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之女回憶：戴笠左右了父親一生

原標題：沈醉之女回憶：戴笠左右了父親一生

從高呼抗日到投奔特務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墜機身亡時,我還不到半歲。1949年8月，雲南和平解放前夕，母親帶著我們6個孩子去了香港,當時我4歲。1949年12月，父親被雲南省主席盧漢當成「被俘戰犯」交給了解放軍，進了監獄，從此與母親失去了聯繫。1950年，母親讓大舅帶著我和大姐回長沙打聽父親的下落。大舅聽說父親被捕，就把我寄養在長沙的伯外公(外公的哥哥)家裡。那時候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伯外公一家人不敢把父親的事情告訴我，甚至連父親的名字都不提，更別說他與戴笠的淵源了。

1960年底，父親作為第二批戰犯被特赦，伯外公從報紙上得知後，才告訴我父親的名字叫「沈醉」，曾是國民黨軍統雲南站少將站長，而且還活著。當時，我並沒有什麼感覺，更沒想要去找父親。幾個月後，父親從香港母親的信中知道了我的地址，主動來信跟我取得了聯繫。1961年暑假，他把我接到北京玩了一個禮拜。十分寵愛我。1962年，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父親被安排到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文史專員。剛剛初中畢業的我，在長沙參加完中考後，也破例轉學到北京上了高中。這時,我才對「父親」有了一點感性認識。

父親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

父親少年時，一直對比他大10來歲的姐夫余樂醒極為敬佩。余樂醒曾去法國勤工儉學。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最早的黨員。北伐時，他曾擔任北伐軍葉挺獨立團的團教導員，後又被黨組織派去蘇聯學習情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正在上初中的父親積極跟著同學上街遊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並與前來鎮壓的軍警打鬥，因此被學校開除。1932年初，「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消息傳到湖南，父親便決定去上海，投奔定居上海的余樂醒，想追隨他去抗日、幹革命。可是，等他到上海時，淞滬抗戰早已結束，余樂醒也已脫黨，被戴笠請去擔任了復興社特務處上海特區區長。父親依然對他敬佩有加，一心要跟隨他干。余樂醒拗不過他，就安排他在身邊當了個聯絡員，負責給上海特區管轄的四個情報組送文件，取情報。可是，余樂醒沒有想到，父親這個小聯絡員，很快就被戴笠看中了。

偽裝記者搞情報

復興社剛成立時，戴笠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思想複雜，有些人的資歷比戴笠還老，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戴笠為了發展自己的事業，急需培養心腹。

戴笠在杭州警官學校辦了一個特訓班，自己兼任特訓班特派員，辦公室就設在警官學校里。父親一次奉余樂醒之命到杭州去給戴笠送信，戴笠一見父親那麼年輕、單純，還帶幾分孩子氣，就很感興趣，認為他是一個可造之才。戴笠一改往日對部下的嚴肅，對父親格外和藹。除了邀請他共進午餐，還破例給了父親100元錢。戴笠說自己的兒子與父親同歲，正在上海讀大學，邀請父親與他兒子放假一起到南京玩。

戴笠的態度讓父親受寵若驚，他一回上海就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余樂醒。余樂醒也很奇怪，他估計這是戴笠有心要栽培父親。不出所料，幾個月後，上海法租界原情報組組長情報不實，被解職關押，戴笠指定父親接替了他的位置。

這個決定把父親嚇了一跳。他知道，情報組組員的成分複雜，不僅年齡都比他大得多，而且閱歷都很深。他們有的是黃埔學生，有的出身土匪，而自己只是個連初中都沒畢業的19歲青年，怎麼管得了他們?所以他連連拒絕。戴笠笑著鼓勵他說：「多動動腦子嘛!要讓組員服你，首先你自己要學會搞情報的方法，對組員要獎懲分明、恩威並用。特別不聽話的還有團體紀律嘛!我這是給你個鍛煉機會。」

聽他這麼一說，父親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為了不辜負戴笠栽培，不辱沒「革命先鋒」的稱號，父親決心把工作干好。為了刺探情報，他曾干過消防員和其他的一些工作，但都打聽不到什麼情報。後來，父親在咖啡廳認識了一個湖南湘光通訊社駐滬辦事處的記者。便毛遂自薦給湘光通訊社當義務通訊員，搞到了一個記者證。從此，他化名「陳淪」，挎著個照相機，戴著記者證大搖大擺地出入各種場合，收集情報。戴笠沒想到父親如此能幹，對他更加賞識。

在完成一次暗殺任務後，1934年初，戴笠下給了父親一個公開身份，讓他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任少校行動組組長，這是為了掩蓋父親法租界情報組組長和行動組組長的秘密身份。

愛情和婚姻無法自己做主

當年，父親年輕好勝,血氣方剛。他對自己的公開身份比秘密身份感興趣得多。警備司令部的職責是維護社會治安，專門追捕、緝拿偷扒搶竊刑事罪犯，父親到警備司令部後，主動破獲了好幾宗搶竊、偷盜大案，被小報稱之為「神探」。他原以為戴笠會因此表揚他。可是，當他得意地向戴笠彙報時，戴笠卻責備道:「你別把精力都放在這些事情上!別忘了，清共除奸才是我們真正的責任……」至此，父親才明白，他所在團體的真正使命就是確保蔣家王朝的統治，打擊一切危及蔣氏政權的共產黨和反蔣人士。

戴笠不但一心要把父親培養成一個軍統骨幹，而且對父親的愛情、婚姻也予以干涉。

父親20歲當了少校行動組長之後，曾經愛上了一位左傾雜誌《女子月刊》的女編輯白雲，兩人感情極好，而且還生了一個兒子。可是，由於白雲曾就讀於愛國華僑陳嘉庚創辦的廈門大學，深受陳嘉庚愛國思想的熏陶，思想「左傾、激進」。她周圍的同事、朋友也大都是文藝界的進步人士或「左聯」成員。所以,當父親告訴戴笠，他準備跟白雲結婚時，戴笠堅決反對。

其實。父親跟白雲熱戀時，早已有人向戴笠作了彙報。為此，戴笠特地讓人多方打聽白雲的情況。父親曾作了各種努力，但還是得不到允許。上海抗戰爆發後，白雲毅然隨許多進步青年一起去了延安。

1938年上海淪陷後，父親被派到湖南臨澧特訓班任教官。他依然對白雲念念不忘，多方尋找她的下落。後來，父親終於找到了白雲在延安魯藝的通訊地址，跟她取得了聯繫。可是，因為戴笠規定，不得與延安的親友通信，通了幾封信後，父親的做法便被任特訓班副主任的余樂醒發現了，即刻被嚴厲制止。從此，便與白雲斷了聯繫。

不久，父親作為特訓班教官，教授學員游泳。一日，他救起了一位誤入深水區的女學員，發現這位女學員不但笑起來很甜美,而且性格開朗活潑，愛唱愛跳。父親漸漸對她產生了愛慕。此人就是我的母親粟燕萍。然而，當時戴笠辦特訓班的目的，是把畢業的學員派往敵占區，所以,嚴令禁止師生、學員之間談戀愛，父親也不敢造次。可我的祖母認為母親端莊清秀、大方得體，長得一臉福相，非常贊成他們的婚事。祖母說服余樂醒來打通戴笠那一關，成全他倆的婚姻。

當時，特訓班的師生對他們訂婚之事反應很強烈。余樂醒不得不把我母親關了幾天禁閉，並對戴笠謊稱，我父母是早年定下的娃娃親，母命難違。戴笠也就睜一眼閉一眼，未予追究。我父母結婚後非常恩愛，10年之間就生了6個孩子。父親知道戴笠是對自己網開一面，所以更加對他感恩戴德。

戴笠對父親也確實是寵信有加，1941年到1942年的短短一年時間裡，就讓父親連升了三級，從重慶警察局偵緝大隊長到重慶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督察長、副處長，繼而又晉陞為軍統少將總務處長。當年，父親剛剛28歲，這在軍統局是絕無僅有的。若不是戴笠對父親的格外寵信和提拔，以父親的年齡、資歷和家庭背景，都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上空墜機身亡。當天下午父親正在練習跳傘時，得知了戴笠身亡的消息，他難過得如喪父母，連夜趕往出事地點，親自處理戴笠的後事。以後每年的這一天，父親都會在心裡或日記上悼念一番。

父親被特教後，對戴笠個人的感情依然念念不忘。他還曾經獨自一人跑到南京戴笠墓地去祭奠他。只不過，父親已認識到:戴笠和自己曾經對共產黨和革命人士殘酷迫害，確實是罪不可赦，令人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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