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紅：沉舟側畔千帆過-那些被文藝女神眷顧的女子

最新 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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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魏紅，生於河南淮陽。中國電力作協會員，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散文選刊》、《脊樑》、《莽原》、《河南日報》、《大河報》、《國家電網報》等報刊。曾經為《國家電網報》、《華中電力報》寫作專欄；著有詩集《雨季來臨》、文集《城市的內心》《時間的玫瑰》等。

魏紅散文三題

又見草原

又見草原，居然是在呼倫貝爾，成吉思汗的故鄉。

當我漫步額爾古納河畔，遙望對岸的俄羅斯村莊，感覺像在做夢一般。

遼闊的草原，青青的山崗，成群的牛羊，馬背上的天光，還有那金燦燦的油菜花，如詩如畫的白樺林……傳說中的草原，就這樣撲面而來，讓人目不暇接。7月的呼倫貝爾，若一幅幅油畫，在我的眼前流淌而過，又在記憶中輕輕閃回。

而此前的呼倫貝爾草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就像一個遙遠的傳說。

那天在額爾古納河畔，聽一位同行的先生感慨道：「想當年還是在中學的地理課上，知道的額爾古納河，想不到此時此刻就在眼前啊。」

800年前，成吉思汗就是從這裡起兵，率領蒙古騎兵南征北戰，鐵騎所至，玉石俱焚。經過多年征戰，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先後滅金、遼、西夏等國，繼而橫掃歐亞，建立了龐大的蒙古帝國，開闢了中國歷史上最遼闊的疆土。

行程中，車裡的DVD一直播放著電視劇《成吉思汗》，800年前這片土地上的歷史風雲，此時如此強烈地刺激著每個人的神經。

一日用餐時，只聽身旁的瑤旁若無人地笑道：「成吉思汗死了，這世界上還有男人么？」

我聽了嘿嘿一笑，心裡卻不免有些嘀咕，不知周圍的先生們聽了會作何感想，誰知他們全無反應，貌似根本沒有聽見。

就像天下幾乎所有的男人都愛美女一樣，世上幾乎所有的女人也都愛慕著成吉思汗那樣的大英雄罷，只可惜這樣的大英雄實在少之又少，所以瑤才會有那樣的感嘆。

的確，除了毛澤東，又憑誰能有「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那樣的豪情壯志呢？

也許正如一位詩人所言：「在沒有英雄的時代里，我只想做一個人。」

此刻置身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才明白女詩人席慕蓉何以身在寶島卻念念不忘自己這遙遠的故鄉。想當年正是在她的詩里，我才深深地感受到那「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詩意與蒼涼。

我也終於明白，蒙古民歌何以那麼渾厚悠長，也難怪騰格爾會那樣如痴如醉地唱出「我的家，我的天堂」的歌聲來。

800年過去了，茫茫草原黃了又綠，綠了又黃，已經看不出任何戰爭的痕迹，唯有一代又一代草原兒女，在此放牧牛羊，年復一年，生生不息。

沉舟側畔千帆過

巴山楚水凄涼地，

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

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

暫憑杯酒長精神。

——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初中時期一個寂靜的夜晚，當我從收音機的《閱讀與欣賞》節目中聽到這首詩時，少年的心一下就被那個深沉的聲音擊中了。

也許我的童年，就結束在那個秋風蕭瑟的夜晚。

本來以我當時的年紀，是不足以理解這首詩的深刻內涵的，只是特殊的家庭背景使我過早地感受了人生的悲歡。二十三年棄置身，從1957到1978，父親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不正是如此么。

正因如此，當三十年後的那個冬日，我第一次來到位於滎陽的禹錫園時，彷彿故地重遊，我難以掩飾內心的感慨與驚喜。「等到春暖花開，」我對同游的朋友說，「我一定要帶父母來此一游。」

結果春節假期我就帶父母來了。漫步在那片由青石牌坊與仿古建築構成的安靜的園林里，雖然春寒料峭，年近八旬的父親母親卻依然興緻勃勃。

在玄都觀的小院子里，父親昂首挺胸、抑揚頓挫地朗誦起那首《再游玄都觀》：「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想當年，劉禹錫作為「永貞革新」的核心人物，以內抑宦官、外製藩鎮為目的，與王叔文、柳宗元等人進行政治變革。可惜「永貞革新」只進行了146天就夭折了。在那場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中，劉禹錫先是被貶為連州（今廣東連州）刺史，在赴連州途中又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

劉禹錫在朗州一待就是十年。在這十年里，他身處逆境，不忘初衷，寄情筆墨，寫了不少「見志之具」的詩歌和散文。他結合自己的痛苦經歷，對天人關係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寫出了著名的《天論》三篇，從而奠定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地位。

唐憲宗元和九年歲末，劉禹錫、柳宗元等人終於接到了召回長安的詔書。奉詔還朝，劉禹錫喜不自勝，以為這下可以干出一番事業了。不料到玄都觀去賞桃花，生性耿直的劉禹錫寫了一首《游玄都觀，戲贈看花諸君子》的詩：「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這就是說，如今滿朝新貴，像盛開的桃花一樣紅火，都是我劉郎被趕出長安以後爬上來的。因為這首詩，他又被貶到連州，這一貶又是十四年。

從唐憲宗元和十年（815）春，到唐穆宗寶曆二年（826）這十多年間，劉禹錫先任連州刺史，然後又經夔州（今四川奉節），轉和州（今安徽和州），直到寶曆二年冬天，才被召回長安。北歸途中，劉禹錫在揚州與白居易相遇。作為同時期的大詩人和屢遭貶謫的政治家，二人惺惺相惜，一見如故，詩酒唱和。白居易為劉禹錫鳴不平，覺得他二十三年在蠻荒之地寂寞的苦撐，沒有快樂、沒有升遷，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可是劉禹錫卻在這首《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中，用「沉舟側畔」兩句詩來作答：我自己雖如病樹、沉舟沒有了希望，但畢竟還能看到萬木逢春、千帆駛過的景象。他不為自己的厄運悲傷，卻能為他人成功而喜，對世事變遷和宦海沉浮表現了十分豁達的胸懷。正因如此，這兩句詩才成為千古名句。

等到劉禹錫五十七歲再回長安時，玄都觀里的桃花已蕩然無存，只剩下一片亂草和青苔。這老先生不怕惹禍，又寫了那首《再游玄都觀》，分明是說，滿朝新貴曾經像盛開的桃花一樣鮮艷，如今又都默無聲息了。而我這個當年被趕走的劉郎，今天又回來了。不僅如此，他還在小序中聲言要「以俟後游」，就是說他以後還要來，看看這玄都觀還會變成個什麼樣子。也難怪白居易稱他為一代詩豪，其倔強、豁達與豪放的性情，我以為與後世的蘇東坡如出一轍。

中唐詩壇名家紛起，流派眾多，而劉禹錫則以其詩的雄渾爽朗又明快流暢而獨樹一幟、自成一家。他的政治諷刺詩寓意深刻，辛辣犀利；他的懷古詩，沉鬱蒼涼，感慨無限；他學習民歌所作的《竹枝詞》、《楊柳枝詞》、《浪淘沙詞》等，活潑清新、自然流轉，盡洗文人習氣。他將哲學家的睿智與詩人的才華結合起來，熔形象與哲理於一爐，反映出詩人對社會對人生理智的觀察與思考，閃耀著哲人深邃思想的光輝。

劉禹錫年逾花甲時談起自己的家世，曾說自己是「家本滎上，占籍洛陽」。一代詩豪、思想家劉禹錫，在為後人留下800多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後，葉落歸根，死後葬於滎陽檀山原。

16年後，晚唐大詩人李商隱在歷盡坎坷、漂零半生之後，也同劉禹錫一樣埋葬在檀山原上，與劉禹錫墓遙遙相望。

一個人的火車

動車出事那會兒，我正和女兒一起行走在豫西的一座深山裡。之後給家裡打電話，說是要坐火車回去。媽媽說，你看電視上，動車也不安全呢。我就說：我們不坐動車，坐普客。

回來後跟好友聯絡，才知道年過半百的她，居然去了西藏，而且是坐火車去的。

「你居然坐火車去西藏？」我在簡訊中表示驚訝。

「就是要坐火車，」這位作家朋友在簡訊中回復，「那樣才有一路看不盡的好風景呀！」

我本想說，這個時候你還敢坐火車！想想又咽了回去。

當8月的那個深夜，我獨自踏上由格爾木開往拉薩的列車，在車廂內坐定後閉上眼睛，心想這已是我今年第三次獨自坐火車了！

旅途中一直有一種特別的感覺，這種感覺幾天前在進京的動車上也曾有過，而之前已經很久未有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

初到高原的頭痛與不適，很快被眼前的美景帶來的震撼所取代。我取出隨身攜帶的相機，對著窗外咔嚓咔嚓一陣狂拍。

望著窗外綠毯一般的草原和遠處連綿起伏的山脈，我不由想起柏楊在《中國人史綱》開篇中所描述的中國地理特徵，想起那個形象的太空船上看中國的比喻。

書上說，假如我們搭乘太空船，自東向西以四千米的高度進入中國而一直保持這個高度不變，那麼此時太空船已經撞到地面，因為我們已到了平均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太空船必須升高。在青藏高原上看不到什麼，它在二十世紀前，是中國最寂寞的地區，眼睛所及全是終年覆雪的山頭和寒冷貧瘠的砂礫丘陵。

而如今，自然之美、宗教之魅如此合諧地融為一體，所謂天人合一，就是這般境界吧。

也許只有在這樣的路上，我們才能看到這樣的景觀：形形色色的人流中，各種各樣的表情，旅客更多的是興奮和新奇，而歸人則是平靜與安詳。大家有著同一個目的地——拉薩。

即使是一個人的旅程，此時此刻你也看不到寂寥，除了新奇，更多的則是安然安靜安詳。

僅僅從格爾木到拉薩，坐火車就長達14個小時，如果從鄭州甚至從北京出發，又該是怎樣漫長的旅程。如今也只有在這樣的旅途中，我們才有閑情聆聽內心的聲音與感動了。

而這種感覺，在人來人往的日常生活中，似乎是難以擁有的。難怪會有那麼多驢友，總是想方設法拋開俗世的一切，打起背包，踏上旅程。

初冬的一個下午，我再次獨自踏上火車，從寧波出發去杭州。這次還是一列開往安徽阜陽方向的普通客車。滿車熟悉的鄉音，那是豫東淮北交界處特有的鄉音。看來這是一車在浙江打工的安徽客的歸鄉之旅。

車廂里有些嘈雜和髒亂，一會兒又有列車員模樣的人在我身邊站住，然後扯著嗓子推銷起了皮帶和牙刷。很久沒有見過這樣的情形了，我微微揚起頭，冷冷地抗議道：「你換個地方行嗎？」那人立即知趣地走開了兩三步，繼續他的表演。我默默地拿出一本書看起來。

這本《滎陽人》，還是那次在滎陽參加河南散文研討會時得到的，上面還有當時做的有關發言記錄。後來一直放在行李箱里，偶爾在旅途中翻閱。

在一片嘈雜與喧鬧中，我居然潛心閱讀了《晚唐詩壇大家李商隱》一文，還在文末寫下了幾行字，權作旅行記錄：

此文讀於甬杭線K8500次列車上，一片嘈雜與喧鬧之中。

K8500次15時11分由寧波開往阜陽，一路經餘姚、杭州等地。150公里的距離，居然要開近4個小時。

「杭州馬上就要到了。」我循聲望去，過道對面座位上那個頭戴黑色有檐絨線帽的女子正朝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