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總是西北？中國的革命離開大西北大多不能成功，很難說清楚

提示：為什麼總是西北？今天的學者給出的答案無非只有兩種，都有些神秘。一種說來源於《易經》，說是八卦上有八個門，乾西北為開門，艮東北為生門，是八門中唯一的兩個吉門。另一種說法是「地磁效應」，即中國地勢北高南低，由此而南有居高臨下之勢，就會產生很大的「磁性」，不斷的吸納各種要素，讓事業發展步入「快車道」。至於這兩種說法有無科學性，人們無從知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是中國古代邊患從來都在北方，定都南方不利於控制北方邊防，而且容易造成邊將擁兵自重，國家分裂，政局動蕩之虞。這種思想已經影響了我們這個「大陸性民族」幾千年。

中國歷史上長期以陸權思想為主導，因此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的關於海防和塞防的戰略大辯論，對我國國家安全尤其是海防安全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當時，塞防的代表是左宗棠，他一理論觀點是，中國定都北京，蒙古環衛北方，與陝甘以及新疆實為一整體；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蒙古不安，京師亦無晏眠之日。故西北名雖為邊郡，實則如腹地，必須作為一個整體「分屯列戍，斥堠遙通」，才能令外人無隙可乘。

左宗棠還說：「新疆與西北各省，乃是華夏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人失去了四肢，他還能好好地生活嗎？也許李鴻章不要四肢該可以活著……」他反駁李鴻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的說法，稱其實在是數典忘祖。並說，早在周、秦、漢、唐時代，已有西北，並有了隸屬關係。縱現歷朝各代，每當國家衰亡時，總是最先丟失西北，為了保住東南，結果導致全民族的災難（周秦漢唐之衰，皆先捐其西北，而並不能固其東南）。因此，只有保住西北，才可控制東南；光想保住東南，不但保不住東南，勢必最後連西北都失掉。

這段話其實總結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但最早說這些話的人並不是左宗棠，而是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翻譯成現代文字的意思大概是：「東方是萬物開始萌生的地方，西方是萬物最後成熟的地方。據此看來，開創事業的人必定出現在東南，獲取勝利果實的人常常誕生在西北。所以大禹在西羌勃興，成湯在亳地崛起，周人建立王朝是因為有豐鎬作根據地去討伐殷商，秦國完成帝業是由於有雍州當大本營才日益強大，漢朝興盛是從巴蜀漢中開始的。」

類似的話宋人也講過。兩宋之際，內憂外患，故積貧積弱，江山飄搖而政經南移，時人嘆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宋人汪若海還說：「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在這裡，汪若海把中國理解成了一條龍，龍頭就在「川陝」，即為「龍興之地」，可成王霸之基、肇基之地。金人也則認為，今陝甘一帶山高勢險，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誰佔有它，誰就對全國有了「建瓴之便」。再加上陝西與「天府之土」的四川毗鄰，四川特產豐饒，財力雄厚，所以，今陝甘一帶在金人的眼裡成了「天下的根本」。正因為這樣，宋金當年在這裡的爭奪爭鬥就便顯得異常激烈。

當時，後金哀宗讓位於完顏承麟，交對他說：「將江山社稷託付給你，這也是迫不得已。朕身體肥胖，不能策馬出征。萬一城陷，必難突圍。考慮到你平昔身手矯健，而且有將才謀略，如國有幸逃脫的話，可延續國祚，這是朕的心意。」很顯然，這個「可延續國祚」的地方一定是西北，甚至，完顏承麟死於蔡州後，一支軍隊還將他的整體運送至今甘肅平涼一帶，企圖東山再起。

更令人稱奇的是，中國的革命幾乎都是由北而南取得了成功。朱元璋推翻蒙元統治，將明朝的首都放在南京，可沒多久，明成祖朱棣將明朝的首都從南京遷往北平。為了能讓江山永固，明成祖在位期間，先後五次親征，北伐蒙古，而他自己也死於北征回師途中的榆木川（今內蒙古烏珠穆沁），落了一個「天子守邊」好名聲。定都北京，天子守邊，由此成為明大一統帝國的基礎。

由北而南的元、清政權，似乎也是先取了西北之利，進而南下的。如元，先有是蒙古帝國的三次西征，進而消滅盤踞西北的西夏，才逐步南下。清朝同樣，雖然他們一直把滿洲視為「龍興之地」，但他們也是吃了西北之利的。所謂的「八大皇商」，即是在明朝政治日趨腐敗和社會動蕩的關頭，以商人特有的靈敏嗅覺看到了清朝的崛起和統一天下的野心，於是在正常貿易之外，暗中為清軍輸送軍需物資，提供關內各種情報，搞起了政治買賣。清軍入關後，順治非但沒有忘記為己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的「八大皇商」，還在在紫禁城便殿設宴召見了「八大皇商」，為其封官賞爵。這「八大皇商」都是山西商人，范永斗、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和黃雲發。

然而，為什麼總是西北？今天的學者給出的答案無非只有兩種，都有些神秘。一種說來源於《易經》，說是八卦上有八個門，乾西北為開門，艮東北為生門，是八門中唯一的兩個吉門。另一種說法是「地磁效應」，即中國地勢北高南低，由此而南有居高臨下之勢，就會產生很大的「磁性」，不斷的吸納各種要素，讓事業發展步入「快車道」。至於這兩種說法有無科學性，人們無從知曉，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是中國古代邊患從來都在北方，定都南方不利於控制北方邊防，而且容易造成邊將擁兵自重，國家分裂，政局動蕩之虞。這種思想已經影響了我們這個「大陸性民族」幾千年。

現在，讓我們回到清朝的海防和塞防的戰略大辯論上來，海防派李鴻章認為，新疆遠離中原，國際關係複雜，遲早會被他國佔領。如果我軍西進，則英、俄會聯合起來阻擋，我軍必敗。與其這樣，還不如放棄新疆，使英、俄兩國互相牽制，確保我西北邊疆安寧。李鴻章錯誤在於他不應該「扶起東邊倒卻西邊」，並以犧牲「塞防」來保全「海防」。雖然，他說：「目前所難緩者，惟防日本為尤亟。以時局論之，日本與閩浙一葦可航。倭人習慣食言，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後患。」這話到今天仍然具有警醒的價值，但當時一直採取背海向陸政策的清廷不可能採納他的建議，原因是此前中國的外患主要在北面（包括東北和西北），而海疆在明代以前都是最太平的邊界。所以，在辯論之前，很少有人在戰略領域關注過與海洋有關的因素。

左宗棠的反駁，平心而論，固然邏輯嚴整，但並無新鮮之處。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清廷先後在黑龍江左岸、大戈壁以西、西藏、青海與俄國以及準噶爾汗國交戰，即是為了確保北方一體化防線的穩固。但他所言「圖新疆為保蒙古，保蒙古以衛京師」，卻道出了清廷的心聲：作為一個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王朝，滿清對遼東的「龍興之地」極為看重，那是他們一旦喪失政權後滿的退守地。因此，作為遼東的地理屏障蒙古的安危極為重要，而康熙年間之所以不惜代價進行準噶爾戰爭，為的就是便在於確保滿人的「戰略後院」。因此，左宗棠當然會獲得清廷之支持。

然而，歷史總需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待，通過這場大爭論，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當時延續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已經開始轉變，海防逐漸成為國防重心，海防派們已經認識到中國正面臨前古未有之大變局，必須建設一支現代化的海軍。今天，雖說「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的理論，雖說未必能行得通，但左宗棠提出的「海防與塞防並舉」，依然是深得人心的，仍然是需要我們共同關注的。而非「扶起東邊倒卻西邊」。（文/路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