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學者不斷強調的「內陸亞洲」究竟是什麼？
所謂「新清史」，是指美國的中國史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的、以重構清朝歷史敘事體系為目的的一種學術思潮。
其目標在於解構漢化觀下的歷史敘事，反思清朝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定位。它以柯嬌燕、歐立德、羅友枝、路康樂等人的著作為代表，被認為標誌著美國學界前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轉折，即「中國研究的族群轉向」。
實質上，這種新敘事體系的建立得益於歐美學界「內陸亞洲」（Inner Asia）歷史研究理論的積累及在清史研究中的應用，即以「內陸亞洲視野」，探尋「內亞因素」如何作用於清朝歷史發展。
一
何為「內陸亞洲」？
自19世紀中期以來，「內陸亞洲」逐漸從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變得擁有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甚至是政治概念，其形成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從19世紀中晚期到20世紀初，歐洲地理學、漢學、阿爾泰學對它的界定和使用；二是20世紀上半期至80年代，美國和日本史學界對「內陸亞洲」理論的歸納；三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新清史」對「內陸亞洲」理論的運用和發揮。
（一）「內陸亞洲」的地理學意義
「內陸亞洲」一詞最早被廣泛使用於19世紀俄國的文獻中，作為一個地理概念的定型，源於19世紀中期歐洲地理學家對「中亞」（Central Asia)地區的關注和研究，他們試圖找到亞洲在地理上的中心區域。德國亞歷山大·馮·洪堡被認為是最早提出「中亞」概念的學者，他在1843年提出以北緯44.5°以北5°和以南5°之間的區域作為亞洲大陸的中央部分。
費迪南·馮·李希霍芬遵循以水文特徵為主要標準，把亞洲地理劃分為三個區域：一是亞洲的中心地帶，即「中亞」，指南起西藏高原，北迄阿爾泰山，西起帕米爾分水嶺，東達中國長江、黃河的分水嶺和大興安嶺，是一個封閉的、沒有河流注入外海的內陸地區；二是亞洲的邊緣地區，是指所有河流流人大洋或裏海或鹹海的地區；三是過渡地帶，位於前兩者之間，指那些早先河流有出口而現已變成內陸河流地區或者是相反變化的地區。19世紀晚期，俄國學者伊凡·莫希凱托夫對李希霍芬關於亞洲區域的劃分方法提修正，消除了所謂的「中間地帶」，認為亞洲可以分為內陸和邊緣兩部分。
（二）「內陸亞洲」文化內涵的形成
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隨著越來越多歐美學者前往內陸亞洲地區旅行、探險，以及大量內亞文化資料的獲得，「內陸亞洲」地區的歷史、語言和文化得到更深入探究，「阿爾泰學」產生。
伯希和曾使用「高地亞洲」（LaHaute Asie)—詞來指代他極其廣闊的研究範圍，這幾乎包括整個阿爾泰社會（蒙古和突厥）、西藏，有時又一直擴大到印度和伊朗，是以帕米爾山區為中心，包括中國的新疆、西藏、蒙古在內的一個巨大的「弓形」地區。
伯希和的弟子丹尼斯·塞諾提出「中央歐亞」的概念，視內陸亞洲為「中央歐亞」的東段部分，涵蓋了北亞、蒙古高原和中亞，並包括中國西藏和東北地區。
清帝國與準噶爾汗國並立之形勢
新一代的內亞史家狄宇宙認為「內陸亞洲」這一地帶包括三個地理區域：中國東北平原，蒙古草原與森林和新疆的綠洲沙漠、草原，他基本延續了塞諾以非農業區的經濟方式作為是否「內陸亞洲」的根據。
綜上來看，與地理學家相比，內亞史專家沒有遵循以封閉性水文作為界定「內陸亞洲」地理範圍的原則，他們所謂「內陸亞洲」的地理範圍顯然要寬廣很多。
但這兩種界定都是跨國界和非政治化的。塞諾強調，唯有蒙古高原為中心的草原地帶才是內陸亞洲的核心所在。由於中國東北地區曾經是女真—滿洲人的活動區域，並與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有著密切的內在關係，因此它也被內亞史專家列入研究範圍。
他們關注的是游牧民族的歷史、文化及其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如此，文化意義上「內陸亞洲」的地理範圍是由生活在這個區域的族群文化的輻射範圍來決定，而不是取決於某些地理界限。
對內亞史專家來說，提出「內陸亞洲」概念的重要意義在於反思過去文明史觀下的歷史敘事，關注這個區域對世界歷史的影響，以及這一區域被視為「野蠻人」的族群的歷史主體性。
他們從未獨立於世界之外，而是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對世界各地文明史發展產生巨大的、關鍵性的影響，引起「定居文明社會」變革。這種影響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這個地區「野蠻人」自身的文化，另一方面，內陸亞洲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必經之地，東西方文明是通過內陸亞洲的「蠻族」傳播的。
實際上，這些「野蠻人」經常成為歷史發展的主導者。在公元後的中國歷史上，「蠻族」統治時期近二分之一，長達800多年。
由此我們看到，「內陸亞洲」是一種極為宏觀的視野，猶如將世界文明的空間進行了置換，拓展了世界歷史的研究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以歐洲為中心的文明主義。對於中國史研究來說，當以中國為視角時，這個地域變成了中國的邊疆，而以「內陸亞洲」作為出發點時，「中國」成為邊緣。
二
「新清史」對「內陸亞洲」理論的使用與發揮
筆者以為運用內亞理論對中國清代歷史做出「新」的闡釋，才是「新清史」之「新」所在。但另一方面，從內陸亞洲研究的學術脈絡來看，「新清史」對內陸亞洲理論的使用存在很多泛化、主觀之處。
（一）滿人到底具有什麼樣的「內陸亞洲特性」
「新清史」秉持「去漢化」的理念，強調清朝的滿洲特性，即「滿洲因素」和族群認同在新清史學者們的歷史敘事中扮演著濃厚而重要的角色。羅友枝甚至說「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漢族王朝依靠太監而統治」，而清朝的各項核心政治制度、禮儀制度，以及太監奴僕等管理，都與漢人王朝不同。
對於這種滿洲特性的來源，「新清史」研究者們大多認為與清政權根植於「內陸亞洲」有關，滿洲文化深受內陸亞洲特別是蒙古文化的影響，滿人正是充分吸收了蒙古提供的精要因素，建立了滿蒙軍事聯合，形成了以直接稅收為標誌的、形態最高級的「內亞政權」，保持了鮮明的「非漢」的「內陸亞洲」特點，這歸根結底是一種游牧文化。
這其中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新清史」研究者們所說的「滿洲特性」，與蒙古人的游牧文化特性是否等同？第二，是不是所有滿漢的不同，都可以被列入滿洲特性？
很明顯，滿人雖然借鑒了很多蒙古人的因素，包括文字的創製、理藩院的建立等，但是滿人既不是游牧民族，不可能進行大規模游牧，也無法僅藉助游牧開展長期的、大規模的戰爭，對滿人來說，獲得穩定的經濟支持才是第一位的，入主中原遠比征服內亞更具吸引力。
即使在戰爭方面，滿人與蒙古人的態度也截然不同。18世紀50年代清軍最終擊敗準噶爾部，平定內亞邊疆，卻沒有像蒙古人那樣繼續無止境地深入「內陸亞洲」。
乾隆皇帝以極具自我約束力的邊境原則，拒絕了哈薩克、布魯特內附的請求，表現出明確的「中國觀」。在對待西藏文化方面，皇太極表現出對黃教的尊崇，鼓勵蒙古人信仰喇嘛教。但他認為喇嘛教「甚屬愚謬，嗣後俱宜禁止」，告誡滿人對此保持警惕。
因此，清朝在邊疆地區的穩定統治與其說是靠不同族群對「滿洲特性」「內陸亞洲特性」的認同，不如說是靠精心設計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強大的武力。
歐立德所著《乾隆帝》
實際上，在塞諾、傅禮初等內亞史家那裡與滿人相比，蒙古人才是真正的「內陸亞洲」民族。無論滿洲皇帝如何費盡心力地提倡和維護「滿洲之道」，無論滿人在心裏面保留了多少認同，但一個不爭的史實是各地滿城的圍牆無法成為滿漢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
所謂「滿洲化」，實際上僅僅存在於康雍乾幾代皇帝的主觀意志和滿人上層統治者之中。在晚清，象徵滿洲之道的滿語、騎射等畢竟更加迅速地被遺忘、遺棄。
而且，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歷程反倒逆轉了滿漢在軍事力量方面的對比，進一步加大了滿人在經濟方面與漢人的差距。即使在政治上，滿人也不得不依賴漢人精英來平定國內叛亂、維護內亞邊疆的安全，以及應付西方的侵略。沒有漢人精英的支持，清朝很難抵擋伊斯蘭力量和俄羅斯人的威脅，以及蒙古人的反叛，有失去整個內陸亞洲邊疆的可能。
（二）關於清朝在中國史和內亞史上的位置
「新清史」學者「去漢化」的目的是為了構建清朝與內亞邊疆地區在文化上的聯繫，特別是與蒙古政權之間在政治上的延續關係，否定與中國傳統王朝的連續性。「新清史」學者們認為清朝是一個內亞政權，而非排在中國歷代王朝序列之中的王朝。
這種觀點的依據至少有三點：一是清朝在1636年就已經建立，8年以後才入關統一中國。二是皇太極稱帝的一個最主要契機是從成吉思汗後裔那裡得到了傳國玉璽，意味著清朝政權合法性的建立。三是入關之前，滿人的文字、制度等大多借鑒蒙古人而來，滿洲文化與內陸亞洲特別是蒙古文化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
「新清史」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與日本學界的相關研究頗為接近。探討內陸亞洲的滿蒙地區相對於中國的獨立性，是日本「清朝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
如岡田英弘認為1635年皇太極從林丹汗遺孀和兒子那裡得到傳國玉璽而稱帝，標誌著滿洲政權接續了北元在內陸亞洲統治的合法性。杉山清彥也提出，漢人傾向於元—明—清的歷史序列，而北元繼續保持了元朝的政治餘緒，並未因為明朝的建立而中斷，清朝承襲於北元，而非明朝。
1820年的清帝國疆域
同時，「新清史」學者們似乎有意忽視了清朝與明朝及其他中國王朝之間的延續性，也忽略了滿人與同時代的漢人的關聯性，這至少並不符合歷史事實本身。
一些生活在明末清初的西方傳教士經歷和見證了明清易代的連續性，這些傳教士包括衛匡國、安文思、白晉等人，他們一方面感受到滿人作為異族人侵、朝代更替過程中的殘酷性，但也關注到滿人在吸收漢文化方面的主動性。「不可否認，他（指衛匡國）記述了滿人的一些野蠻習俗，但他隨即補充說，滿人一入主中原，就放棄了這些習俗。他以充足的證據來說明，在征服之前，滿族人採取了一系列的漢化措施」。
另外一方面，他們對當時現實的描述，「給人這樣的感覺：滿人的統治一在北京確立，清朝便以一個傳統的中國王朝的面貌出現」。白晉認為，「在康熙朝，儒家文化與滿人尚武精神相互融合，達到理想的和諧狀態」。
因此，把清朝僅視為內亞政權的延續，而與漢人和中原無關的事情，有失偏頗。清朝對蒙古地區真正的征服是在入主中原後100多年才得以實現。濮德培也指出，「新清史」學者們的研究過多地關注清朝的統治精英和邊疆，卻忽略社會經濟結構與中心地區，也割裂了滿洲精英與人口佔主體的漢人的聯繫。
與13世紀蒙古人不同，滿人對內亞邊疆的征服，需要建立在兩個條件基礎上。
第一個條件是滿人如何獲得經濟上的支持。戰爭的長期性、巨大耗費，決定了清朝在有了一個堅實的滿漢聯盟以及由此而來的充裕的財政支持後，才有能力進一步展開與準噶爾爭奪內陸亞洲霸權的戰爭。
第二個條件是滿人能否在政治上糾正蒙古因素中的致命缺陷。相對蒙古人而言，滿人更成功地藉助漢文化強化了皇帝的中央集權，成功克服了「血腥的競爭繼承製」的缺陷。因此清朝在其近300年的統治中未出現過嚴重的流血衝突。
清代蒙古貴族
可見，滿人在中國建立統治的過程、路徑、方式及效果，都是與草原游牧政權非常不同的。接受和利用漢人的文化、政治制度，與漢人的聯盟，有內地的支持，滿人才能獲得在內陸亞洲地區的成功。
（三）「新清史」將「內陸亞洲」演繹為一個政治概念
如上述，「內陸亞洲」經歷了—個從地理概念向文化概念的轉變，從伯希和、塞諾到傅禮初等人—直在論證「內陸亞洲」似乎是一個「超越國界範圍的地理和文化的統一體」。這些內亞史學者雖然致力於研究內亞地區族群的差異性，並他們不否認將內陸亞洲邊疆地區的新疆、西藏、蒙古地區視為中國的一部分。然而，「新清史」的研究者們演繹了「內陸亞洲」理論，把長城以南的地區稱為「中國本土」，是「新清史」學者們普遍採用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大清王朝是由內陸亞洲和內地兩部分組成的。
所謂「中國」是漢人的中國，長城即是邊界，長城以外屬於「內陸亞洲」，生活在這裡的滿、蒙等民族都有著強烈的「內陸亞洲特性」，他們也一直堅持自己的這些特點，即使他們人主中原，也沒有被漢化，沒有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由此認為，內亞地區非中國，清朝非「中國」，擴而言之，非漢民族建立的各個政權，是不是「中國」都成了問題。
中國的內亞邊疆地區被從中國「割裂」出去，「中國」成為內亞以外的他者。所以，「新清史」把「內陸亞洲」作為他們演繹族群理論的地理空間、文化空間，並上升到政治空間。
「內陸亞洲」由一個地理概念和文化上近似的統一體，在不知不覺間被解釋為一個「政治統一體」，並可以與「中國」這個國家概念、政治概念相抗衡，不免有偷換概念之嫌，也否認了歷史上「中國」作為跨內亞、多民族政治實體的存在，否定了古代中國對邊疆地區和非漢民族統治的合法性。
與塞諾、傅禮初等內亞史家對內陸亞洲的概念界定也相去甚遠。「新清史」在美國之濫觴由來已久，是內亞史研究理論運用到清史上的結果，是以歐美內陸亞洲的理論為基礎的。
但「新清史」將「內陸亞洲」地區非漢民族的文化特性混同於政治歸屬，將「內陸亞洲」從一個地理、文化概念異化為政治實體概念。這種「泛政治化」的做法不僅脫離了其原有的意義，也直接對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合法性形成否定，這就顯得非常主觀了。
對中國歷史的解釋需要立足於中國歷史本身的實際情境，需要西方學者真正走出西方中心論的固有窠臼。
節選自《社會科學文摘》2016年第11期，第95-97頁。原文為劉文鵬：《內陸亞洲視野下的「新清史」研究》，《歷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4-159頁。
文字有改動，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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