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教授如何解決吃飯問題：包飯、蹭飯、下館子……

西南聯大眾星雲集，那裡的教授，幾乎每位都是在近代學術史上熠熠生輝的人物。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教授們私底下的衣食住行是怎樣的呢。單單「吃飯」這一條，或許就會引發人們很多疑問：聯大時期戰火紛飛、物價飛漲，教授們的收入並不優裕，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他們的伙食情況怎樣？從北平遷到昆明，從地北到了天南，在有限的條件下，他們想念家鄉口味了會怎麼辦？時局不穩、警報頻發，他們是否能在緊張的教學、工作、躲轟炸中解決吃飯問題？

歷史離我們遠去了，像「吃飯」這麼具體而私密的內容似乎無從得知，好在那時一些學者有寫日記的習慣。中華書局出版的《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里就記載了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鄭天挺先生和他的朋友們是怎樣吃飯的，從他的日記里，或許能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

鄭天挺

鄭天挺先生，福建長樂人，生於北京。曾任西南聯大教授、總務長，北京大學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長。夫人早逝，他終生未續娶。有兩女三兒，學校南遷時，他隻身南下，留子女於北平。後長女鄭雯到聯大上學，得以相伴。鄭先生在西南聯大是和其他教職工一起住在宿舍的，沒有夫人照顧，他自己也並不懂廚藝。日記中寫道：

泰然作餃子饗余輩，余見其手傷，苦慢，忽興至助之。此事兒時偶為之，三十年未作矣，竟不能成形，勉強助成二十枚。（1941年3月10日）

十二時至師院食餡餅，諸人親自動手。余與雪屏、毓棠司烙，竟至焦黑。余於飲食事一無所能，北方餃子最平常，余亦不善作。靜思之，蓋兒時未嘗近庖廚。七歲以前年太稚，家人眾多，不容插手。八九歲後驟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後殤折，惟余與三弟兩人，而有男女僕二，亦不須插手，遂養成此不能操作之習慣，良可嘆也！（1944年6月11日）

不擅長廚藝的鄭先生，幾乎不曾自己下廚房做飯，他的一日三餐是怎麼吃的呢？

日常吃

日常的吃飯方式有食堂和包飯。首先是食堂。學校當然有食堂，去食堂吃飯或許是師生們最常選的一種方式。鄭天挺先生的日記里也寫到去食堂吃飯，「至平津小食堂食麵」、「十二時偕矛塵、匯臣至西南食堂午飯」、「十二時在友誼食堂食炒飯一盂」、「雪屏來，同至昆華食堂食魚」。

在食堂除了吃簡餐、便飯，還可以聚餐、宴請客人：

七時與矛塵宴孟鄰師伉儷、月涵、端升、今甫、逵羽夫婦、雪屏、莘田於翠湖食堂。（1940年3月7日）

鬍子安自澄江來，與匯臣、曉宇、矛塵、少榆公宴之於西南食堂。（1940年6月8日）

大概因為去食堂吃飯沒什麼特別之處，日記里提到的次數倒不算多。除了去食堂之外，鄭先生還斷斷續續訂過包飯。1938年12月28日日記記載：

與柿花巷同住諸人商寓中事……今日商談房費數目及包飯事。

1942年7月1日日記記載：

今日起複加入靛花巷公舍飯糰。

所謂包飯，就是請廚工上門包一段時間的伙食。教職工住在一起，大家一同包個小廚房，按月結賬，定個幾葷幾素的標準，保證基本的營養。

但包飯有固定的開飯時間，一旦錯過，就會吃不上。日記寫道：

近頃午間甚忙，歸寓往往不得食。自本月始，不復在寓包飯矣。（1942年5月2日）

宿舍以十二時十分開飯，必下班立刻奔回始能得食，否則不及矣。向因月涵退值太遲，故不能包飯，自其公出乃包一餐。然一遇稍有公事洽談，即須在校門前小鋪進食。（1944年2月15日）

鄭先生要處理學校各種事務，要給學生上課，有時還需外出辦事，再加上梅貽琦（月涵）先生退值比較晚，鄭先生會經常趕不上中午開飯的時間，所以一度沒能「包飯」。

梅貽琦

1944年4月1日日記寫：「下周起午飯擬在師範學院包飯。」大概是去師範學院吃比回宿舍吃方便，1944年到1945年間日記中經常提到「在師範學院午飯」。然而也只是包午飯一頓而已，晚飯並沒有包，他在1945年4月22日的日記中解釋道：

余以下午多酬應，久未包飯，而日食於店，所費不貲，故每以米線充饑，甚非養生道。下月擬包全日餐矣。

鄭先生下午應酬多，晚上沒能包飯，而天天在外頭吃，又為了省錢，只好吃米線。鄭先生覺得「甚非養生道」，於是打算下月起包全日餐。可見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包飯是既能保證營養、又比在外面飯館吃實惠的一種方式。

不同地方的飯糰，飯菜品質是不一樣的，1944年6月1日日記寫道：

十二時至師院午膳。本月仍包午餐一頓，交費千五百元，較靛花巷飯糰稍貴四百元，然品質差佳。

那包飯都吃些什麼呢？鄭先生只在1938年3月22日（在蒙自）的日記里提到過包飯的內容和價格：

晚包飯商人、理髮商人來議價。教職員包飯，早：粥，雞蛋一；午、晚：米飯，二硬葷，此間土語謂全盤皆魚肉也。一岔葷，謂魚肉與蔬菜合之也。二素，謂蔬菜豆腐之屬。二湯，月價國幣十二元。學生包飯，早：粥；午、晚：米飯，一硬葷，二岔葷，二素，二湯，價九元，如去硬葷價七元。學生在長沙時，包飯價五元五角，且午、晚三葷二素，相較未免過昂。議未協。此間縣政府各局三等辦事員月薪國幣十二元，滇幣百二十元。教職員包飯一月，竟與其月薪等，亦無以對此間人士也。豈商人欺我輩乎？

雖然這次因為商人要價太高，沒有訂成，但可一窺當時的包飯水平，教職工是三葷二素二湯的標準。1938年時，物價還沒有像後來一樣漲到離譜，每日包三餐，月價十二元，已經竟與教職員月薪等。1940年5月8日日記記載包飯一月「非五十元不辦」，1944年9月1日日記記載包飯一月（每日包一餐）竟達一七〇〇元，可見通貨膨脹之劇。

「蹭」飯吃

教授們住得都很近，當然會經常串串門。如果誰包了餃子、做了麵條，或是得了好食材，自然會請朋友上門一起分享。大家也會不定期找個由頭聚餐，讓精通廚藝的人掌勺，做點外邊吃不著的家常美味。所以在鄭天挺先生的日記中，記載了很多在朋友處「蹭」飯吃的愉快經歷。

1939年10月24日，鄭天挺先生移居昆明北門內青雲街靛花巷三號寓所。當時北大文科研究所也設在靛花巷，其中有一位助教叫郁泰然，為人極熱心，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擅長做麵食。他和鄭先生成為舍友後，便經常邀請鄭先生品嘗他的手藝，日記中記載：

郁泰然自作餃子，畀餘食之。（1940年2月9日）

泰然為作面，以壽余及莘田。（1940年8月7日）

晚泰然作肴饌數盂，過節。（1940年9月16日）

十時許，泰然以粥相饗。（1940年11月17日）

泰然作魚相饗。（1942年1月19日）

五時半在泰然處晚飯。（1942年3月21日）

1942年10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從靛花巷移到才盛巷，郁泰然先生也隨著搬了出去，而鄭先生仍然住在靛花巷。從這以後，鄭先生每每去才盛巷辦事，都會在郁先生那裡「蹭」飯吃：

六時至才盛巷北大辦事處，泰然留食餃子。（1942年10月13日）

四時半至北大辦事處治事。在泰然處晚飯後歸。（1943年3月9月）

晚至才盛巷，晤蔣太太，在泰然處食水餃。（1943年6月23日）

六時至才盛巷，泰然約食魚，豐而美。（1943年12月21日）

三時至才盛巷習拳、治事。泰然留食饅首。（1944年2月28日）

偕往才盛巷……在泰然處食湯麵兩大碗，食後覺飽。（1944年9月1日）

餃子、湯麵、饅首、魚，看來都是郁先生拿手的。鄭先生雖然祖籍福建，但生長在北平，是徹徹底底的北方胃，對麵食十分喜愛，難怪郁先生的廚藝會這麼對鄭先生的胃口。

這裡不得不提到郁泰然先生的熱心腸。鄭先生1940年12月6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七時五十分，緊急警報作……與莘田同入防空壕。泰然以不耐久坐，且事多，入而復出，少頃，以水餃一盂饋余輩於壕中。又頃，復以茶至。

在躲警報的危急時刻，郁先生還想著給大家端來餃子和茶水，這是一位多麼古道熱腸、體貼細緻的人啊！鄭先生生病了，郁先生也經常會帶湯、粥等食物去探望。郁先生去世後，鄭先生不勝悲痛，他在日記中寫道：

其人甚熱心而戇直，餘三十一年冬在昆明卧病，泰然幾於間日必來視。余來平以後，所有衣物均托其代管，泰然視為己事，處處想到。此次扶病而回，餘三往視均未面，不意去年送我至航空公司之生龍活虎，從此竟成永訣。傷哉！

郁泰然先生的廚藝大概在聯大教職工中是出了名的，教授們好幾次聚餐，都請泰然掌勺：

曉宇諸人自攜肴饌，假孟鄰師寓居公宴也。主人李曉宇、包尹輔、郁泰然、梁光甫、張宜興五君，皆善調味者也。客孟鄰師伉儷、逵羽夫婦、楊今甫、周枚蓀、查勉仲、羅莘田、趙廉澄、章矛塵、陳雪屏、黃少榆、沈肅文、朱匯臣。餚十簋，食餃子，皆市肆間不易得之家常風味也。（1940年1月21日）

晚今甫、尹輔、曉宇、雪屏、逵羽、匯臣六人為東道，托尹輔、泰然主調饌，攜餚來所共飲，極精美歡融。（1940年8月13日）

泰然、宜興、尹輔自炊自饌，相約有莘田、從吾、矛塵、匯臣。（1942年8月7日）

偕孟鄰師、樹人、矛塵至才盛巷，公宴孟鄰師。由泰然、尹輔任烹調，絕精。（1943年3月16日）

七時北大同人聚餐，到逵羽、枚蓀、矛塵、宜興、名興、裴慶、友應、家傑、希亮、恆孚，由尹輔、泰然自作，並請蔣太太參加，亦盛會也。（1945年3月19日）

鄭先生用了「不易得」、「極精美」、「絕精」來誇讚聚會的菜肴。聚餐和郁泰然一同掌勺的人還有一位「尹輔」，即包尹輔先生。鄭先生也經常去包先生家吃飯：

十二時半，飛機未至，乃至蘇家村尹輔家便飯。（1941年2月7日）

六時匯臣約在尹輔家飲饌。（1944年1月11日）

在尹輔家晚飯。（1945年8月27日）

六時半至尹輔家晚飯，有勉仲、端升、矛塵、剛如。（1945年9月2日）

包先生大概不是北方人，吃不慣麵食。鄭先生日記里寫某次在宿舍吃「撐條面」，「尹輔以不慣麵食，未至」（1945年6月27日）。那麼下面這一則日記的記載也就不奇怪了：

六時曉宇約在尹輔家食麵，尹輔自調餚菜，曉宇炸醬，光甫作面，純北平味道，他處不易得者也，不覺過量。（1939年12月1日）

大家一起做炸醬麵，包尹輔負責的是「餚菜」，大概是因為並不擅長做麵食的緣故吧。

傅斯年

另外，傅斯年（孟真）、樊際昌（逵羽）、章廷謙（矛塵）、黃鈺生（子堅）、魏建功等人也邀請鄭先生在家裡吃過飯：

午建功約在家食餃子。（1939年4月26日）

詣孟真家早飯。……更至孟真家午飯，食包子、燙麵餃，絕美。（1939年10月21日）

三時暖甚，方欲入校，得雪屏書，約往逵羽家食餃子。（1940年5月27日）

午在孟鄰師處便飯，復在矛塵處食湯麵餃。（1940年10月20日）

十二時半至黃子堅家食炸餃子盒子。（1942年7月20日）

以上做東道的五人中，只有傅斯年是北方人，其他四位都是南方人，但他們吃的餃子、包子、燙麵餃、炸餃子盒子，全是麵食，或許是一同在北京培養了相同的飲食習慣吧，也或許是為了照顧鄭先生等人的口味而特意準備了麵食。

還有羅庸（膺中）的夫人包的素餡餃子大概特別合鄭先生的胃口，鄭先生兩次在日記中提及：

再詣膺中賀年，留食素餡餃子，談至九時還。（1944年1月25日）

四時詣膺中……因留飯。余索食素餡餃子，膺中夫人為之臨時作，心甚不安。（1945年2月14日）

另外，有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經常留鄭先生在家裡吃飯，他就是蔣夢麟，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是鄭天挺先生的老師，也是領導，所以鄭先生登門拜訪的次數比較多，經常兩人談完事到了飯點，蔣先生都要留飯。蔣先生也常會特意請鄭先生和其他教授到家中聚會和吃飯。據日記記載，光是1939年10月這一個月內，鄭先生在蔣先生家中吃飯就有八次之多：

晚孟鄰師約在家便飯。（1939年10月5日）

五時孟鄰師約往食餃子。（1939年10月14日）

五時謁孟鄰師，晚飯後歸。（1939年10月16日）

七時至孟鄰師寓晚飯，十時歸。（1939年10月18日）

六時至孟鄰師寓晚飯。與師談至九時歸。（1939年10月22日）

晚孟鄰師約在家晚飯。（1939年10月23日）

四時半謁孟鄰師，師以開皇本《蘭亭》為贈，留晚飯，談至九時歸。（1939年10月26日）

下車至才盛巷，聞孟鄰師約往便飯，赴之。（1939年10月26日）

戰火紛飛的年代，教授們背井離鄉，生活艱難，像這樣串串門，去朋友家「蹭」頓便飯，一邊品嘗朋友的廚藝，一邊暢快地聊天，想必是他們生活中的一種慰藉。

下館子

教授們也有下館子打牙祭的時候。中國的美食文化自古發達，即便在抗戰時期，昆明的餐飲業也有其可說道之處。不少學人都寫文章回憶過聯大時期昆明的美食，汪曾祺就說自己曾把「汽鍋雞、過橋米線、新亞飯店的過油肘子、東月樓的鍋貼烏魚、映時春的油淋雞、小西門馬家牛肉館的牛肉、厚德福的鐵鍋蛋、松鶴樓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麵館）的大排骨麵，全都吃了個遍」（《採薇》）。不過他同時又這麼寫聯大的教授：「這些教授肚子里有學問，卻少油水。……走進大西門外鳳翥街的本地館子里，一屁股坐下來，毫不猶豫地先叫一盤『金錢片腿』的，只有趕馬的馬鍋頭，而教授只能看看。」（《〈學人談吃〉序》）沒錯，教授們的薪水很有限，在抗戰時期要養活一家人，他們甚至要兼課、寫文章掙錢才能勉強維持，聞一多就有掛牌治印的軼事。不過，偶爾到當地的飯館小小地「奢侈」一次，也是那段艱難歲月里苦中作樂的一種方式。那他們都去哪些館子、吃些什麼呢？鄭天挺先生的日記里就有他和朋友們下館子的記錄。

汽鍋雞

鄭先生愛吃麵食，吃得最多的是麵條。除了去朋友家吃面，連下館子也經常吃面。日記里諸如「伊甸園食麵」、「上海粥店食薰魚面」、「德祿食麵」、「鴻興樓食麵」、「新雅食麵」、「興隆館食麵」、「四合園食麵」、「西車站老鄉館食麵」，數都數不過來，幾乎到每家館子都可以吃面，還真沒看出他偏好哪一家。大概麵條於鄭先生而言，就像米飯對於南方人一樣。

除了麵條，鄭先生也愛吃餅。他吃餅就比較有偏好了，大概最愛易調隆的餡餅和鴻興樓的薄餅。

易調隆（「一條龍」）是鄭先生和朋友們常去的館子之一，而幾乎每次去必吃餡餅，日記里多次寫到：

晚與莘田、矛塵至易調隆食餡餅。（1939年10月4日）

四時與佛泉同往易調隆食餡餅四個。（1939年10月6日）

曉宇約往食餡餅。（1939年10月13日）

抵寓洗足後，偕曉宇至易調隆進餡餅。（1939年10月21日）

午請矛塵父女在易調隆食餃子、餡餅。（1939年10月22日）

六時偕矛塵、曉宇至易調隆食餡餅，以前日曉宇約余往而未果，今日余補請之也。（1940年1月15日）

自商務出，至易調隆食餡餅。（1940年2月2日）

六時至易調隆食餡餅。（1940年11月29日）

易調隆的生意在當時是很紅火的，《朱自清日記》也寫過這家館子的好生意：「到易調隆去吃火燒和餡餅，因為顧客太多，不得不等了老半天。」（1940年1月10日）因為生意太火爆，經常客滿，鄭先生還曾經連續三天去這家館子，到第三天才排上座：

欲往一條龍食餃子，值其已滿座。（1944年1月25日）

舍中飯已開過，至一條龍又坐滿，至興隆館食麵。（1944年1月26日）

家驊夫婦來賀年，袁太太午間始自重慶飛來也。即約之往一條龍食餃子。（1944年1月27日）

連去三天，也從側面說明了鄭先生對易調隆的餃子和餡餅的喜愛。

鴻興樓的薄餅也在日記里屢屢被提及：

六時偕雪屏、矛塵歸，值陳勛仲復光來，同至鴻興樓食春餅，莘田偕往，五人共食二十九元。（1941年2月4日）

七時偕月涵、正宣兩公步歸，在鴻興樓食薄餅。（1942年3月31日）

五時半與莘田及諸兒至鴻興樓，應子水食餅之約。（1943年8月25日）

遇靜嫻、坤儀，同往鴻興樓食薄餅。（1944年2月19日）

在鴻興樓食薄餅，與寶騄作主人。（1944年2月24日）

除了麵食以外，鄭先生尤其愛吃羊肉。在華山西路有一家羊肉館，是鄭先生特別愛去的：

寶騄送來售枕墊款九百元，即偕之至華山西路口食羊肉。（1944年10月16日）

在華山西路食羊肉後還舍。（1944年11月21日）

至華山西路羊肉鋪晚餐。（1944年12月4日）

1944年底至1945年，鄭先生經常晚上出門吃羊肉，有幾次日記里沒有寫明是在哪兒吃的，但通過語氣猜測或許是華山西路的同一家。這家的羊肉不僅味道好，價格也公道，鄭先生曾兩次在日記中感嘆它沒有漲價：

九時出，食羊肉，每碗仍五十元，惟量稍減，市之未加價者，其惟此乎？ （1945年2月4日）

晚食羊肉，仍為五十元一碗，今日未漲價者，其惟此乎！（1945年2月8日）

然而好景不長，才過半個月，這家羊肉鋪就換了主人，開始瘋狂漲價：

七時出食羊肉，已七十元一碗，主人亦改他姓矣，半月之變遷如此。（1945年2月25日）

晚出食羊肉，每碗八十元矣。（1945年3月6日）

經羊肉店又食羊肉一碗，較前亦加二十元矣。（1945年4月30日）

同出食羊肉，每碗已百五十元矣。（1945年5月6日）

晚食羊肉兩碗，已加至二百五十元矣。（1945年8月24日）

先前的羊肉鋪主人，或許是因為沒有漲價而經營不下去了吧？半年之內，羊肉價格竟漲了四倍，真是可嘆！

許寶騄

同樣愛吃羊肉的有許寶騄，著名的數學家，也是俞平伯先生的內弟。日記里多次寫鄭先生和許先生一起去吃羊肉：

與寶騄談，同出食羊肉而歸。（1945年5月7日）

晚與寶騄出食羊肉。（1945年5月8日）

後再偕寶騄出，食羊肉而歸。（1945年5月9日）

連吃三天，可見喜愛之程度。

還有一家館子的羊肉、羊肚是鄭先生經常去吃的，那就是先春園。先春園在昆明市長春路中段，是一家雲南本地菜館。清湯羊肉是那裡的招牌菜，另外「荷葉蒸肉」也是其獨創的名菜。鄭先生日記中也多次記錄他和朋友們相約去這家館子品嘗特色菜：

八時偕少榆至先春園食羊肉。（1939年5月12日）

九時與矛塵至先春園食羊肚。（1939年12月13日）

偕曉宇、少榆在先春園食羊肚。（1940年1月26日）

偕勉仲在先春園食蒸肉。（1942年6月30日）

六時家驊約至先春園食蒸骨、蒸雞，兩人竟費三千元。（1945年6月16日）

還有厚德福的涮羊肉。厚德福是北方菜館，鄭先生在1938年11月13日去香港的時候，曾吃過那裡的一家厚德福，當時為吃到了地道的家鄉味道而十分快慰：

十二時巽伯約往厚德福午飯，食家常餅、瓦塊魚，北方風味，快慰，非獨口腹之嗜也。店伙皆北方人，蓋自北平移來者也。（1938年11月13日在香港）

昆明也有厚德福，不過「素以價昂著」（1939年6月10日日記），算是比較高檔的飯館，所以，一些比較重要的招待和比較正式的宴請，常常設在厚德福：

正宣來，同至厚德福招待金城銀行，為借款事也。（1942年2月26日）

余與福田、龍蓀、企孫、佩弦、繼侗、岱孫、枚蓀、一多、芝生公宴公超於厚德福，談至十時半乃還。（1944年11月20日）

十二時至厚德福，李岫青約午飯，座有軍長高，劉多荃之舊部也，又有馮占海，耳其名久矣，瘦小不似武夫，今皆營商矣……（1945年3月8日）

不過，鄭先生光顧這家餐廳，卻常是為了涮羊肉。鄭先生在北京長大，自然愛吃涮羊肉，他第一次到昆明厚德福吃涮羊肉，即回憶起了在北京西來順吃涮羊肉的情景：

昨約今日為雪屏祝生日，值今甫入城，並為之祖餞。主人為矛塵、匯臣及莘田與余，至曲園，無座。改至厚德福，菜且罄，惟餘涮羊肉而已。雖不逮北平遠甚，尚具規模。二十六年離平之前，幾於日日偕雪屏在西來順食此。當時危城坐困，憂心如焚，惟藉飲食以消愁。今日思之，尚餘凄苦。然而離家三年矣，天南對此，又不勝惆悵也。（1940年11月29日）

厚德福的涮羊肉「雖不逮北平遠甚，尚具規模」，想必也能讓身處異鄉的鄭先生過過品嘗家鄉美食的癮。日記中僅記過三次吃涮羊肉，全都是在厚德福。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嚼芬塢以元宵、湯糰聞名。「水晶湯圓，初以嚼芬塢為第一」（羅養儒《談談往昔昆明人口福上之享受》），鄭先生去嚼芬塢，便只是為了吃一碗元宵、湯糰：

同人以余之備果點不足也，強余請食元宵。同至嚼芬塢，凡十人各進一盂，費五元五角。（1940年12月17日）

聽講畢，偕莘田、雪屏、清常翠湖步月，食元宵一盂於嚼芬塢而歸。（1942年2月6日）

八時相偕至翠湖步月，並約莘田、閑若環湖兩匝……隨至勸業場東廊嚼芬塢食湯糰而歸。（1941年4月7日）

說到這裡，又不得不感慨戰時之無常，1941年4月7日，鄭先生和羅常培（莘田）、許寶騄（閑若）才在勸業場的嚼芬塢美美地吃了一頓湯糰，第二天便有緊急警報，敵機瘋狂轟炸之後，「北望勸業場，火光熊熊，昨日食湯糰之地已為灰燼矣」（1941年4月8日）。

說完了鄭先生自己或者和兩三友人打牙祭喜歡去哪裡吃什麼，再來說說教授們招待客人或者正式聚會去什麼館子。除了已經提及的厚德福外，東月樓和冠生園也是教授們請客常去的地方。

東月樓在護國路，是雲南菜館。從日記中看，宴請或者聚餐經常會選在這裡：

七時與莘田、矛塵公宴陶玄於東月樓，九時歸。（1939年8月27日）

六時至才盛巷與雪屏、膺中、匯臣、矛塵、介泉、莘田、曉宇會齊，公宴林覺辰於東月樓。（1939年10月25日）

建功來，六時同至東月樓，與逵羽、膺中、矛塵、肅文、德成、介泉、曉宇、莘田、雪屏諸人公宴許季茀、李季谷。（1939年11月1日）

六時至才盛公舍，北大同人在東月樓聚餐。（1942年3月19日）

請客和聚餐具體吃什麼呢？鄭先生1942年4月2日的日記曾記過他們五人在東月樓聚餐點菜的情況：

七時雲浦約在東月樓便飯，省政府新定飲饌限制規程：一、不得飲酒；二、一人至二人限二菜一湯，三人至五人限三菜一湯，六人以上限六菜一湯；三、每菜不得逾三十元。今日吾輩凡五人，例僅三菜一湯，斟酌再三，定宮保雞丁、紅燒肘子半、雞絲菀豆、什錦湯各一，此在往日不能過五十元也，今日雞丁、肘子均三十元，菀豆二十元，湯六元，甚至花捲一枚價一元，名為提倡節儉，實為商人開一加價之門。

當時由於物資匱乏，有所謂的「飲饌限制規程」，五個人吃飯，不過三菜一湯，可說十分儉省了。而「在往日不能過五十元」的一頓飯，當時已經漲到八九十，分明是商人鑽政策空子，難怪鄭先生要說「名為提倡節儉，實為商人開一加價之門」了。

據1943年6月15日日記記載，蔡樞衡為了答謝鄭先生幫忙，送了鄭先生一雙價值七百多元的皮鞋，鄭先生覺得不好意思，本想把皮鞋的錢給蔡樞衡，但蔡樞衡不收，於是鄭先生在東月樓請蔡樞衡吃了頓飯。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東月樓是個比較體面的餐館。

李埏

同樣體面的餐館還有冠生園，冠生園是全國聞名的「品牌」餐館，在昆明也有分店。除了一般的請客和聚餐，還有人選這裡辦婚禮和喜宴，比如歷史學家和教育家李埏的婚禮就是在冠生園辦的：

三時半偕從吾往冠生園，參加李埏結婚，到一多、膺中、伯倫、辰伯、壽民、立廠、夢麟、亮夫、則良、又之、家驊、柏宓、圖南、錫予等二十餘人，無婚書，無儀式，亦無家族中人，僅用精箋簽名，立廠為之引。（1945年4月2日）

這些談學論道的教授們，也都有自己愛吃的那一口，也會專程去吃某家館子的招牌菜，也會因為某家鋪子的羊肉好吃而連吃好幾天。但他們下館子也並不會吃太奢侈的東西，麵條、薄餅、湯圓之類普通的食物，因三五朋友聚餐的緣故，卻讓那些疲於生活的心得到了短暫的休息。

湊合吃

雖然可以去朋友家「蹭」好吃的，也可以偶爾下館子打打牙祭，但這畢竟不是生活的常態，很多時候，因為清貧，因為忙碌，他們只能自己湊合。前面已經提過，鄭天挺先生經常會有特別忙碌的時候，當忙到錯過了食堂和包飯的開飯時間，又沒有朋友招待，又沒有時間和預算去下館子的時候，他都只能自己湊合一下。怎麼個湊合法呢？

一般學校門口都會聚集很多小吃攤、小吃鋪，西南聯大也不例外，日記里記載，鄭先生在忙碌的時候，經常會去「校前」、「舍前」、「巷口」隨便吃幾口，聊當一飽：

一時與耘夫同在校前進膳。（1943年2月13日）

一時在校前午飯。（1943年3月5日）

一時在校前進包子。（1943年8月29日）

二時解除警報，至新舍前食麵一盂。（1941年1月7日）

一時還。巷口食麵。（1945年1月16日）

二時還。在門前食米線、燒餅。（1943年11月24日）

「一時」、「二時」，往往都是中午忙碌過了飯點，然後匆匆在校門口或者宿舍附近隨便吃點。這些還算好的，有時甚至更加不濟：

十二時歸舍。中午飯已過，取冷飯食之。（1942年9月1日）

歸寓，飯已過，購麵包食之，無湯無菜，聊以充饑。（1942年7月14日）

一時歸。以皮蛋二枚佐麵包食之，此價之最廉者，亦七元五角也。（1942年10月31日）

一時歸舍，食麵包。（1942年11月28日）

晚食麵包。（1943年5月14日）

午食麵包三片而睡。（1945年1月28日）

會散歸家，已在飯後，買燒餅食之。（1944年3月9日）

以鴨蛋一進燒餅，聊當一飽。（1945年5月18日）

食燒餅四，以當晚飯。（1945年6月7日）

談畢，已十二時三刻，恐不得食，乃買燒餅二，欲回舍啖之。（1945年7月16日）

冷飯、麵包、燒餅，這些恐怕是鄭先生「湊合吃」時的三大主角。而長期這樣吃的後果就是，即使像鄭先生這樣還算健康的身體，也免不了生病。1942年12月，鄭先生大病一場，持續半月有餘，他在日記中總結自己生病的原因，其中就有「積食」一條：

余自民國二年出天花後，惟十五年冬曾病卧兩三日，三十年無大病矣。平素自負身體強壯，且亦自知謹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餘以來飲食失節，每日午間一時後始出辦公室，既不及按時歸食，或就小店零食，或歸以饅首佐冷盤冷肉食之，多寡冷暖無常無序，此積食也。……（1942年12月31日）

鄭先生是一個生活比較規律、且有養生意識的人，他之所以吃得如此「湊合」，工作忙碌是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則是物價飛漲、入不敷出，實在吃不起好的。這裡就要講到鄭先生買燒餅的故事了。

1945年物價上漲之快，令人髮指。鄭先生習慣在日記里簡單記錄每天的花銷，在1945年4月26日、27日、28日，他連買了三天的燒餅，分別記錄如下：

付燒餅二個六〇元。（26日）

付燒餅二個八〇元。（27日）

付燒餅三個九〇元。（28日）

對於燒餅的漲價，鄭先生27日日記專門記了一筆：「燒餅昨日每個三十元，今日四十元矣。」而28日燒餅的單價又回到了每個30元，日記寫道：「別有一家售燒餅者，仍價三十元，不知日內仍長否也。」原來是他找到了另外一家賣燒餅的店鋪還沒有漲價，於是趕緊比平時多買了一個。到了30日這天，燒餅就又漲價了，漲到50元一個：

付燒餅二個一〇〇元（30日）

買到便宜燒餅的事，還要在日記里特意記錄，既可見鄭先生以燒餅充饑次數之多，也可見當時的物價對他的生活影響之大。鄭先生有一段時間是連雞蛋都吃不起的，1945年7月26日日記寫道：

自雞蛋價昂，不食者數月矣。近日燒餅一枚已價百元，其養料不如雞蛋遠甚，今日復購二十，以備早餐。

因為雞蛋太貴，已經好幾個月捨不得買，但連燒餅也漲到快吃不起的時候，鄭先生權衡之下，才重新開始買營養價值更高的雞蛋。鄭先生除了要負擔自己和大女兒在昆明的開銷，每個月還要給北平的家裡寄生活費，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之下，其經濟壓力可想而知。

民以食為天，教授們也不例外。吃飯當然是生活中頂重要的一件事，在戰亂年代的「吃飯」問題，折射出豐富的時代色彩。在這中間，我們看到了西南聯大教授們生活中平實的、有趣的、溫情的、艱難的、無奈的、動人的種種，他們的樸素生活，映襯著他們的不凡成就，堅守和執著，鍛造了西南聯大的輝煌，是一份難以複製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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