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三兄弟傳奇而坎坷的人生路

原標題：潘漢年三兄弟傳奇而坎坷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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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對於潘氏兄弟來說應該是一個魔咒。1972年4月10日，大哥潘梓年最先離世，「文化大革命」的殘酷迫害竟讓他屍骨難尋；1977年4月14日，三弟潘漢年緊隨其後，22年的蒙冤受難，使他最終也沒能在墓碑上留下自己的真實姓名；1988年3月26日，二哥潘有年（即潘菽）也尋著兄弟們的足跡去了另外一個世界。好在歷史終於給予了潘氏兄弟客觀公正的評價。

耕讀傳家

說起來，江蘇省宜興縣陸平村潘氏一家雖不是鐘鳴鼎食之家，卻也是名門望族、書香門第。饑荒之時，潘家祖上曾傾其全部資產換取糧食，開倉賑糧，以解鄉親之難。潘氏兄弟就出生在這個傳統仁義的家庭里。潘梓年、潘有年為同胞兄弟，其父為潘仲六，潘梓年為長子，潘有年為次子。潘漢年與他們是堂兄弟，他的父親是潘莘臣。潘氏兄弟的曾祖父潘亭山是清嘉慶年間的舉人，祖父潘元夔（理卿）是清咸豐九年的舉人，但兩個人都辭官不就，只贏得個名聲便回鄉做塾師了。

到了潘仲六和潘莘臣這一代，依然嚴格恪守著祖訓，以塾書為業併兼顧農桑。潘仲六本也是頗有才學之人，當年應考本應榜上有名，無奈腐敗的科舉制度下，錢可通神，他的名字被頂掉。沒有功名的潘仲六牢牢守著潘家氏族的真傳，在鄉間教授「四書五經」。潘莘臣是清代秀才，民國初年曾當選為宜興縣的議員。

正是在這樣嚴謹的家學管教下，兄弟三人從小便熟讀詩文、造詣頗深，再加上較多地接觸社會、了解現實，三兄弟最後義無反顧地先後投身革命。

哲人報人

大哥潘梓年，1893年生，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和傑出的新聞鬥士。在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的血雨腥風的中，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認為「就該這個時候來，趕熱鬧時，也許就不來了」。潘梓年早年曾出版了我國新文學最早的一部《文學概論》，並翻譯有杜威的《明日之學校》、《教育學》，烏德沃斯的《動的心理學》和瓊斯的《邏輯》等西方名著。

入黨後，潘梓年在家鄉發動過宜興暴動，調回上海後，主要從事黨的左翼文化工作，負責主編《北新》、《洪荒》等進步刊物和江蘇省委的《真話報》。1933年，潘梓年不幸被捕，他無視酷刑，幾次昏死仍如「入定老僧」般閉口不言。在獄中，他筆耕不輟，一方面創辦了「黑屋詩社」，出《詩刊》，鼓勵獄友；另一方面，嘔心瀝血，完成了長篇哲學專著《邏輯和邏輯學》，翻譯了柏格森的《時間和意志自由》等書，著譯達上百萬言。特別是《邏輯和邏輯學》反響巨大，書中的「質量互變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見解相當獨到。毛澤東還親自去信加以讚賞，可惜，此信竟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被毀。

潘梓年在《新華日報》辦公

潘梓年一生最大的貢獻是創辦了《新華日報》，並被毛澤東欽點為第一任社長，憑此，他也被稱為「中共第一報人」。由於《新華日報》是抗戰時期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發行的第一張機關報，也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張全國性大型報紙，因此創辦之初困難重重、壓力巨大。潘梓年四處奔走，找房子、搞設備、覓人員、忙交涉，歷時一月，到1938年1月11日，在他46歲生日時，《新華日報》終於在武漢誕生。但隨後的10月，武漢淪陷日軍之手，報社不得不內遷重慶。轉移過程中，船行至燕窩江畔慘遭日軍轟炸，16位同志遇難，其中就包括時任報社編輯及文書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潘梓年和報社同仁們堅持新聞言論自由，以爭取民主和平為口號，進行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鬥爭。皖南事變發生的當晚，他一面派總編輯章漢夫巧妙應對國民黨的檢察官，將沒有「違檢」的樣刊送呈檢查，一面親自向《新蜀報》、《大公報》和《商務日報》等民主報館的負責人說明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贏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第二天，《新華日報》突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層層封鎖，將皖南事變的真相公之於眾，特別是刊登的周恩來的親筆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和詩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啼血之跡更是喚起了廣大民眾的悲憤和覺醒。

在重重險惡環境下，潘梓年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不畏強權，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導下，將《新華日報》辦成了我黨飄揚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一麵糰結抗日的旗幟，團結和爭取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普通群眾，擴大了黨的群眾基礎和政治影響力。

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最早創新了黨報管理的方法，提出「編得好、出得早、銷得多」的九字口號，鑽研技術，改進工藝，自辦紙廠，大大穩定了貨源和提高了質量。同樣的土紙報紙，《新華日報》的印字就比別家報紙清晰。「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專門寫詩讚頌過《新華日報》的這一「奇蹟」，很多群眾把這一「奇蹟」與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對比，說共產黨辦什麼都要比國民黨高明。此外，潘梓年還以哲學家特有的智慧和遠見，寫下了許多發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戰的現階段》、《投降主義及其各種表現》、《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戰時圖書雜誌審查問題》、《民眾變動問題商榷》等，僅在《新華日報》刊載的署名文章就達80多篇，在《群眾》周刊和其他報刊發表的文章更難以計數。

蘇聯《真理報》撰文稱：「自從《新華日報》出版的第一天，它便廣泛地揭起了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為中國獨立與自由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光榮旗幟……成了中國人民所愛護的報紙。進步分子和一切愛國志士都敬重它，並很注意傾聽它的呼聲。」鄧初民則讚譽社長潘梓年「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務」。可就是這麼一位憨厚長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仍沒能逃過劫難，1972年4月10日，潘梓年在秦城監獄內悄然離世。縱然周恩來曾下令要保他，但仍無濟於事。10年後的2月17日，他當年的摯友、《新華日報》經理於剛，在他的追悼會上含淚寫下了這樣一首五律：

痛失斯文久，長懷蜀道難。

立言嫌晝短，創業耐宵寒。

邏輯書猶在，新華墨未乾。

沉冤從此雪，留得存心丹。

民主鬥士

大哥潘梓年和三弟潘漢年的新思想啟蒙，最早來源於老二潘有年（潘菽）。中學畢業後，潘菽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蔡元培校長領導的這所學校里，民主和科學不斷浸潤著渴求進步的青年學子。在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教授們引領的新思潮下，潘菽的思考越發深邃。他不斷給兄弟們寄去北京的刊物《新青年》、《新潮》等書報雜誌，希望他們也參加到新文化運動的滾滾洪流之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22歲的潘菽和同學們一起，高舉著用鮮血手書的標語，在天安門前示威、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結果成為32名被捕學生之一。

在蔡元培校長和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下，潘菽終於被放出來了。接下來的日子，潘菽更加義無反顧地參與到這場前所未有的學生運動中去。他不斷地向遠在家鄉的兄弟們報告著北京的一切和自己的感想。

1920年，一心要走「教育救國」之路的潘菽考取了官費留學生，遠赴美國開始了為期7年的求學生涯。在大洋彼岸，在那個杜威所鼓吹的「民主、自由」的國度里，現實讓潘菽進一步認識到，美式教育並不一定適合中國國情，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心理學作為研究人的基礎科學，比教育更根本。於是，他改學心理學，並憑藉《漢字的心理研究》和《背景（Context）對學習和記憶的影響》兩篇論文獲得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碩士學位和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

潘有年

1927年，潘菽學成歸國，擔任中央大學理學院心理系教授、系主任。此時，大哥潘梓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家鄉宜興組織「宜興暴動」，三弟潘漢年已是南昌《革命軍日報》的總編輯。兄弟三人在不同的征途上，為著同一個目標共同努力著。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後，南京面臨淪陷的危險。潘菽隨中央大學內遷到重慶。經過戰爭烽火的洗禮，他更懂得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學術上就難以獨立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在重慶時期，潘菽通過大哥潘梓年的關係，結識了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章漢夫、吳克堅、石西民、喬冠華等人，經常參加各種紀念會、座談會或者聯歡會。在1945年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時，他還作為8名進步教授之一受到過接見。

潘菽人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發起創立「九三學社」。當時在重慶，他與五四運動的帶頭人許德珩來往甚密，二人暢談國事、議論時政，後來隨著各自朋友的加入漸漸形成了一種氣候。於是二人決定以五四運動的精神為宗旨，將這種定期的座談會取名為「民主科學座談會」。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3日正式簽字，為了紀念這個偉大的勝利，同時更加廣泛地團結科教界人士積极參与到反內戰、反獨裁、爭取民主和科學的鬥爭中來，在一次會議上，潘菽提議將「民主科學座談會」改為「九三學社」。這樣，潘菽就成為了我國重要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的創始人之一，並從1958年起一直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直至去世。

潘菽的一生著作頗豐，《心理學概論》、《社會的心理基礎》、《教育心理學》、《人類的智能》、《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研究》、《潘菽心理學文選》、《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分卷》等等幾十部著作均出自其手，發表的心理學論文以及教育、哲學、美學等方面的文章也達200餘篇。其中，不能不提的是那本60餘萬字的《心理學簡札》，那是一個耄耋之年的「反動學術權威」在牛棚里，在批鬥中，在體罰、虐打之下，冒著生命危險，以寫檢查為掩護，寫在一張張小卡片上的心血之作。這60萬字連同標點符號，每一筆都可以稱得上不朽！

傳奇人生

在中國現代史上，特別是中共黨史里，潘漢年絕對是一個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傳奇式人物。在三兄弟當中，1906年出生的他是最早投身革命的。他是風流倜儻、出口成章的儒雅書生，他也是西裝革履、揮金如土的上海「小開」，他還是令日偽聞風喪膽的中共情報戰線領導人之一，他更是「共和國第一冤案」（即「潘楊案件」）的案主， 一個受盡屈辱的悲劇人物。

同兩位哥哥一樣，家學深厚再加上勤勉自信，潘漢年很早便腹有詩書、才情灼灼，文學氣質展露無疑。13歲時他和同學一起自創了陸平小學的刊物《小研究》，17歲時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專刊一連發表了好幾篇研討小學教學方法和小學教科書編輯方針的文章，並在上海《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的副刊上陸續發表了新詩、散文、童話。18歲時潘漢年正式成為郭沫若、成仿吾等領導的創造社成員，在《幻洲》上以「水番三郎」為名發表了大量尖酸潑辣、很具戰鬥力的散文與政論文章。20歲時，潘漢年受郭沫若邀請前往南昌參加北伐軍，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辦的《革命軍日報》的主編。爾後，他又主編或合編過多種刊物，發表了多篇散文、小說，在文化界極為活躍。在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和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書記期間，他積極籌建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和「社會科學家聯盟」等社會組織。如果不是為了革命需要投筆從戎，其文學成就一定斐然。

潘漢年夫婦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衛機關——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從此文壇驍將潘漢年放棄了自己鍾愛的文學事業，進入了改組後的中央特科。事實證明，他的確沒有辜負黨中央對他的期望，他以蕭淑安、嚴陵、胡越明等為化名，以古董店小老闆的職業為掩護，把當時的許多社會名流如楊度、王紹鏊、胡鄂公、董健吾等都納入特科的情報網路，昔日的文壇戰友夏衍、馮雪峰、李一氓等也重新與潘漢年戰鬥在情報戰線上，一個新的隱蔽精幹的情報關係網路又重新建立了起來。為了擴大情報來源，獲得第一手的情報資料以增強黨中央決策的科學依據，潘漢年將情報來源擴展到敵對營壘的內部。他成功策反袁殊（此人與中共、國民黨「軍統」和日本岩井之間均有聯繫），在組織上通過劉人壽（中共情報人員）和翁從六（袁殊舊友、共產黨人）同袁殊建立有效聯繫，把中共情報人員安插於「岩井公館」，掌握日本岩井情報系統和「興亞」漢奸機構的情報活動。

面對風雲詭譎的形勢變化，潘漢年在一段時期內不斷往返於上海和香港之間，擴大黨的情報渠道，甚至將情報觸角延伸到汪偽政權、日本內部的高層，並根據有效的情報掌握和數據分析，成功推算出德國進攻蘇聯的準確時間和日本南進的戰略部署等重大國際戰略情報。

情報戰線，變幻莫測，潘漢年時而西裝革履，時而長袍馬褂，時而為工人扮相，時而扮乞丐沿街乞討。他以自己的機智勇敢、沉著冷靜，光榮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一個又一個重大使命，這其中也包括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936年對於潘漢年是格外忙碌的一年，他在莫斯科—香港—南京—上海—西安來回奔波。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潘漢年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6年8月回國後，潘漢年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同南京國民黨當局的代表談判，希望雙方「聯合抗日」。在西安停留時，他與張學良常常徹夜長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0月，魯迅去世，他又趕回上海盡心處理相關治喪事宜。12月，和談未果之時，張學良、楊虎城出於民族大義，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宋美齡、陳立夫等人通過宋慶齡找到中共代表潘漢年表達和談意願，潘漢年按中央指示與南京國民黨高層陳立夫、陳果夫等人直接接觸，有力地配合了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斡旋。談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眾人皆知周恩來、張學良的巨大貢獻，但潘漢年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同樣不應當為世人忘記！

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土崩瓦解，人民呼喚民主和平的期望越來越高，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在1948年4月30日發表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號召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時由於戰亂原因，大部分民主黨派的領導人都暫避香港。怎樣避開國民黨特務的密集眼線和港英當局的森嚴戒備，把他們安全送到解放區，就成為一個重大而艱巨的任務。這一次，歷史又選擇了潘漢年。

關於執行和完成這一任務的情況和結果，中共中央在為潘漢年平反的文件中是這樣評價的：「解放戰爭後期，黨中央發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號召後，潘漢年同志對黨的貢獻尤為突出。當時，國民黨特務雲集香港，港英當局警戒森嚴，極力阻撓，破壞我方活動。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潘漢年同志負責安排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離開香港，轉到東北、華北解放區，先後共組織20多批，350餘人，沒有一次失誤。」二哥潘菽作為「九三學社」的重要領導人，自然也是由三弟潘漢年親自護送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儘快恢復上海的經濟秩序，作為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協助市長陳毅在工商界開展了大量的工作，與留在上海的資本家廣泛接觸，還深入基層，開展群眾工作，為上海的經濟穩定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現實多少是有些殘酷的，由於1943年那次「汪偽會面」的事件，潘漢年沒能得到黨組織的諒解，最終被打成了「漢奸」、「特務」、「反革命分子」。1955年4月3日潘漢年被秘密逮捕。被捕的那個晚上，潘漢年本來是約好要與大哥潘梓年相聚的。大哥後來怎麼也想不通在戰爭中立下大功、久經考驗的三弟怎麼會是特務、叛徒。8年之後，潘漢年被假釋，他本想去看看大哥，但為了不連累大哥終究還是沒去，只是打了一個電話，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成了兄弟二人的永訣。不久，十年浩劫到來，作為十分了解江青歷史的「反革命分子」，潘漢年在劫難逃，被判處無期徒刑。獄中折磨使他身患多種疾病，直到1977年默默離世，潘漢年也沒能等到給自己平反的那一天，而他的墓碑上只能刻下「蕭淑安」這一代名。

潘梓年、潘有年、潘漢年三兄弟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今天，我們隔著一個世紀的距離仰望他們的奮鬥足跡、命運喘息，沒有隔膜，更沒有阻礙，正視歷史的真實，總結歷史的失誤，才能無愧於他們。

【來源：《黨史縱覽》2012年第7期 文/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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