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兼︱追憶孔飛力①：史華慈和費正清的弟子

原標題：陳兼︱追憶孔飛力①：史華慈和費正清的弟子

孔飛力

（1933.9.9-2016.2.11）

• 2018年2月11日是美國漢學家、原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孔飛力（Philip A. Kuhn）教授逝世兩周年的日子。孔飛力所著《叫魂》（Soulstealers）《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的譯者、康奈爾大學「胡適榮譽講座教授」陳兼特此撰文，追憶孔飛力先生。
• 全文分三部分刊出。

文︱陳 兼

一

幾乎只是轉眼之間，孔飛力（Philip A. Kuhn）先生辭世已經快兩年了。

仍然清晰地記得2016年2月中旬的那一天，一個冷得出奇的冬日。即便在康奈爾大學所在的綺色佳這個冬天從來就冷的地方，據報上說，也創下了冷的記錄。

那天清晨醒來，打開手機上的電子郵件鏈接，先看到一行字，是《澎湃新聞》的編輯送來的：孔飛力先生逝世了！頃刻之間，有一種時光停滯的感覺。知道這位前輩學者得帕金森症已有七八年，他住進老年公寓，也有四五年了。最後一次和他通話，還是2014年的事。當時，居然完全聽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只能拚命扯著嗓子告訴他，《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香港繁體字本出版了，也不知道他是否聽清了。說話間，他分明哭了起來。掛了電話後，已感到，他駕鶴西去的時日大概不會太遠了。但當這一刻真的到來時，卻發現心中仍湧起一片無限的傷感。

打開哈佛大學歷史系和東亞語言文化系的網站，儘管孔飛力去世已幾天了，還沒有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不用微信，在中國國內使用的手機也關機。那幾天里，還是不斷收到了各方一個接一個的電子郵件，來信人有的認識，但大多不認識，都是提出約稿或採訪要求的。孔飛力逝世在中國引起的反響，遠比在美國為大。

衝下樓去，找出了翻譯《叫魂》和《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時孔飛力先生提供的清宮檔案複印件和手抄件，其中還留有不少他閱讀時留下的批註。一頁頁翻來，何止是感慨萬千！

我不是孔飛力的學生，同他沒有「師生之誼」。 只是，我讀過他的書，用過他的書當教材，當過一回他的論文的編輯，最後，又分別同劉昶和陳之宏合作，把他的兩本書從英文翻譯成中文。

思緒的閥門一旦打開，二十多年來與他交往的許多情節，不斷地浮現在眼前。

二

初次聽到孔飛力的大名，已是三十年前的事。那時，我在華東師範大學教書幾年後，抓住一個稍縱即逝的「窗口時間」，到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讀博。當時，對美國學界中國史研究的情況，真的是知道得不多。

一次，同現已作古的吳天威先生閑聊，他對我講起美國中國史學界的種種人事掌故，談到了在哈佛當講座教授的孔飛力。吳先生說，這是美國中國史學界的一位大人物，1970年代初出了一本影響很大的專著。後來，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退休了， 他的這本書成了「敲門磚」，接任費正清在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講座教授的位子。費正清多產，孔飛力卻不是。他重回哈佛十年，距第一本書出版也將近二十年了，卻遲遲拿不出第二本書來。吳先生說，有很多人覺得，哈佛讓孔飛力接費正清的班也許是犯了一個大錯。

吳先生的說法中，其實也包含著他對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和無奈。這是他們那一輩人文學科旅美華人學者中很普遍的現象。記得有一次同唐德剛先生吃飯說話，幾巡過後，他也有過相似的真情透露：在美國大學教中國史佔了好位子的，有幾個是有真本事的？（但他沒有講到孔飛力，也絕無影射之意。）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黃仁宇先生。他在中國名氣和影響那麼大，但在美國學界，不但從未為「主流」所眷顧，甚至在1970年代初石油危機陰影下美國公立大學紛紛裁員的背景下，連個三流大學的教職都沒有保住。美國學界的「開放」外表下，其實也有著諸多封閉之處。這些，是題外話了。

吳先生的談話，引發了我對孔飛力和他的著述的興趣。之後，從圖書館借出他的《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敵對力量——1796-1864年的軍事化和社會結構》，還有他的一些論文，粗粗讀了一遍。只不過，當時心不在焉。我雖然一直對清史有興趣，在國內讀研任教時還發表過與清史相關的論文，但「本行」是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史和中外關係史。當時忙於修課，讀書的重點和心思又放在國際關係史和國際關係理論上。孔飛力的著述沒有給我留下太多印象，對於孔著何以受到重視，也不得要領。

以後，讀了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才慢慢體會到孔著何以會引起學界重視。他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哈佛拿到博士學位時，美國和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思路仍為「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範式所主導，多從中西之間的交流和衝擊中去尋找把握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漸次轉變的動因。孔飛力當時未及不惑，但在博士論文以及以此為基礎完成的《中國帝制晚期的叛亂及其反對力量》一書中，將關注重點放到了中國社會的內部變化。他從清後期民兵組織演變及地方軍事化發展的探討入手, 將政治軍事史同社會史研究結合起來，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國家權力對下層的滲透和控制，也對晚清紳權擴大而引起的國家-社會關係蛻變等等，做了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探討。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中國帝制晚期的危機所涉及，並非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種文明的沒落」；「社會以及政治組織的新形式也必定會從這一沒落中的文明內部被催生出來」。他的意思是：在尋找和界定中國近現代化進程的最初動因時，著眼點要從外部轉向內部，注意力要從大處轉向小處，研究重心要從上層轉向下層（但同時，又絕不忽視外部、大處和上層）。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些看法無疑具有「超前」性質。這樣的一本書怎麼會不引起人們的重視？

孔飛力還講述過一段他同費正清關係的往事。現在人們有一種普遍的誤解，以為孔飛力在哈佛讀博時的導師就只是費正清。其實他的主要導師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費正清也是他的老師，但相形之下，他受到史華慈的影響似乎要大得多。他的博士論文，也主要由史華慈指導完成。起初，費氏覺得，孔飛力的論文視角太過「超前」，一時竟未予首肯。那時，費氏指導下完成的清史論文，學生們所用資料多為當時學界常用的《清史稿》《籌辦夷務始末》等文獻，而孔飛力要做的題目，這些文獻卻沒有太多用處，還需另闢蹊徑。費氏擔心，孔會遭遇資料上的瓶頸，能做出一篇紮實並站得住腳的博士論文嗎？然而，孔飛力並不買賬，堅持己見，並獲得史華慈的支持。而費正清也不是「小雞肚腸」之人，顯示出了大學問家的開闊視野及胸襟，最後，讓步的竟是他這位學界泰斗。

費正清

孔飛力的論文做得成功，費正清極為高興。這之後，孔、費兩人的關係雖然不如孔、史之間來得密切，但仍然合作無間，費正清對於孔飛力的研究也表現出越來越接納及欣賞的態度，並成為孔飛力堅定的支持者。不然的話，孔飛力恐怕難以回到哈佛任教——當時費正清雖已榮退，但對於孔飛力回母校任教至少還是可以行使某種「否決權」的。

這裡，還想就史華慈多講幾句。儘管他在中國學界的名氣不如費正清大（現在看來，在學界以外甚至也不如他的高足孔飛力大），但在整整兩代人的時間裡，他在美國及西方中國研究學界一直是公認的思想大家，有著宏大寬廣的歷史視野和極為深刻的人文關懷。孔飛力回哈佛任教，很大程度上便得益於史華慈的大力推薦。（前些年，已故朱政惠兄從哈佛檔案里找出了孔飛力回哈佛任教時史華慈寫的推薦信，讀來令人動容。）史華慈的學術生涯，從對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的研究開始，第一部專著是《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他對於中國共產黨革命並無特別的同情之心，但從自己的知識關懷出發，希望對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做出符合理性及體現知性的分析。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革命作為活生生的歷史進程提供了一種獨特的人類經驗案例，而此類案例最終的知識意義在於，「人類在文化和歷史突變上的一切經驗，都在人生條件的悲慘渺小和輝煌宏大上體現出了自己的相關意義」。在這些方面，孔飛力與史華慈極為相似。

史華慈循著上述路徑，後來又寫了在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變中起到連接中西及承上啟下作用的嚴復。而在他學術生涯的後期，更深入追溯到中華文明發展的「軸心時代」（亦即「三代」），寫成了《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這一巨著。他通過對先秦諸「先聖」（ethical vanguard）「先哲」（learned vanguard ）「先學」（the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和「先賢」（the vanguard of society）的論述，試圖從根子上探究構成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底蘊的一系列基本範疇及與之相關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是對人生乃至人心的探索。史氏的這種方法對孔飛力影響甚大，為孔後來作《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重要「範本」 。可惜的是，《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一書的中譯本遠遠未達佳境，非但未能體現史氏思想的神韻，甚至還因翻譯不當，導致了一些對他和他的思想的誤讀和誤解。例如，上述learned vanguard, ethical vanguard, vanguard of those who know, the vanguard of society等，分別被譯為不倫不類的「學術先鋒隊」「倫理先鋒隊」「知識先鋒隊」「社會先鋒隊」等等。此外，還有「統治階級先鋒隊」（an ideal ruling vanguard）「先鋒隊精英」（the vanguard elite）之類譯句。已故朱維錚先生讀後，經考證「先鋒隊」一詞後斷定，史華慈的思想路數受到了列寧主義「先鋒隊」觀念的影響和滲透，不由得令人扼腕！

史華慈：《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

實際上，史華慈寫下上面這些話時，透露出的恐怕是他自己對於知識精英在歷史前行中可以起到某種「先驅」作用的看法，而這其實也是孔飛力對自己的「定位」。從最初同孔飛力的交往始，我就有一種感覺，他身上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清高」。他談話時，常會說出一些極富哲理的話來（讀者可以參閱周武：《孔飛力談中華帝國晚期的國家與社會》，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年2月28日）。後來，翻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時，讀到他一再講到，「文人中流」（即政治及文化精英）在中國「根本性議程」構建中起了重大作用。心中不由得一驚。這難道不正是孔飛力對於像他自己這樣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所應負使命的理解？孔飛力在這一點上繼承的，正是乃師史華慈的衣缽。他們對於知識精英在人類生活中的「先驅」作用，有著一種強烈的憧憬，也有著一種為改變世界而聊盡綿薄的抱負。這是他們關於歷史動力的一種基本理解，也是他們對於自己身份以及所應當起到的歷史作用的一種想像。他們不相信徹底的「無為而治」，對於社會及人類發展的「自然化」傾向（用我們今天用得多一點的話來說，大概就是某種「民粹主義傾向」），也有著一種深深的擔憂。但是，這種關於自我身份的認識，又同權力和名利全然不相干，也不意味著他們對自身局限性和可墮失性（fallibility）的無視。這恐怕也是為什麼史氏對於孔飛力如此欣賞，而孔飛力又從來便對史氏持弟子禮的道理之所在。

但孔飛力和史華慈不是「關門只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們深藏於心的「救世」理念，也是他們「入世」行動的動力 。史華慈在世紀之交時，就寫過一篇關於「千禧年」的文章，當中，就處處透露出了這樣的理念。他們懷有深刻人文關懷的同時，仍保留著強烈的現實關切和參與意識，儘管他們都不曾獲取學界以外的一官半職。他們的信念，是要以「知識精英」的身份，在導引或抵制社會本身的種種「自然化」趨向的同時，以知識上的洞見為人類社會前行增添些許光亮。史華慈在任何意義上都不願「參政」（他除了當過幾個學術委員會主席，連繫主任或中心主任之類的職務都從未出任過），孔飛力也從來沒有在學校以外當官從政的經歷。就是在校內，他當過的「官」，最大的，也就是系主任或中心主任一類。但是，他們思想上同現實政治都走得很近，甚至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不曾「參政」，但 「議政」對他們來說是經常在做的事情。

史華慈

我同孔飛力交談就感到，他對當今美國政治生活中，自由主義和自由派居然被污名化，而許多自命的「自由派」的思維方式又嚴重意識形態化的現狀，真是達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他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有過一段與此相關的討論，特別講到：「儘管『公共利益』在當代美國也許被視為是一種怪誕的概念，但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早期歷史上，這卻是一個佔據統治地位的主題。雖然說，人們對於如何在政府實踐中實現『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有著明顯的不同意見，但『公共利益』的存在本身卻從未受到過真正的質疑。」看到今日美國的「自由派」每每在諸如此類的問題上或者失語失聲，或者只會搬出一套套「教條」來應對，怎能不令孔飛力心寒？尤其是，如果孔飛力先生今日還在，看到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驚人一幕，更不知道會震驚與失望到何種地步！這不是「保守主義」的勝利，首先，還是「自由主義」的失敗，也透露出了美國民主——從更大處看，則是人類文明——所面臨的困局和嚴重挑戰。

寫到這裡，又生出諸多聯想，不由得一聲感嘆：在今日美國大學校園，乃至在世界上的其他很多地方，在全球資本主義無孔不入的滲透衝擊下，當大學越來越被當作「企業」來經營和管理時，當「經濟效益」越來越成為最重要的衡量指標時，當與思想極端貧乏相伴的「政治正確性」說教（其實這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政治挂帥」）成為飛舞空中的「大棒」並達到壓制學術自由的地步時，知識的「生產」也只能變得越來越「程式化」乃至政治化。即便在我多年任教的康奈爾大學這樣一所常青藤名校，這些年來在這上面也不能免俗，不受影響。有時不由得感嘆：像史華慈、孔飛力這樣的真正的知識分子，難道真是越來越少了？

陳兼

康奈爾大學「胡適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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