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濤：由史官而史館

中國是最重視史的國家。著史叫治史，和治理國家一樣的分量。也叫修史。修史是什麼意思？從字面理解，歷史不完整、有漏洞，要修補；錯訛的地方，要修正；醜陋的地方，要修飾，要裝修。史被修來修去，找它的真面目就越來越難了。

最初，史官的地位很高，像爵位，由皇帝授受，可世襲，可家傳，真正「德藝雙馨」的人才有資格擔任。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早晨造字，晚上記事。但這是傳說，無據可考。中國自商朝開始設立史官制度，史官的職任是如實記錄天子的言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那個時候，歷史是個人寫作，史官的良心有多厚，史書的分量就有多重。春秋以降，直至秦漢、兩晉，出產了一批才高八斗，肝膽正氣的史官，董狐、齊太史、司馬遷、班固僅是其中的代表。

從前的規矩嚴，史官「據跡實錄」，帝王是不能御覽的，這是「硬性規定」。其中的要義是「君史兩立」「以史制君」。但皇帝也不是吃軟飯的，為防患「以史制君」，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三年推出「史館」制度，歷史由個人編撰「升格」為集體創作，並由宰相領銜。「總知其務」，史修成後要「書成進御」。史館的「規格」大了，但史的亮度和信度也開始大打折扣了。「史館修史，書成眾手，史才難覓，職任不清，所修史書，文蕪體散。」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推辭，最大的弊端是「書成進御」。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時代是從唐朝結束的。但史館制度實行的初年，「君史兩立」的遺風還在。貞觀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記錄他日常行為的《起居注》，遭到了負責述錄《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當時君臣間的對話很有意思，問的直接，答得了當。

「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

李世民富有明君作派，才有了褚遂良的賢臣骨氣。或者反過來說，有褚遂良這等大臣，才有了改變世界的李世民。

諸葛亮防「以史制君」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就是不設史官。魏蜀吳三國，只有蜀史官空缺。陳壽在《三國志》里的評價是：「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斗轉星移，自唐以後，帝王不僅察看《起居注》一類的日常記錄，甚而直接主持修史，既當教練員，也當裁判，皇帝是越當越辛苦了。史書越寫越厚，但有了一個大缺憾，「史以醒世」的功能弱了，多了粉世的功能。皇帝修史，地方大員修志，史志成了皇帝以及地方官的專用化妝品。清朝雍正乾隆時期，一些讀書人鬧過一陣子「不讀史」的學潮，在書信和筆記里，把史寫成屎。《大清見聞錄》里講了一個笑話：一天，老天爺捂著嘴竊笑，老天奶奶在一旁問，「笑什麼呢？你個老不正經的。」老天爺連笑帶咳嗽著說，「人間又造了兩個字，實在忍不住，不得不笑。」說著張開手，掌心裡寫著兩個字：信史。

收入穆濤《先前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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