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訓佐：寫在紙上的詩性與情懷
本刊記者 吳永強 特邀撰稿 任懷強
山東書法界，鄭訓佐以純熟的理論和獨樹一幟的書法風格著稱。學者、詩人、書法家，三種不同的身份融為一體，再加上他周身洋溢的文人氣質，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氣場。作為文人書法的典型代表，儒雅的文學教授，優秀的書法家，頗有成就的書法理論者，不同身份透視出他身上的不同特質。
鄭訓佐，安徽省天長市人，1958年8月生。1983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並留校任教，曾任山東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現任山東大學書法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顧問，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副會長，山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主要從事書法學和中國古典文學的教學與研究。
一個優秀書法家的傳承與創新
小路消失在黑暗的盡頭
星星滴下無名的憂傷
一個聲音從山那邊傳來
還是誠實地背過身去
遙遠的海上正盪著抑鬱的槳
——節選自《夜從山頂升起》
這首收錄進《濟南詩選1917-2017》的詩歌，以沉鬱而又疏闊的筆調，展示出鄭訓佐對語言和其背後的文化背景的獨特思考。作為上世紀80年代著名的山東大學雲帆詩社成員，他與韓東、楊爭光等人一起，成為那個年代大學生詩歌的代表人物。在那個文學風起雲湧的年代，新詩和古典詩詞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年輕歲月。
由詩歌切入，進而走進鄭訓佐的心靈世界，文學、哲學與書法交相輝映。透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煙塵，穿越數百公里的地理連接，抵達安徽天長——1958年，鄭訓佐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教師。受家庭影響，他七八歲就開始寫字，至今，池畔臨書的祖孫背影依然不時浮現在他眼前：「童年時，傍晚在祖父的督責下，站在矮板凳上就著八仙桌寫二尺見方的大字，夕陽下，風回池水，樹噪歸鴉。」那是在「文革」期間，家裡幾乎所有的老字帖都燒掉了，只能找到一些活頁字帖，再就是報紙上流行的新隸書、新魏碑和郭沫若的行草書。
時間流逝加重了往昔歲月的分量，在回憶中，書法藝術的祖孫對接超越了書法本身：「祖父的蕭疏白髮與童年時代的我處在盲動中的幼稚的指腕構成的這一幅臨池圖，實際上再現了血緣的歷史對接，並最終成為一種宿命，使你在一種本能的驅使下，義無反顧地完成藝術之旅。」
後來，有五六年時間，他一直幫人寫大字，由他寫，別人刻出來。多篇報道曾提到他讀高中時為學校題寫校名的故事，大學畢業四年後的一個歲暮，他路過母校，那幾個字還懸掛在校門前。「歲月並沒有抹去它的青澀、稚拙和冒失，相反，在牆壁斑駁、冬雲低垂的映照下顯得更加倔強。」
高中畢業後成為下鄉知青，因為他的美術字寫得好，公社的大字報專欄，從文章內容到書寫、版式設計全由他一人完成。「公社的待遇很好，去寫大字報就不用參加勞動了。直到後來讀到大學二年級，回老家時公社還有人來找我去幫忙寫字。」
及至恢復高考，1979年，鄭訓佐考入山東大學，開始有計劃、系統地臨帖，楷書學習歐陽詢，行書學習文徵明，臨得十分逼真。「但是畢業後發現了問題，文徵明畢竟不是一流書法家，在內涵上有缺失，過於圓熟，『熟』到極限必成『俗』。」為了擺脫影響，他開始寫隸書，主要臨摹《張遷碑》，對《石門頌》也用功較深。此外也寫簡牘書。
「隸書是漢字重要的書體，因其有古拙厚重之格，可以化解文徵明字體勢上的浮華飄蕩之氣。」同時，他對草書形成了自己的見解，「二王」作為行草書的源頭，是行草的母體。米芾在「二王」基礎上有破有立。王鐸相當勤奮，博採前人之長，於經典中尋找創作靈感，因此既有古典整合意義，又極具創作意識。
博採眾長的過程，就是紮根的過程，不斷自鑄風貌，一個優秀的書法家破繭而出。
以深厚的人文背景從事書法創作
天長與汪曾祺老家高郵毗鄰，風俗相近。汪曾祺，這位「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以其深厚的文化功力不斷影響著當代學界。數十年來，鄭訓佐經常會想起這位老鄉，並在自己的文學藝術生涯中多有借鑒，他曾說：「汪氏的價值在於他是作家中出色的書家，又是書家中出色的作家，二者合一，便支撐起了一片一般書家難以企及的藝術天空。」二者一樣才情高蹈，後者又有了濃郁的書卷氣。
大學畢業留校以後，他教了幾年留學生中文課程。後來回到文學院，進入古典文學教研室。偶然的工作分配，開始教授魏晉南北朝文學，這個中國歷史上獨特的「士人人格和士人文化的高峰期」，在文化上對接了他的家學與個人癖好，為他形成自己的文化人格提供了借鑒。
「書法和整個人文學科分不開，文學、哲學是書法呈現的載體，同時又融化到書法藝術的內核中去。」鄭訓佐說，「文史哲最密切的有三個時期，一是先秦，二是魏晉，三是宋明理學。」
「中國歷史上，多次面臨書法藝術的變化，比如唐宋時期，以顏真卿、黃庭堅、米芾為代表的書家，那種有衝擊的作品，相對於魏晉時期的王羲之等就有了很大變化。到了明代，已與『二王』相去甚遠。」他一直追求傳統基礎上的創新求變，致力於研究前人「變化」的成功原因。他常講到「馬蹄式」的前進：「書法的新變不同於蟬蛻和羽化。書法無所謂新與舊，所謂從舊質中脫胎換骨，從舊身中蛻化新貌，新的骨肉與傳統還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他舉例指出，八大山人早期學習董其昌，後來典型的「八大體」，結構高度誇張，和王羲之的作品比較，似乎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前期，八大山人可以看做是王羲之衣缽的傳承者，但晚年的八大山人，甚至可以看做是王羲之的『反動者』。」
「書者，如也。如其學也，如其才也，總之曰如其人也。」鄭訓佐其人，性格儒雅，風趣而不失謙遜，頗有長者風範。古典修養、學術造詣和詩人才情相互輝映，發而為書，自然大雅。作為古典文學研究者，他把其深厚的文化積澱，貫穿於書法的線條和內核中，其書法作品便在「知白守黑」里凸顯出特有的厚重、流暢和明快。他將「以深厚的人文背景從事書法創作」視作自己畢生追求，並有著清醒的自我認知，對外界的諸多溢美之詞淡然處之，不驕不躁，不斷鑽研。
他雖受到西方藝術哲學的影響，從來不輕視書法作為視覺藝術的「形式感」，但更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揚。「由生命的感性與文化的理性熔鑄而成的人文精神，對於書法家來說，這是一種宏大的精神境界。落到藝術創作中，又是一種實在美學境界。宏觀的文化背景、人文精神常常是我進行書法批評的出發點。」
有文章對已在山大講台上站立了30餘年的鄭訓佐進行總結：「作為學者，他是在國內有一定影響力的知名教授；作為老師，他的才情和人格魅力不知讓多少學子為之傾倒；作為書家，他的作品或隸、或行、或章草，融古樸和經典於一體，傳統文人優雅的氣節內蘊畢現，筆鋒流轉間自成一種深邃悠遠。在他的作品裡有著碎玉硃砂深埋的寧靜，一任外界風雨琳琅，世情浮華。」
又是一個「三位一體」，多重側面堆積起一位文人的命運流向。
理性沉思與當代書壇的人文復歸
近年來，鄭訓佐越來越意識到文徵明書法在內涵上的缺失和風格上的甜俗，更多地關注近現代出土的秦漢簡帛書，把簡帛書和漢碑熔鑄在一起，略摻行書筆意的章草，使隸書有了一種新的面貌：沉雄中有跳宕，古雅中雜流麗。因為章草開創了新的書法意境。這種意境來源於章草具有綜合篆隸書體的意象。
端莊、虛和、靈便的章草猶如朝廷威儀之象，莊嚴大氣，宏偉雄壯，八面威風，雍容華貴。格局之大，是書法之大象。他喜愛有加：「對於書法家而言，技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書法不能止於技法。書法作為一種文化形態，植根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里。書法作品打動人，感染人，是因為書家的人格精神、文化品格與書法本體相互輝映：共同熔鑄而成的氣息。」他直追古貌燦然的書法本相而去，這就避免了在章草基礎上發育而來拘謹、凌亂、寒儉的楷草行書，而它們彷彿只是小小的分支，只是繼承了其大象中一個方面的小象而已。
作為一位理論和實踐皆有所長的書法家，鄭訓佐的文章，能讓人受到震聾發聵的理論震撼，又有感到會心不遠的心理契合。對於當下書法的「冷與熱」，他亦有著清醒的認識。冷，即書法已基本上從我們的日常書寫中隱退，當下的所謂書寫，因微機的全面介入，已基本蛻變成程序的輸入。作為書寫主體的文化工作者，已逐漸與真正的書寫尤其是書法漸行漸遠了。熱，即書法顯示出一種前無古人的繁華，其炙手可熱的境遇甚至可以稱得上「烈火烹油，鮮花著錦」。「雖說書法作為幾乎唯一的書寫方式，自古深受重視，如唐代就曾將之列入教育體系，並設有書法教官。但從總體上看，與當今書法顯赫的境遇相比，似不可同日而語。時至今日，高等院校的書法本科專業已達百十家之多，而書法的碩士點、博士點也為數不少，乃至有人喟然生憂。」
如此熱鬧之下，鄭訓佐指出，當代書壇存在幾個誤區：理性精神的失落、歷史批判中的困惑、「權威」被消解、走向僵化的「書卷氣」。而「人文精神」、人文關懷的回歸恰恰是解決這一僵化格局的重要手段。他說：「一個具有藝術稟賦的人花上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可以在技法上爐火純青，這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但要在藝術境界上達到可觀的高度卻絕非易事。」他也說：「書法應有深厚根基，然後才能自鑄風貌。」
「水懷珠而川媚，石蘊玉而山輝」，鄭訓佐向著章草結字靈動變化中尋找縱橫交錯、常有奇趣，左向右背，而那溫柔靈動，豐富幽深，生機活潑而又平靜安寧的書法意境，更如攀登書法的群峰之巔。唐人張聿詩云：「何處青蘋末，呈祥起遠空。」當代書壇真正的人文復歸又何嘗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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