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之為文物：明中期出現的新型藏書家
黃丕烈為清乾嘉時期藏書界的巨擘，他的藏書題跋被專稱為「黃跋」，凡有黃跋的古籍，無不身價倍增。黃跋中提到大量當時以及前代的藏書家，如毛晉、錢曾、季振宜等人，值得注意的是，黃跋幾乎沒有提到過范欽及天一閣，這是為什麼？要知道，當時的范氏天一閣是被乾隆皇帝欽點的著名藏書樓。這裡面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范欽和黃丕烈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藏書家，二者的藏書理念有根本差異，前者更注重書籍的文本內容，後者更注重書籍的實物形態，或者說更重視書籍的物質性或文物性。重視書的文物性，成為一種普遍的藏書理念，出現這種類型的藏書家，是在明代中期。
一 書籍的物質性與藏書史的分期分類
人們讀書，主要讀的是書的文本內容，而文本相對於其物質載體，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換句話來說，對於同一種書來說，不管其內容是呈現在石頭、竹簡、紙卷還是電子屏幕上，都是一樣的。這導致人們常常忽略書籍的物質性，忽略書籍的實物形態。
從實物形態來說，自先秦至清，中國書籍史首先可以分為簡帛時代和紙本時代兩個時期，分界點大致在晉代。紙本時代又可分為寫本時代和印本時代（或雕版時代）兩個時期，分界點在宋代。宋代以後，雕版印刷的書籍逐漸居於主要地位，寫本（包括稿本和抄本）雖然仍很重要，但從總量上已經處於次要地位，並且越往後越是如此。雕版時代可再分為寫體字時代和宋體字（或匠體字）時代兩個時期，分界點在明嘉靖（明中期）。嘉靖時期，雕版印刷出現重要變化，專門用來刻書的印刷字體宋體字開始出現，並逐漸成為主要的刻書字體，促進了雕版印刷業的發展。
從書籍史的分期來看藏書史，更易於發現每個時代藏書史的特點。比如，在簡帛時代，由於書籍載體的笨拙與昂貴，加上其時書籍本就不多，因此社會上流通的書籍非常有限。西漢成帝時，東平王劉宇向朝廷請賜諸子書及《史記》，朝廷不同意（《漢書》卷八十）。以東平王之地位，收藏尚且如此匱乏，其他人可以想見。因此，這個時代即使偶有幾個藏書人，社會上也很難形成廣泛的藏書風氣。只有到紙本時代，書籍製作成本大大降低之後，才會逐漸出現一批擁書千卷的藏書家。但在寫本時代，藏書家仍然很少，書籍抄寫不易，藏書之家非普通人所能染指。而到了雕版時代，書籍製作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雕版印刷的複製速度超過抄寫速度千百倍，書籍流通量大大增加，收藏相對容易多了。因此葉昌熾《藏書紀事詩》以五代毋昭裔（中國最早刊刻典籍的私人藏書家）為始，是很有道理的。明代中期以後，專用於印刷的宋體字出現，雕版印刷取得突破性發展，普通士人稍有財力，就可以迅速購置萬卷藏書（胡應麟《經籍會通》卷四）。因此，從實物形態出發，我們對藏書史的分期會有新的理解。
對於藏書史或藏書家的分類，傳統藏書史論著多受洪亮吉的五等之說影響（圖1）。洪氏將藏書家分為五等，即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賞鑒家和掠販家，後代學者如葉德輝、譚卓垣、王紹曾等多在此基礎上修改立說（參見王餘光《藏書家、文獻家與文獻學家》，載《圖書情報工作》2009年第11期）。中國傳統學術多不重視邏輯性和系統性，洪氏所分五等藏書家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首先，考訂家、校讎家只是學術研究領域或方法不同者，與藏書家並無直接關係，比如考訂家中所舉錢大昕、戴震，能否稱藏書家還是問題。收藏家比藏書家範圍還要大，有些名實不副。掠販家只是書商，放在這裡顯得不倫不類。只有賞鑒家一詞有些價值，可是跟其他四家並列一起，價值也難以彰顯。其次，將五類性質不同的人隨意分別等級，品評高下，缺乏依據。比如將書商列在最末等，甚至直斥之為「掠販家」，只能說明洪氏未能擺脫流俗對商人的輕視。實際上，書商對古籍流通貢獻良多，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至於將收藏家、賞鑒家與考訂家、校讎家放在一起比較高下，同樣也沒有依據。此外，洪氏對宋元本等善本書的買賣似乎抱有很深的偏見，故將買者和賣者分別列在第四等和第五等，給予極其苛刻的評語。這說明他不懂實物版本，不關注書籍的實物形態，對書籍的文物性缺少切實體驗，無法全面理解宋元本的價值。其實這也是許多學人常有的偏見。
圖1-1 清刻本《北江詩話》內封
圖1-2 洪亮吉藏書家五等說
從書籍的實物形態出發，我們可以根據是否注重書籍的文物性，將藏書家分為兩類，一類注重文物性，另一類注重文本內容，不太考慮文物性。以此來反觀洪亮吉的所謂五等藏書家之說的問題，可以看得更清楚。所謂掠販家是書商，其目的並非收藏，不應該列入藏書家，可以不予考慮。所謂考訂家、校讎家，都是注重文本內容的一派，至於用文本作什麼研究，考訂、校讎、編纂還是其他，自然都是可以的，那已是另外一個問題。收藏家裡，洪氏列舉范氏天一閣、吳氏瓶花齋、徐氏傳是樓，賞鑒家裡列舉黃丕烈和鮑廷博。洪氏對賞鑒家的定義是重視宋本、重視刻書年月，而不太關注內容，這與文物性是相通的，故此說頗有價值，但他對這幾家的歸類卻有些混亂，天一閣固然是注重內容的，傳是樓卻是非常注重文物性的，只看一下黃丕烈題跋中屢次提及就可以明白，今存《傳是樓宋板書目》一卷，即黃丕烈士禮居抄本。
二 書籍文物性之觀念史
在雕版印刷出現以前，書籍的複製和流通只能通過抄寫，收藏書籍比較困難，大多數藏書家注重的都是文本內容，很少關注到書籍的文物性。由於藏書不易，這一時期私人藏書往往不如政府完備。文獻中涉及書籍物質性、文物性之處偶有所見。如西晉秘書監荀勖所編中央官府藏書目錄《中經新簿》多涉及書籍的裝幀如「盛書有縑帙、青縑帙、布帙、絹帙」（《太平御覽》卷六〇六引）及書籍的紙張（包括竹、帛）、字體如「有緗素書、白縑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竹牒楷書、白練絹楷書」（《緯略》卷八引）。大概因記載書籍實物形態較多，而對文本內容不夠重視，《中經新簿》被《隋書·經籍志》批評「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這些對書籍的描述主要是物質性方面，或者還包含藝術性方面的字體，但是否屬於文物性，還不好確定。《隋書·經籍志》記隋煬帝時之書：「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可知其書為捲軸裝，用捲軸的不同材質和顏色區分不同品質的書。這種制度被唐代繼承和發展，開元時之書：「其集賢院御書，經庫皆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書庫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皆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皆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分別之。」（《舊唐書·經籍志》、《唐六典》卷九）以不同顏色的捲軸、絲帶和牙籤（書籤）來區分經、史、子、集四部之書。這些是對書籍物質性形制的描述，尚未涉及文物層面。《隋書·經籍志》記隋平陳後所得書：「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雖然從實物形態的角度批評所得藏書的紙墨和書法都差，但仍然精心整理，作為「古本」收藏，說明已經具有文物意義。這大概是因中央政府藏書可以大規模謄抄複本，因此可以把原本作為「古本」收藏，一般藏書家很難具備這種條件，因此很難說這時候已形成將書籍作為文物收藏的理念。
雕版印刷出現並逐步盛行以後，藏書家越來越多，以書籍為文物的觀念也有所發展。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寫建炎元年（1127）攜各類藏品南下，因攜帶不便，依次捨棄之藏品為「書之重大印本者」、「畫之多幅者」、「古器之無款識者」、「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值得注意的是，監本書（國子監刻本）順序在多幅畫和無款古器物之後，說明監本書價值尚在古器物類文物之上。當然，北宋國子監刻本多正經正史，是很多學者的必備書，李清照更看重的也有可能是書籍的文本價值，不一定是其文物價值。至建炎三年洪州之變，建炎元年攜帶之書多被丟棄，所剩者為：「獨余少輕小捲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鼐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如果說「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是李清照常讀之書、所重可能為文本內容的話，那麼「南唐寫本書數篋」大概就與書籍的文物性有關。南唐寫本書距李清照已近兩百年，在歷經兩次事變、丟掉大部分藏品（包括大多數字畫和古器物）之後，李氏仍然藏之書篋，與其夫趙明誠視若性命的十餘件三代鼎彝巋然共存，可見即使在文物中，也是價值最高者。
李清照、趙明誠夫婦生於北宋書香之家，才學冠絕一時，皆好典籍，趙明誠又為宰相之子，時代、家世、學識、興趣、財力五者齊備，其古籍收藏條件可謂一時之選，故得藏南唐寫本書數篋。自南宋以降，五代以前寫本收藏之事幾成絕響。洪邁之家世、宦途尚在李、趙之上，而所藏中津津樂道者不過舊監本《周禮》而已（《容齋續筆》卷十四）。尤袤、陳振孫為南宋一代藏書大家，所藏最古本亦不過舊監本、古京本一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九經字樣》云：「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所謂舊監本、古京本，當皆為五代國子監刻本。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本子在其藏書中具有文物意義。其藏書中幾乎看不到五代以前寫本。即使五代刻本，也僅有寥寥數部，在其藏書中所佔比例很低。
南宋藏書家著錄的少量五代刻本，自元代以後，幾不可聞。元以後藏書史上所見最古之本大多皆為宋本，直至清代，極少例外。宋代私家藏書目錄尚有晁公武、尤袤、陳振孫三家存世，元代卻無一家流傳至今，給研究帶來很大不便，好在元人收藏過的一些善本書尚有流傳下來或在文獻中有記載。趙孟頫曾收藏過兩部名聲很大的宋版書《漢書》和《六臣注文選》，後者有趙氏跋云：「霜月如雪，夜讀阮嗣宗《詠懷》詩，九咽皆作清冷氣，而是書玉楮銀鉤，若與燈月相映，助我清吟之興不淺。」（《天祿琳琅書目》卷三）以「玉楮銀鉤」形容此書的紙張和書法之美，顯然關注的是其實物形態，而非文本內容。作為一部一兩百年前的古書，注重其實物形態，自然也有文物意義。《天祿琳琅書目》在此跋後評曰：「孟頫此跋作小行楷書，曲盡二王之妙。其愛是書也，至足以助吟興，則宋本之佳者，在元時已不可多得矣。」末句點出此書的稀見性及其文物價值。至於宋版《漢書》，趙孟頫將其小像繪於卷首，可見其寶愛猶在《六臣注文選》之上，入明後王世貞以一處莊園購得此書，可見其價值之巨（《天祿琳琅書目》卷二）。趙孟頫重視宋版書的文物價值（包括藝術價值），將其與名家法帖等量齊觀，還有一佳證，即其所書《汲黯傳》（圖2），乃從宋刻本臨出（詳見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趙孟頫的藏書與〈汲黯傳〉》，載《新美術》2009年第4期）。趙孟頫這種作法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其時一般藏書家而言，藏書中的刻本除當代元刻本外，就是前朝的宋刻本，而這種普通的宋刻本（尤其是建本）與趙氏所藏《漢書》《六臣注文選》是不能比的，一般還不會把它們看得太過珍貴。因此，以賞鑒的態度來看待宋刻本、將宋刻本當作書畫一樣的文物，這種風氣尚未形成。
圖2 趙孟頫書《汲黯傳》跋語
明代前期大致與元代類似。此時經過元末戰亂，加上書籍流傳中的自然淘汰，宋刻本越來越少，所隱含的文物價值在逐漸提高。但明前期社會尚在恢復之中，經濟、文化都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恢復、發展，同樣藏書事業也在逐步發展之中。一方面是經濟、文化的積累，一方面是日漸稀少的宋刻本，藏書史上的新元素已在醞釀之中。
以上主要考察了自晉代至元代藏書家有關書籍物質性、文物性的觀念演變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觀念是隨著書籍實物形態的變化而改變的。晉至唐皆為捲軸，無論當作文物的古本，還是當時謄抄的副本，都是捲軸裝。北宋藏書家眼中的文物性書籍是南唐寫本，至南宋，五代刻本也能達到文物標準。而元代以後，宋本成為最高標準。自東晉至元，後一個時代基本上看不到前一個時代的文物性書籍，幾乎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使前朝藏書化為烏有，後一代只能收拾前一代的殘餘，至於前一代的文物性善本，基本已看不到。如南宋人於五代寫本、元人於五代刻本，皆是如此。只有元代以後，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變，宋刻本成為此後歷代皆可觸及的文物性善本，直至今天。這與宋刻本時代更近、數量更大有關，更與歷代藏書家的精心搜集珍藏分不開。
三 明中期出現的新型藏書家
明代的文化中心在蘇州，新的藏書風氣在蘇州出現得比較早。文徵明在為沈周（1427—1509）所作《沈先生行狀》中云：「先生去所居里余為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文徵明集》卷二十五）其中「古圖書器物」並列，雖然我們看不到沈周的藏書目錄，但從上文所述我們可以推斷所謂「古圖書」當包含宋刻本之類。值得注意的是，沈周與朋友對待書籍的方式，「撫玩品題」，與欣賞古器物、字畫無異，這就是對書籍、對珍貴的宋刻本的鑒賞。這種賞鑒注重的是書籍的實物形態，而非文本內容，就像趙孟頫以宋版《六臣注文選》「助清吟之興」一樣。這種用來鑒賞的宋版必須紙墨、刻印皆精，就像《六臣注文選》之「玉楮銀鉤」，可以「與燈月相映」。
沈周鑒賞書籍的行為並非個例，而是和他的朋友們形成一個文化圈，而且影響越來越大。其子沈雲鴻也是這樣的：「江以南論鑒賞家，蓋莫不推之也。」（《文徵明集》卷二十九《沈維時墓志銘》）吳寬（1435—1504）、王鏊（1450—1524）都是沈周鑒賞圈子裡的同道。王鏊家藏宋本甚精，如《玉台新詠》（《天祿琳琅書目》卷三）、黃善夫本《史記》（圖3）、《舊唐書》（圖4）等。其所藏宋版《舊唐書》，即明嘉靖聞人詮刻本底本來源之一。年輩稍晚一些的都穆（1458—1525）也是鑒賞派的主將，他曾為王獻臣所藏岳珂舊藏古本《國語》品題作跋云：「御史王君敬止（王獻臣）得之，出以相示。觀其刻畫端勁，楮墨精美，真古書也。予嘗訪御史君，每一披誦，則心目為之開明。」（《南濠居士文跋》卷一）從這條題跋可以看出其鑒賞的具體內容，「刻畫端勁」指的是書籍的字體特徵和刻印情況，「楮墨精美」則評價紙墨，最後是優良的紙墨和精美的書法帶來的鑒賞快感：「每一披誦，則心目為之開明。」重點關注的是書籍的實物形態以及由此帶來的賞心悅目體驗。其所謂「古本」，正是文物之謂。
圖3 宋黃善夫刻本《史記》
圖4 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唐書》
文徵明（1470—1559）繼沈周、吳寬、王鏊而起，亦為藏書大家，其玉蘭堂藏宋版精品甚夥，如《漢丞相諸葛武侯傳》（圖5）、《東觀餘論》（圖6）、《劉子》《漢雋》（以上藏上海圖書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抱朴子內篇》（以上藏遼寧省圖書館）、《陸士龍文集》（圖7，今藏國家圖書館）、《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禮記》（今藏上海圖書館公司）、《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容齋三筆》《六臣注文選》《蘭亭考》（以上見《天祿琳琅書目》卷二、三）等。其藏書印有「江左」、「竺塢」、「停雲」、「玉蘭堂」、「辛夷館」、「翠竹齋」、「梅華屋」、「梅溪精舍」等，這些鈐印多有鑒賞之意。文氏為吳中風雅領袖數十年，其影響廣泛而深遠。
圖5-1 文徵明舊藏宋刻本《漢丞相諸葛武侯傳》
圖5-2 文徵明、文彭、庄虎孫、汪士鍾、劉承干藏印
圖5-3 黃丕烈題跋
圖6-1 宋刻本《東觀餘論》，文徵明、華夏、項元汴、季振宜、潘祖蔭藏印
圖6-2 豐坊題跋
圖7 文徵明舊藏宋刻本《陸士龍文集》
嘉靖二十八年（1549），無錫巨富華夏（約生於1490年代）請豐坊為其藏品作《真賞齋賦》（其《真賞齋圖》為文徵明所繪），其中收錄宋版等古本三十八部，與歷代法帖、碑刻、名畫並列。從「真賞齋」之名即可看出其鑒賞之意。《真賞齋賦》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文物性善本的目錄，部分書有簡單解題，如《史通》《玉台新詠》著錄藏印「建業文房之印」及版本「南唐之初梓」，《三禮圖》《五經圖說》著錄版本「北宋之精帙」，《九經》著錄收藏者「俞石磵（俞琰）藏」及題跋者「王守溪（王鏊）跋」，《三國志》著錄作「大字本，淳熙乙巳刊於潼州轉運司公帑」，《花間集》作「紙墨精好」，《寶晉山林集拾遺》（圖8）作「八卷，孫光憲刻」，《東觀餘論》作「樓攻媿等跋，宋刻初拓，紙墨獨精，卷帙甚備，世所罕見」（此數句即豐坊此書跋中所言，見圖6）等，最後總結道：「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強調流傳有緒，真實可靠。大多解題也都側重鑒賞，突出書籍的文物價值。華夏這批文物性善本藏書受到王鏊、文徵明等人的影響，如其所藏《九經》有王鏊題跋，其所藏《東觀餘論》、《蘭亭考》（《天祿琳琅書目》卷三）為文徵明舊藏。顯然，在藏書方面，華夏與二人屬於同一個圈子。
圖8-1 華夏舊藏《寶晉山林集拾遺》
圖8-2 華夏、楊氏海源閣藏印
圖8-3 豐坊題跋
《真賞齋賦》堪稱歷史上第一部以書籍文物價值為主的、重點描述書籍實物形態的、真正的實物版本目錄，雖然收書數量不多，且與字畫同列，尚未獨立成篇，但其性質與此前書目皆異，在藏書史、版本學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清代嘉慶年間，大藏書家黃丕烈請顧廣圻為其撰《百宋一廛賦》並親自作注，著錄所藏宋本並有解題，其意即效法《真賞齋賦》並有所發展。而黃丕烈正是藏書家和版本學中鑒賞派的代表，是實物版本學的開創性人物。
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被籍沒，籍沒清冊被整理為《天水冰山錄》一書（圖9），內開列大量籍沒物資，多為價值較高者如金銀器、絹帛、字畫、漆器、房產等，其中有《實錄並經史子集等書》一項，共收錄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冊，其中宋版四十部、八百九十三冊，元版十二部、一百九十一冊，明初版三部、一百三十四冊，新版兩部、八百二十一冊，抄本實錄五百七冊，其他抄本及未著錄版本者數十冊。很顯然，這批書是嚴嵩藏書中比較貴重的部分，故與金銀器、字畫等並列。可見在當時人看來，宋元版是有文物價值的，嚴嵩也是以文物來收藏這些宋元版的。
圖9-1 《天水冰山錄》封面
圖9-2《天水冰山錄》收錄嚴嵩藏宋版書
大致自嘉靖時期開始，從文物角度收藏宋本已經形成風氣。而嘉靖時期，也正是翻刻宋版的高峰期，刻書從字體到版式乃至整個版刻風格刻意模仿宋版中最流行最精美的浙本。藏書界對宋版的追捧，正是翻刻宋版的動力。因真宋版存世越來越少，一般士大夫買不到也買不起，所以就做出翻刻宋版這樣的仿品來滿足需求。更有甚至，直接用仿品偽造成真品以謀取利益，高濂《遵生八箋》卷十四《燕閑清賞箋·論藏書》對此有比較詳細的描述。
在這種社會風氣之下，專註於收藏以宋版為代表的文物性善本的新型藏書家群體形成。自嘉靖以降，朱大韶、項元汴、王世貞、毛晉等人都是這一類型的藏書家。傳統注重文本內容的藏書家則以范欽、晁瑮、祁承?等人為代表。范欽天一閣藏書以當代刊刻的實用書籍為主，大量搜集明代地方志（圖10）、科舉錄（圖11）以及政書類書籍，故其藏書以嘉靖本為最多最有特色。晁瑮寶文堂與天一閣藏書性質相近，也多為當代刊刻書籍，同樣收藏大量明代地方志，甚至還有一批專供科舉考試使用的舉業類書籍。祁承?澹生堂藏書也以實用為主，收藏大量明代地方志和科舉錄，與天一閣十分相似。祁氏的藏書理論著作《藏書訓略》第一節雖然題目為《鑒書》，但卻與鑒賞派注重書籍實物形態完全不同，《鑒書》中提出的「審輕重、辨真偽、核名實、權緩急、別品類」全部是針對書籍文本內容的。兩者的差異十分明顯。
圖10 天一閣藏《弘治上海志》
圖11 天一閣藏科舉錄
入清以後，新型藏書家自錢謙益、錢曾、季振宜、徐乾學、孫從添，至黃丕烈而集大成。黃氏自號佞宋主人，藏書樓名百宋一廛，無不顯示出對宋版的崇尚。在注重書籍實物形態的同時，黃氏還致力於文本校勘，揭示以宋版為代表的文物性善本在文本內容方面的特點。於是黃丕烈這一類型的藏書家逐漸成為主流。至晚清四大藏書家，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陸氏皕宋樓、丁氏八千卷樓，無一不是黃氏百宋一廛之流裔。
結語
古籍善本書屬於文物，如今已是常識。《辭海》（第六版）「文物」條目用列舉法下定義，其中第四類包含「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手稿、古舊圖書資料」，即是這一常識的反映。但古籍又與一般文物不同，古籍有內容豐富的文本（尤其是文字），這使其閱讀功能特別突出，對比之下，其文物特徵就不夠明顯。這一點不僅反映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在古籍的管理體制中也有表現，目前國內公藏古籍大多數都保存在圖書館系統，只有少部分保存在國家文物局管理的博物館系統，而且在各個博物館中，古籍也都不佔重要地位，只有天一閣博物館是以藏書為主。圖書館系統制定的古籍定級標準，雖經文化部簽發，卻得不到國家文物局文物定級標準的認可。這都表明，古籍雖是文物之一類，卻又與一般文物頗有差別，關係微妙。
書籍的文物性會隨時間而變化，藏書家的性質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以范氏天一閣為例，在范欽（1506—1585）的時代，其藏書大多是社會上流傳的普通書籍，談不上文物性。然而將近五百年過去，這批書已經無一不是文物。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成為世間孤本，其文物價值甚至在個別宋本之上。在范欽時代，天一閣是注重文本內容的傳統類型藏書家的代表，與注重文物性的新型藏書家如華夏真賞齋、項元汴天籟閣有顯著差異。至清代乾嘉時期，新型藏書家已蔚為大觀，其代表黃丕烈尤重宋元本、舊抄本等秘本，天一閣與之仍有差異。而時至今日，天一閣范氏藏書皆為珍貴文物，而無論傳統型藏書家還是新型藏書家，不是書樓俱亡就是書去樓空，唯有天一閣書樓俱在，巋然立於浙東，成為兩種類型藏書家的唯一代表。
此文刊於《典藏·讀天下》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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