思想界」在晚清成長，對應著由「士」向「知識分子」的轉型。1905年廢除科舉，是一段歷史的終結，從根本上摧毀了「士」這一階層。但讀書人還在，如何確立讀書人在現代社會新的角色與身份，不可避免成為走出科舉時代的學人思慮的焦點。蔡元培先生恰好構成了那個時代讀書人的一位傑出的代表。

「和蔡元培這個名字聯繫在一起的，絕不僅僅是北京大學，也絕不僅僅是『中央研究院』。可以說，這個名字讓我們去聯想近代中國，也就是晚清民國的這段歷史究竟發生了什麼。」章清表示。

蔡元培生活的清季民初，思想界是以報章為代表新型傳播界為依託的，同時伴隨著大學制度的建立，身處大學之中的人也逐漸成為了思想界的主體，而蔡元培在學界、報章等領域均十分活躍，「我們結合那個時代的思想界可以更好地了解蔡先生，同時以蔡先生為切入點也能夠了解那個時代的學術和思想狀況。」

章清認為，從蔡元培交誼網路及「合群」意識的浮現、蔡元培「學術社會」的構建與「兼容並包」、蔡元培學術事業的薪火相傳等方面，可以窺其一生，解答蔡元培在他所處的時代可以成功的原因。

蔡元培交誼網路體現晚清之「變」

李鴻章在給同治帝的奏章中將晚清局勢形容為「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自甲午戰爭之後影響日漸顯著。清政府在戰爭中敗給日本，朝野上下受到極大震動，開始圖謀以實際行動應對這一變局。

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群里的力量發生了從「省界」到「業界」的轉變。章清將之稱之為「合群」，也就是組織起來，形集團力量，「這其中，那個時代的人所設想的就是透過學會、學校、報章這樣一些媒介使人聚集起來，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此前讀書人的聚集主要依賴同鄉之誼，在業界意識形成、合群意識浮現的過程之中，蔡元培最初的交誼網路得以形成。

蔡元培早年是科舉出身，曾中進士，完全是舊世讀書人背景。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他開始接觸西學，並且同情維新。在他的成長軌跡之中，同鄉關係仍在產生重大作用，但與此同時，他和晚清思想界也在發生關係，他的交誼網路開始拓展為和他思想比較接近的人。

「學會、學校、報章這是當時的人組織起來的最重要的幾個標識。蔡元培每一樣事情都參與了。這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他首先在家鄉紹興創辦中西學堂並且擔任監督的工作。」

在上海期間，蔡元培在教育領域有一些成就並開始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發生聯繫。蔡元培曾在澄衷學堂、南洋公學擔任校長。南洋公學是交通大學的前身。接下來他創辦了中國教育會並且擔任會長，後來還創辦了愛國學社，愛國女學等組織。

20世紀初，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已經陸續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蔡元培參與創辦了《俄事警聞》這份雜誌，並參與在上海成立光復會，1905年，同盟會成立，光復會併入，孫中山委任蔡為同盟會上海分會負責人。「由此，一個舊式讀書人開始漸漸脫去舊式的色彩，開始漸漸走向革命這條道路。」

左起：魯迅、蕭伯納、蔡元培

中年兩段留學經歷對蔡元培思想轉變影響巨大

引導蔡元培思想發生轉變的，除了他接觸的思想界發生了變化，他個人的學術經歷也占很大因素。

早年蔡元培是科舉道路出身，完全的舊式文人。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國，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4年，當時他已經接近40歲。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也被任命為教育總長。但1913年，蔡元培46歲時，他又去法國去從事學術研究，呆了3年左右。

「我們要理解北大，要理解『中央研究院，』理解蔡先生的學術理想，這兩段學術經歷非常重要。」章清認為，蔡元培教育理念、辦學理念的形成，和他的留學經歷是分不開的。

「1905年廢除科舉，這對於改變讀書人的身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以往所謂的『士志於道』這樣一些讀書人的依憑，在進入現代以後都難以支撐，那就必須尋找新的依託，為讀書人尋找新的位置。」章清進一步強調，重新確立讀書人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社會重建一個社會重心，「『士』構成了過去時代的社會重心，進入近代以後社會重心究竟誰來支撐？這是當時的人要去面對的問題，學術社會的提出就是試圖在這個問題上也做出相應的努力。」

蔡元培進入北大擔任校長，正是出於這樣的目的。在蔡元培的北大就職演講中，他強調「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並且反覆告誡學生大學不同於專門學校，學生需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如果為著升官發財，另有不少專門學校可供選擇，完全不必來到北大。

「蔡元培的說法，恰好代表著那個時代不少讀書人的努力。」章清表示，蔡元培執掌北大以後，把大學定位為囊括網羅眾家之學府，相應採取「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為北大網羅了不少專心向學、且學有所長之士，使北大很快成為中國學術之重鎮。

蔡元培還為整個中國大學院與大學區的規劃構建做出了努力。他提出了仿效法國，建議改教育部為中華民國大學院，撤銷地方的教育廳，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大學區。教育上一切重要問題由新設的大學委員會負責，採用專家學者主持各個機構。

1927年6月1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05次會議議決通過了《大學院組織法》，17日正式任命蔡元培為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可惜這一蔡元培一己之力促成的改革試行不到兩年即告失敗。

襄助年輕後輩，學術志業薪火相傳

蔡元培對清季民初中國思想界的貢獻，還表現在他對年輕一輩的襄助上，這也是他身上所體現的大格局。僅從胡適、傅斯年這兩位學者的成長來看，蔡元培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胡適留美期間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等文章，對中國推進白話文運動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林紓反駁胡適稱「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不能為白話」，為此蔡元培挺身為胡適辯護，說北大教員之中：善作白話文者，為胡適之、錢玄同、周啟孟諸君。」還特別提及：「胡君家世『漢學』,其舊作古文雖不多見,然即其所作《中國哲學史大綱》言之,其了解古書之眼光,不讓於清代乾嘉學者。」對胡適給予明確支持。

對於胡適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蔡元培特別做序推薦，「留學西洋的學生，治哲學的本沒有幾人，這幾人之中能兼治『漢學』的更少了。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兼治文學、哲學，於西洋哲學史是很有心得的。」

「這一番話我們聽下來都能理解，表彰胡適不僅西洋學問好，傳統學問也好。」 章清表示，當時學界很認這些東西，蔡元培特意出來為胡適做推薦意義重大。後來《中國哲學史大綱》成為奠定胡適在中國哲學舞台地位的一本重要著作。

傅斯年留學歸國之後，起初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且在中山大學開始創辦研究所。當時他聽說要建立『中央研究院』為最高科學研究機構，蔡元培擔任院長，立即趕到上海，說服蔡元培借用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語言研究所來辦『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也就是將中山大學語言研究所升格為『中央研究院』的一個所。

蔡元培支持了他，192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所長。史語所集中了當時一批著名學者，如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治學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內的研究方法，在歷史、語言等許多領域都有卓著貢獻，十年間組織殷墟發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果。

「近代中國特殊的學術生態環境，無疑是成就蔡元培的土壤。」章清表示，結合清季民國時期的「思想界」略陳蔡元培的晉陞之路及其在學術事業上的篳路藍縷，「既是期望對於蔡元培的學術擔當有新的認識，也是試圖結合蔡元培的志業，對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的演進有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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