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中的政治人物照片，是怎麼拍出來的？

文史 02-08

原標題：課本中的政治人物照片，是怎麼拍出來的？

耀華醇親王載灃在上海

說起照相館和晚清權貴廣泛而深入的交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時泰照相館。1870 年前後，廣東人梁時泰首先在香港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時泰照相館。可能因為香港照相業的激烈競爭，1876 年，梁時泰北上，來到上海謀求更好的發展。

在1876 年5 月29 日《申報》刊登的廣告中，除了提到自己「向設香港已歷多年，得西人秘授，盡斯業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絹片，而情景逼真，誠丹青描摹之捷法也」之外，梁時泰還特別提到「倘蒙官商賜顧，價目格外公道」，梁時泰看中的「官商」界之中的「官」，確實不同於一般照相館專門強調的商界、學界、工界，以及命婦、封君、名媛、淑女等顧客群，正是因為與官界大佬的良好關係，時泰照相館在中國早期攝影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北京容豐-格格肖像

梁時泰成功拍攝李鴻章和格蘭特的肖像，是時泰照相館打開晚清權貴之門的第一步。1879 年，攜妻週遊世界的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來到中國訪問，先到香港、上海，後來到天津，再上北京，返程時再訪天津。格蘭特的天津之行，是訪問中國的重頭戲，因為晚清重臣、時任直隸總督併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準備與格蘭特多次會面。

為了迎接格蘭特的來訪，直隸總督府在各個方面都做好了準備，對通曉洋務的李中堂來說，照相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可能正是因為時泰照相館在上海灘迅速建立起的聲望，引起了直隸總督府的注意，邀梁時泰來到天津，準備拍攝格蘭特在天津的活動。

1879 年5 月17 日，梁時泰在李鴻章衙署西花廳，利用李鴻章的「下澣」假期，為李鴻章拍攝了一張單人肖像，可以說，這是為拍攝李鴻章與格蘭特會晤進行的預熱，這張肖像也是中國攝影師為李鴻章拍攝的最早的肖像，日後也成了李鴻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李鴻章當作贈品，廣泛應用在國內外官場或外交界。

上海蘇三興-李鴻章

梁時泰也頗具廣告意識，在這幅印製多張並廣泛銷售的照片上，他還寫上至少兩種不同的款識，交代拍攝時間、地點，並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照片上的時間『光緒四年』應當為誤記，因為己卯年和閏三月都在光緒五年，即1879 年。1879 年5 月27 日，格蘭特從上海到達天津。在天津，梁時泰至少兩次為李鴻章和格蘭特拍攝了合影。一次是在李鴻章的天津官邸，在歡迎格蘭特招待會結束後，「二人坐下合影，李鴻章大人以此照紀念格蘭特將軍到訪。」

第二次是在天津「河北吳楚公所」，李鴻章為格蘭特來訪舉辦的正式午宴上，「進餐時，攝影師也為我們拍攝了照片。總督與將軍大人還在小茶桌左右合影留念，將軍一側有一歐洲人站立，總督一側也有中方隨從陪同。」關於這次午宴時梁時泰的攝影，當時《申報》報道中也有提及：「談畢，主賓各盡歡而散，即在庭中拍印小像，總統與爵相併坐中西，各員環列左右。奏技者姓梁名科。拍印既成，就升炮送客。」這裡面還透露出「奏技者」，即攝影師的一個重要信息，梁時泰名科，時泰應當是他的字。

2014 年EBAY 上拍賣過一張李鴻章和格蘭特的合影照片，照片背面貼有上海時泰照相館的商標籤即「在上海洋四馬路」，可見照片是在上海時泰照相館印製的。同樣在2014 年11 月25 日，美國斯旺拍賣行也曾拍賣同樣一張李鴻章和格蘭特的合影（Lot54），上面有梁時泰在底片上的手書：上海，1879。所以，由此判斷，1879 年時，梁時泰的天津照相館似乎還沒有正式建立。

不過，這次為李鴻章和格蘭特的成功拍攝，讓梁時泰意識到了自己在天津發展的巨大優勢和潛力，很快，他的經營重心迅速北移，在天津建立起了梁時泰照相館。為李鴻章和格蘭特拍攝的肖像，不僅成為天津梁時泰照相館重要的銷售商品，也成為梁時泰照相水平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標誌。

七年之後，梁時泰在天津又有了一次和更高層權勢人物結交的機會。光緒十二年四月（1886 年5 月），主持海軍衙門的醇親王奕譞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視天津、大沽及旅順、煙台等處的北洋海防。

在天津，已和直隸總督府建立良好關係的梁時泰，又得到舉薦，多日跟隨醇親王的視察，從不同角度拍攝了北洋艦隊的建制、規模、官兵等情況的照片，並多次給醇親王奕譞近距離拍照：「先是到水師營務處時，曾飭照相人梁時泰照相一次。至上快馬，船經新關並招商局，顧問善軍憲一切地方情形，軍憲一一回明，又照相一次。遂開至大沽換海晏船赴旅順矣。」

醇親王視察成功完成後，在從天津返回北京前，「奉王札諭……賞照相粵人梁時泰等銀四百兩」，當時，醇親王「每兵賞銀四兩」，而給梁時泰等人的賞賜達每個兵丁百倍之多，可見，醇親王對這次拍攝的滿意和重視。

同生-徐世昌

也正是因為此次結識醇親王，天津梁時泰照相館銷售的照片中又添加了重量級的內容，而梁時泰也從此和京城權貴建立了直接的關係。同年，梁時泰應邀進京，為醇親王及其家人、醇親王的府邸拍攝了大量照片。

這些照片不僅成為「宮廷認可的官方記錄」，還曾被「寓杏花邨」的天津「梁時泰照像館」，製作成「私人發行」的像冊，作為特別貴重的禮品由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贈送給外國貴賓。這次拍攝的醇親王的生活照，也被梁時泰大量印製，當作商品銷售，使得普通民眾得以窺見重門深鎖的王府生活。

另一家為李中堂拍攝大量肖像的照相館就是上海的光繪樓照相。1890 年8 月20 日，光繪樓在上海四馬路東首開張，「房宇寬敞，鋪置雅麗，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內外，均有專鏡，且用藥料、裱紙均系西國極品，而金水、銀水尤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與眾不同。」

1896 年春，頭頂「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等虛職的李鴻章在訪問歐美之前，停留上海半月左右，聽說光繪樓「攝影精妙」，因此「令至行轅影照__合家歡、對坐、獨立、放大，諸相均能鬚眉畢現，丰采如生。」李鴻章與兄長李瀚章家族合影、李鴻章多幅家人合影，即為光繪樓所拍攝，這些照片，成為李鴻章出訪中重要的外交禮品。

上海耀華照相館是20 世紀初期上海照相業的「四大天王」之一，名人效應也是老闆施德之尤其看重的廣告理念。其在1903 年《申報》廣告中，反覆提及「凡各國王子、官紳、統兵大帥之光顧者，皆有賞寶。」

此前，1901 年醇親王載灃赴德「謝罪」之前和回國後，都曾經停上海，1902 年，鎮國公載振代表清廷赴英國參加愛德華七世加冕禮之前，也曾在上海停留，耀華照相館都被委託「照大、小各像，極蒙稱讚，推為海上巨擘。」施德之也在《申報》刊登廣告，宣稱：「與別家照像判若天淵，辱承獎飾，益求精研」。從這條廣告中也不難看出，當時很多權勢人物蒞滬，都會有多家照相館參與拍攝。

天津時泰-上色李鴻章

1904 年5 月15 日，耀華照相館還在上海灘最先銷售勛齡為慈禧拍攝的各種肖像：「當今皇太后御容小像，每張價洋五角，欲購者寄信上海耀華照相不誤。」這些照片是為了「專贈各國公使夫人者」，經宮廷默認，各照相館複製銷售。直到6 月20 日，首開上海複印精品之先河的有正書局才開始銷售「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比耀華照相館晚了一個多月。

進入民國後，隨著西風東漸和民智漸開，政府官員對影像在內政外交中的作用愈加看重。

1916 年8 月23 日，北京三家照相館——太芳、容光和容生——同時「奉黎大總統命，晉府照像」。對照相業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照相技術「比武」大賽；對總統府來說，則是一次樹立新任大總統形象的影像推介會。

其中，太芳照相館共拍攝黎元洪大總統「全身、半身、禮服、戎裝共十七種，俱用十二寸片」，太芳照相館深蒙黎元洪大總統「嘉獎，並蒙賜獎匾『妙術通神』四字」，拍攝一星期後，太芳老闆溫章文就推出廣告，開始售賣大總統照片：「容貌端嚴，精神奕奕，固是元首天賦，亦傳真者之工良也。凡我同袍，請臨敝館瞻仰風采為盼。」

同生照相館也在廣告中說，大總統肖像的「軍、禮各服，俱已印就」，顧客可以自由瞻觀、購買。不過，這次照相比武最大的贏家應該是容光照相館，一是它在廣告中聲稱「小號所照最佳，荷蒙大總統誇獎」，最重要的是接到了總統府的大額訂單：「已先定一千二百餘張，足見小號工精術美，非他家所及。」

南京光華-何應欽

照相館齊聚總統府「比武」後，北京政府的很多重大活動都可以有本地照相館參與拍攝，並且無一例外地被照相館公開銷售。1916 年10 月10 日是袁世凱去世後的第一個「雙十節」，黎元洪以共和重建之名，在南苑「大閱軍操」。

北京同生和容光照相館，在10 月16 日就推出《大總統閱操相片》銷售，同生照相館「計攝得十二寸像片一百餘份之多，並皆佳妙精巧異常」，除了同城可以上門購買，外地還可以「函商郵寄」。1917 年2 月，黎元洪「大總統親臨陸軍大學校舉行畢業式照相數種」，又被太芳照相館大加銷售。

此時的北京，總統府沒有專業攝影師，也沒有專門攝影的官方圖片社，不僅總統、總理、執政、大帥等需要照相館晉府照相，其他軍政要員的肖像，以及重大社會活動的拍攝，都被各照相館承擔下來。朝雲暮雨、風雲變幻的北洋政壇，都留影在各照相館方寸之間，成為照相館的賺錢利器。

從晚清到民國，中國照相業的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照相館與權貴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歷史。權貴們憑藉照相館鮮活影像的塑造和傳播，大大提升了在政壇或社會生活中的威望和影響，那些充滿時代特色的音容笑貌，更是一次次風雲變幻的社會映照。一批批權貴影像的示範效應，帶動了照相業一步步向前發展，之後更多的普通民眾走入照相館，更多的社會生活有了影像的記錄，開啟了一個嶄新的照相館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