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大唐氣度不在武后楊妃，而在兩個無名女子身上

任性，是一個舊詞。可它又是一個新詞。沒多久前，任性還是帶點貶義的詞，如今卻成了帶點褒義的詞了。

任性女子，如今是特別的多，但任性女子在任何時代都是有的。

唐朝女子任性嗎？當然，任性。

我不敢說唐朝女子是中國史上最任性的——歷史研究有個通例，叫「言有易，說無難」，說什麼東西不存在是極危險的；而我以為還有另一個通例：說最也難。說什麼東西是「最××的」，也是極危險的。但我想至少可以說，唐朝是女子最任性的時代之一。不說別的，就憑出了武則天，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呀！

大唐女子的任性，當然是野狐禪的題目，若作學院派式高大上的研究，如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或氣賀澤保規《試論隋唐時代皇后的地位——武則天上台歷史背景的考察》那樣（皆見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在我來說既不能，亦不必。在此我只想取巧地拈出若干人物，由具體見抽象，聊示一斑而已。

那麼就先說武則天。

武媚娘做了皇帝，自然不是靠她的任性，但她這個人，確也可說是任性的。有個著名軼事，見於宋代尤袤《全唐詩話》卷之一：

天授二年（按：武氏稱帝後第一個年號）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先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異。後托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

這是說，武則天稱帝後，群臣未盡心服，欲假借遊園之機有所異動，而武后將計就計，以詩為詔，真的讓園花在冬日競放，遂令群臣驚服。不過，尤袤只是記錄了這個傳說，並不相信，斥之為「妖妄，不足信」者。

《鏡花緣傳奇》中的武則天

到了清代李汝珍的《鏡花緣》那裡，這個本帶著政治陰謀色彩的傳奇，就被改編為一個單純的任性女皇故事了：武后喝醉了酒，「要挽回造化，命他百花開放」，於是寫了那四句詩張掛於上林苑，適逢司理群芳的百花仙子正與麻姑下棋未返，群芳害怕違背聖旨，遂逆時開放，成就了大唐女皇的任性神話。此見《鏡花緣》第四回，世已熟知，無庸詳述。

但想必會有人說，這只是虛構故事而已，算什麼呢。好吧，那就看真實歷史。只是武則天的事迹太多，這裡只拈出兩例：

唐高宗想廢掉原來的皇后，改立武氏，召四位顧命大臣長孫無忌、李勣（原名徐世勣）、于志寧、褚遂良私議。據《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九：

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後，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裡。」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

這是很生動的記錄。皇后的位子還沒坐上，武氏就公然放言「何不撲殺此獠」，這是何等任性，何等剽悍。

至武則天稱帝後，為表示除舊布新，更造作新文字，其事見於《新唐書·則天武皇后傳》、《宣和畫譜》等，是為「武周新字」。據日本學者研究，「武周新字」應有十七個，這些字在武氏身後已廢除，仍在彼岸的日本卻一直使用。比如，去武則天九百餘年後的江戶時代，德川家康之孫、水戶第二任藩主德川光圀，其名的「圀」即承襲了「武周新字」——「圀」其實就是「國」字。按專家的話說：「武則天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且也是唯一一位造過漢字的皇帝。」（梁曉虹《日本古寫本佛經音義與漢字研究》，《佛教與漢語史研究——以日本資料為中心》）可不謂之任性乎？

說到大唐女子，是不能繞開那個向來很紅、最近更紅的楊貴妃的。

據周勛初主編的《唐人軼事彙編》，唐人鄭綮《開天傳信錄》有云：

太真妃常因妒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按：高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發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發，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歸。

能讓唐玄宗「怒甚」的貴妃，必有其任性之處，但這個故事還是說她主動示好。而宋人樂史《楊太真外傳》還記錄了傳聞的另一版本：

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面酒饌百餘車。諸姐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撰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人。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位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姐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

這卻說是堂堂皇帝主動示好了。楊玉環的任性，贏來了唐明皇更深的寵幸。

《妖貓傳》中的楊妃，是大唐盛世的一張名片

論文獻年代，《楊太真外傳》似不及《開天傳信錄》那麼可靠；但若論人情世故，從玄宗對貴妃的寵幸來說，《楊太真外傳》的記錄也相當合理。我們又何妨相信《楊太真外傳》呢？

不論怎麼說，楊貴妃也是任性的；而她的任性，還是小女人的任性，比之武則天當然可愛多了。

宮廷之外自也有任性女子，詩妓魚玄機應算一個。

檢陳文華輯注的《唐女詩人集三種》所附資料，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載：

玄機，長安人，女道士也。性聰慧，好讀書，尤工韻調，情致繁縟。咸通中及笄，為李億補闕侍寵。夫人妒，不能容，億遣隸咸宜觀披戴。有怨李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與李郢端公同巷，居止接近，詩筒往反。復與溫庭筠交遊，有相寄篇什。嘗登崇真觀南樓，睹新進士題名，賦詩曰：「雲峰滿目放春情，歷歷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觀其志意激切，使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作者頗賞憐之。時京師諸宮宇女郎，皆清俊濟楚，簪星曳月，惟以吟詠自遣，玄機傑出，多見酬酢雲。

電影《唐朝豪放女》中的魚玄機

由此可見其文學交際。從「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一句，知其自負才情，對於男權社會實有強烈的不平之念。又宋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載：

唐女道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憶補闕執箕帚，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公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殺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

由此又可見其身世浮沉。她由待妾而女道而娼妓，不依於人，只可惜竟以殺人犯了結一生。吟得了詩，殺得了人，出得廳堂，上得刑場，也是大唐的任性嗎？

——順便說一下，大約有兩個因緣，使得魚玄機艷名更熾。一是天壤間僅存的南宋本《唐女郎魚玄機詩集》，曾為「佞宋主人」黃丕烈獲得，此系藏書史上的著名掌故；一是八十年代香港邵氏兄弟公司出品的《唐朝豪放女》，女主角正是魚玄機，由夏文汐扮演，此系香港三級片的冠冕。

《唐朝豪放女》劇照

武則天，楊貴妃，魚玄機，都屬於大唐俱樂部的超級明星了。但武則天極殘忍（古之說部、今之影視多稱美之，為之「洗白」，大約因為她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女人吧），魚玄機也暴戾，我所不喜。我所以寫這篇文章，她們只是引子，只是例牌菜式，我真正想表彰的，其實是另兩位無名氏美女。

一個是八世紀唐德宗時人，只知她姓王。唐人韋詢《劉賓客嘉話錄》有這樣一條：

王承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子也。（按：宋人王讜《唐語林》卷六引之，末改為「以流落終」）

此姝得皇帝寵幸，卻不喜歡困在宮廷，遂被皇帝放出宮中，成了一千多年前的黛安娜王妃——要知道，在二十世紀離開一個過氣王子不難，在八世紀離開一個在任皇帝卻是太難了。其不慕勢，不以得寵為幸，在個個拚命往上擠的宮廷里已是異數；而甘棄榮華於不顧，我選擇，我樂意，更是大大的任性，真有《白馬嘯西風》里李文秀那種「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的作風呢。

卻說皇帝在惱羞成怒之下，罵她是「窮相女子」，就是命相要過窮日子；而《劉賓客嘉話錄》也隨聲附和，聽聞她後來「因以流落」，就幸災樂禍地說她「真窮相女子也」，彷彿果真命中注定似的。這自是出於官府的視角，甚可惡可鄙。若非皇帝有意報復，限制她婚嫁的對象，以其「國色」，又何至於困頓以終呢？

再說了，我們可以想像，若她仍留在宮廷，就一定能得善終嗎？人老珠黃，一朝失寵，是很可能發生的事，更不必說深宮中的 「金枝欲孽」，更不必說楊貴妃的前車之鑒了。

另一個是九世紀唐僖宗時人，連姓也已遺佚。《資治通覽》卷二百五十六據《耆舊傳》記錄了一個細節：

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並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勛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這位黃巢的姬妾，人之將死，其言也辯，為所有被迫屈從於命運的女子吐了一口惡氣，竟讓皇帝無言以對，任性得何其漂亮！而群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對她們多表示同情，「人爭與之酒」，這又何其令人感動！

關於黃巢姬妾這一記載，古今都有人特別重視。宋人周煇即深賞其人其事，其《清波雜誌》卷第十照錄《通鑒》，並論曰：

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通鑒》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不得其姓氏。

此外，過去在高揚「農民起義」的年代，也有唯物史家上綱上線地評價：

「這是一條非常寶貴的史料，它告訴人們，黃巢一門群眾，皆英勇獻身革命，更有這樣一位堅貞不屈的女子，面對封建皇帝的訓斥，不僅毫無畏懼之色，而且聲色俱厲地予以駁斥，竟駁得唐僖宗啞口無言，其答辭雖可能經過文飾，但浩然之氣，仍活躍於紙上。特別是她那種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雖就刑而「神色肅然」，實在感人至深。」（倉修良《從〈資治通鑒〉看司馬光求實精神——司馬光史學思想研究之二》，《司馬光與資治通鑒》）

今日視之，其教條化的口吻自是可笑，但他強調這條材料的可貴，卻是很不錯的。

這兩名女子，只是大歷史中的小人物，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但她們自立自主，不屈於權勢，敢於讓兩個皇帝大失臉面——按現代觀念來說，就是能蔑視統治者，同時也有蔑視男權的意味。古人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近人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於斯見之矣。所以，我很願意將她們的言與行，作為大唐所有任性女子的代表，也作為大唐氣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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