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集體主義到個人有多遠？

天下 02-08

本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紙城

CHAPTER

當攝影機面對這些工人師傅的時候，往往他們激情澎湃的講述都是關於別人的。我不停地追問：您自己在那個時候在做什麼？幾乎所有的工人師傅都在說，你不要問我的故事，我很平淡，沒有故事。五十多年的集體生活對一個人的改變，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更改。在過去，每個工人都認為自己處在集體裡面，是這個集體的一部分，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而今天，當他們再也不用與其他幾千幾萬工友穿著同一款工裝，同一個時間湧進廠門的時候，當他們坐在各自的客廳里，去講述自己的生活的時候，這是一些活生生的個人。但是把話題帶入到個人的講述，是一個很艱難的事情，它讓我知道，過去的體制生活是多麼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賈樟柯

山西汾陽

我的老家山西汾陽是一個縣城，地方不大，農業氣息很重。每到夏天，我都要幫村裡的同學麥收。一大早到了田間地頭兒，就有人發給你一把鐮刀，指著眼前看不到邊的一片金黃色說：這一片是你的。

人在這時候顯得異常渺小，在麥浪的包圍中，遠遠望去，任何人都只是小小的一個黑點。日落時分，努力直起彎曲太久的腰身，一邊抹著汗，一邊把目光投向遠處。遠處逆光中，柴油機廠的煙囪正高傲地冒著白煙。我就明白，為什麼人們都爭著進工廠當工人。

「修理地球」真苦，這是肺腑之言。那時候，工人雖然也是勞動者，但卻是和機器打交道，有技術，吃供應，有勞保，還是「領導階級」。

縣裡工廠不多，那時候三四百人的柴油機廠，一兩百人的機械廠已經算是大廠了。70年代末，縣城裡有誰家的孩子能進到工廠里工作，對全家來說都是一件榮耀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每月穩定的工資，意味著暑期的時候會發茶葉、白糖，冬天的時候會有烤火費。也意味著家裡人可以去工廠的浴室洗澡，每個月還發若干雙手套和幾條肥皂。我們這些孩子，也可以拿著過期的假票，跟著哥哥姐姐混進職工俱樂部去看《佐羅》。當工人也有上夜班的辛苦，但早上回家時可以順手扯一些棉紗，放在自行車坐墊下擦自行車。可以順手為家裡磨幾個不鏽鋼把手，或者打一把菜刀，為自家的電錶順一捲兒保險絲回來。

電影《24城記》劇照

以廠為家的觀念讓大家變得公私不分，人們也樂在其中。廠里的福利房，將來鐵打不變的退休金，都不只是物質好處，而是一個階級的內心驕傲。

但，這個世界有什麼是鐵打不變的呢？

我有幾個同學在高二那年，因為縣柴油機廠招工，都輟學離開學校，進工廠當了工人。那時候80年代，一個學生能夠早日走入社會，掙一份穩定的工資，能夠去到圍牆裡頭，在有燈光籃球場的柴油機廠上班，真讓無數同學羨慕。但到了90年代中期，我還在北京讀書的時候，突然我的這些同學都下崗了。工廠在轉制，停工，當時只有二十五六歲的他們拿著一兩百塊錢的低保流落社會，變成渾身力氣但無事可做的人。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看到我的一個同學和他廠里同班組的幾個兄弟，在為一家人挑煤。那時縣城還很少集中供暖，家家戶戶要燒煤過冬。一卡車幾噸煤拉來後倒在街上，這些兄弟幫著把煤從街上挑到儲煤的炭房。挑完一車煤，也就能掙十塊二十塊，還要三四個人分。但不幹這些又能做什麼呢？有人去賣衣服，有人去當保安，有人在家裡面打麻將，然後升級開家庭賭場。也有人犯罪，被通緝，流落異鄉，至今不知身在何方。

電影《24城記》劇照

我自己沒有在工廠生活過一天，也沒有在體制里討過飯吃，但這種國營工廠凋敝所帶來的影響，工人從一個社會的領導階級被邊緣化到了四處打散工的境地，這種心理的落差我完全能夠理解。那個時候，從工廠下崗的同學對我說：我們的境遇還不如農民，農民還有土地，有一年四季的收穫，播種時有收穫的希望。但危機之中的工人，或許真的就像《國際歌》裡面唱道的：我們一無所有。

2000年前後，我特別想拍一部關於國營工廠，關於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關於轉型之中工人處境的電影。我寫了一個劇本，名字就叫《工廠的大門》。法國盧米埃爾兄弟發明電影以後，他們拍攝的第一部影片就是把攝影機放在雷諾汽車公司的大門口拍那些上下班的工人。我從事的這個行業，最早出現在銀幕上的人物是勞動者。這是一個雙重的偉大傳統。一方面電影開端於紀錄美學，另一方面人類第一次用電影攝影機面對我們真實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點對準了工人，對準了普通勞動者。電影史上，有無數這個主題的電影讓我激動不已，像《偷自行車的人》。

《偷自行車的人》

劇本寫完之後，我又猶豫起來。這個劇本寫兩個年輕人，同一年入廠，在同一個師傅手下幹活，同一年成為勞模，也同一年戀愛，幾乎前後生子，但也同一年下崗，同一年在宿舍裡面無所事事，打麻將酗酒。漸漸地孩子大了，兩個家庭決定一起去做生意。他們在市場裡面擺了一個服裝攤，一起早出晚歸經營這個小小的生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錢的問題兩個和睦的家庭開始有了猜忌。劇本寫完之後，我得意了幾天。但是冷靜一想，覺得這部電影裡面的主題，除了社會層面問題，諸如工人生活困頓之外，還有什麼更多的東西嗎？我覺得工人這樣的群體，他們在體制裡面的生存經驗一定會有更多的可能性。這個劇本被我鎖在抽屜里，一直沒有拿出來。

2006年年底，有一天新聞里講：成都有一家擁有三萬工人、十萬家屬的工廠「成發集團」（又名「420廠」），將土地轉讓給了「華潤置地」，一年之後整座承載了三萬職工十萬家屬生活記憶的工廠將會像彈煙灰一樣，灰飛煙滅，而一座現代化的樓盤將拔地而起。從國營保密工廠到商業樓盤的巨大變遷，呈現出了土地的命運，而無數工人生生死死、起起落落的記憶呢？這些記憶將於何處安放呢？

這條新聞提示給我，新中國五十年的工業記憶需要我們去面對。曾經為了讓國家富強，個人幸福而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但五十年來我們為這個試驗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那些最終告別工廠，孑然一身又要重新尋找自我的無數個人，浮現在這條新聞背後。我一下子感到這是一個巨大的寓言。從土地的變遷，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集體主義到個人。這是一個關於體制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全體中國人集體記憶的故事，我毫不猶豫地去了成都，徘徊在這家工廠周圍，決定一部新電影的拍攝。

電影《24城記》劇照

去成都之後，從飛機場出來，路上可以看到霓虹燈下閃爍著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成都，一座你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有關成都的傳說是：這裡物價便宜，女人美麗，私生活可以腐朽，生活節奏緩慢。

到了工廠所在地草橋子，在420廠邊徘徊的時候，我看不到任何的驚心動魄。在冰冷的水泥鑄就的二環路旁邊，一邊是圍牆裡面依然需要檢查工作證才能出入的廠區，另一邊卻是一幅世俗的場景。一排排六層居民樓構成的工人宿舍區里人來人往，灰色的六層樓下面都是改建的小商鋪：賣熟食的、髮廊、麻將室。有拍攝婚禮錄像的，也有賣墓地的，有卡拉OK，也有裁縫鋪。生老病死都可以在這個院子里完成。到下午3點以後，陽光漸漸變得溫和，宿舍區寬闊的街道人頭攢動，四十多歲不算老也不算年輕的人，和那些已經滿頭白髮的老人混雜一起，坐在路邊開始打麻將，彷彿周圍發生的一切都與他們無關。人生的波瀾壯闊都在嘩啦啦作響的麻將裡面。這些曾經手握螺絲刀的手，這些曾經目不轉睛凝視著車床的眼睛，這些曾經出入在圖書館、實驗室的身影，如今聚集街頭，呼嘯牌場。他們會偶爾抬起頭望一下我這個過客，然後又把注意力收回到牌桌上。

電影《24城記》劇照

我在這裡面穿行，像穿行在一個靜止的世界。不遠處市中心燈火輝煌，GUCCI、阿瑪尼，各種各樣的品牌店拔地而起。成都有全中國最大的LV專賣店。而在宿舍區，這裡牌桌上的輸贏只是在一塊兩塊之間。當夜幕降臨，人們各自回到家裡面，我想這塊安靜的社區裡面又埋藏了多少的不平靜。

我決定拍一部紀錄片，去接近這些師傅的面孔，去了解他們埋藏在內心深處的話語。在《成都商報》的幫助下，我們連登幾天廣告，尋找願意講述工廠經驗的工人。某一個下午我自己去接熱線，當約定的時間到來的時候，那幾部紅色的話機突然鈴聲四起，我在慌亂中一個接一個地接起。很多電話剛剛接通，那邊沒說幾句話已經哽咽不止。聽筒這邊，我分明還能聽到對方是在一個寂靜的房子裡面講話。我能夠想像，或許他的愛人正在外面打麻將，或許他的兒女這時候正在課堂上為高考拼搏。而一個孤獨的中年人，他一個人坐在自己的房間里，拿起電話撥某個號碼的時候，才願意講述他長久以來不能說出的心事。

電影《24城記》

這些工人師傅和更多的中國人一樣，他們離開工廠，但還有一個家庭可以接納他的生活。每一個人在家庭裡面都在盡量地維護家庭的快樂，特別是在年幼的孩子面前，他們從來沒有眉頭緊鎖，他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焦慮跟夜不成寐的那些壓力變成一種家庭氣氛。每一個家庭還都有餐桌邊的歡聲笑語，人們在議論昨晚電視劇情節中度過一個又一個平靜的日子。而在無人的時刻，他們有了眼淚，他們有了無法說下去的故事。我迅速地登記好了這些想要講述的工人師傅的名字和他們的聯繫方法，然後開始了採訪。

進入到工人師傅的家庭，彷彿回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幾乎所有家庭的裝修都是一致的。黝黑的水泥地，黃色的雙人床，衣櫃、立櫃、沙發、牆上交叉掛著的羽毛球拍和釘子上掛著的潔白的羽毛球。所有的物質都停留在了80年代。唯一能夠提示當代氣氛的是孩子們的相片。那些穿著耐克、染著黃頭髮，工人師傅的下一代。他們在照片中沖著我們微笑，無憂無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