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夜讀書——一款罕見蛐蛐罐（中）
石虎衚衕鬧鬼的逸事見諸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
「裘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衚衕，文達之前為右翼宗學，宗學之前為吳額駙（吳三桂之子）府，吳額駙之前為前明大學士周延儒第，閱年既久，故不免有時變怪，然不為人害也。廳西小房兩楹，曰"好春軒』，為文達燕見賓客地，北壁一門，橫通小屋兩極楹，童僕夜宿其中，睡後多為魅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者。」
裘文達即裘曰修，乾隆四年進士，歷任禮部、刑部、工部尚書，曾任《清令典》總裁，奉敕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鑒》、《錢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等大型傳世名著，又奉命補《華嚴經》殘本。屢勘河道，治水有名績。其時，黃河、淮河、運河多次泛濫，積水久不排泄，山東、河南、安徽各地深受其害。他奉命勘察，向朝廷上疏獻策，和災區官民盡心籌劃，領導治水28處，開河67條，完成水利工程計300餘里。裘曰修多次主持鄉試會試，是紀曉嵐的受業師。
裘曰修之前的右翼宗學，乃是指雍正時期曾作過八旗子弟的貴族學校，這期間有一位後世變得聲名顯赫的人物曾居此處，就是家境敗落之後的曹雪芹。也就是在這裡，曹雪芹開始撰寫他不朽的名著《石頭記》的。這期間，他與在此就學的敦敏、敦誠兄弟結為了摯友，常有詩詞唱和。敦誠《寄懷曹雪芹》詩：「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即指前事，其「虎門」即指石虎衚衕之右翼宗學。據紅學家們考辨，所謂「悼紅軒」很可能就在此宅之中。
敦敏、敦誠兄弟系皇室後裔。敦敏曾著有《懋齋詩鈔》，敦誠著有《四松堂集》，後來都成為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史料。早年周汝昌之兄周詁昌，見到東亞圖書館排印本《紅樓夢》，胡適在序言中提及敦誠的《四松堂集》，並言未曾見到敦敏的《懋齋詩鈔》。周祜昌就致信周汝昌留意，不料這部令胡適遍索不得的秘籍，被周汝昌至燕大圖書館一索即得。詩集中涉及曹雪芹的詩有六首。
看到《懋齋詩鈔》後，周汝昌將此事告知兄長，並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經其老師顧隨的推薦，發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的《圖書》副刊上，當時主持該副刊的是趙萬里。文章發表後，胡適看到並主動給周汝昌寫信，對其進行鼓勵。此舉使周汝昌深受鼓舞，由此開始了與胡適的往來，並萌發撰寫一部紅學專著的念頭。從此，周汝昌走上了一條新的學術之路。
其實胡適當年曾托燕大校長陸志偉就《懋齋詩鈔》的藏所請益過鄧之誠，鄧之誠知道有抄本藏於燕大圖書館，但因不喜胡適，就沒告訴他。胡適與《懋齋詩鈔》擦肩而過，卻成就了周汝昌一生的志業，實在是頗具戲劇性的事情。但是鄧之誠顯然也沒留意到曹雪芹與石虎衚衕右翼宗學的關係，所以在他的筆記里，只提到了吳三桂宅邸，並未提及右翼宗學。
應該是在裘文達公致仕回鄉之後，乾隆後期該宅賜給了乾隆帝長子定親王永璜之子鎮國公綿德（乾隆四十二年封鎮國公），後綿德在乾隆四十九年晉為貝子，保存至今的府邸即為清朝貝子府的規制。清朝末年，該府由綿德的後人毓祥繼承，因此又被稱為「祥公府」。
大清覆亡後，教育總長湯化龍曾短期居此宅，民國二年（1913年）設為蒙藏學校，烏蘭夫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後來此宅一部分辟出，改為松坡圖書館二館（外文分館）。松坡圖書館本在上海，館長是梁啟超，他力主遷來北京，主館設在北海快雪堂，後來演化為北圖、國圖。
從徐志摩的詩作《石虎衚衕七號》看，至民初時此宅常日里依然幽靜：「……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瞑，小蛙獨坐在殘蘭的胸前，聽隔院吲鳴，一片化不盡的雨雲，倦展在老槐樹頂，掠檐前作圓形的舞旋，是蝙蝠，還是蜻蜓？……」詩作於1923年，此時的老宅院已為蒙藏學校和松坡圖書館分用，徐志摩從英國歸來後經胡適、蔣百里介紹，在此處工作和居住，時任外文部英文秘書，其居所「好春軒」還是當年裘曰修初得此園時所新建，著名的「新月沙龍」即誕生於此。也是在這個時期，他與林徽因的浪漫戀情走到了盡頭。（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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