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匆忙與閑暇
文丨錢穆
顧亭林《日知錄》曾引用《論語》里兩則話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當時北方人易犯的病。而「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則是當時南方人易犯的病。
其實此二病乃一病，正因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才至於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若使生活艱難，飽食不易，哪有閑工夫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呢？大抵此兩種病瀰漫中國古今南北，並不從晚明始有。至少在宋以下的中國，更顯然地曝著了。那是一種農村社會所最易犯的病，尤其在農村社會的小地主階層更易犯著。
張橫渠嘗說：「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這裡惰字卻是中國人之真病。惰了便驕，驕即惰之外相，亦是惰之內情。其所以惰者，則由其生活閑散，不緊張，不迫切。橫渠是關中人，關中地區，在北宋時生活尚較艱，但橫渠已如此說。關中以外的地區更可想見了。
朱子曾說：「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試問如何能不貪功利，豈不先得要生事易足？但生事易足，便易為空寂所誘。朱子所說的誘人空寂，乃指佛教言。佛教思想來自印度，正因為印度人生活更較中國輕易，才愛走向空寂的路去。目下西方人的功利觀點遠較中國人為強烈而認真，則因西方生事更較中國艱難也。
功利是純現實的，而空寂則是純理想的。功利是純物質的，而空寂則是純精神的。因此想到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標榜著一種中和態度的人生哲學，顯然是由中國北方農村經濟下產生。他們不耽空寂，但也不著功利，儒家的中和態度是篤實的。
墨家在當時，大概他們的出身較儒家是更艱苦些，因而他們篤實的意味也較儒家更濃厚了。由篤實而走上艱苦的路，便不免有些像貪功利。當時中國北方農村需要篤實，卻不必定太需要艱苦。因此墨家思想終因其太接近計較功利，而沒有儒家般易受人歡迎。道家則較閑散，但又折向空寂了。只有儒家在不太緊張，又不太閑散之中道上，這是中國思想之正脈。
兩漢儒生，都從半耕半讀的北方農村中產出，他們不算太艱苦，但也不能太閑散，總仍還是要篤實。董仲舒曾說：「明其道不謀其利，正其誼不計其功。」他們不能不擔著實際生活的擔子，但那擔子壓得不太重，不緊張，還有一部分閑散工夫，可以讓他們來求正誼明道。
所以他們能不空寂，又不肯汲汲去謀利計功，而確然成其為儒家態度。到東漢以下，門第逐漸成長。半耕半讀的儒生，漸漸在大門第之養尊處優之生活中轉變而為名士清談。那時則老莊道士佔了上風，又染上了空寂的味兒。
佛教在那時傳入，正投中國人當時所好。但南北佛教風氣不同，北方佛教比較在社會下層生根，因此也比較篤實。南方佛教則寄托在門第士大夫間，尚玄想，尚清談。若說空寂，則南方佛教更空寂，後來天台禪宗都盛行在南方。南方氣候溫暖，地面也狹小了，水土肥沃，生事更輕鬆，小家庭制也開始在南方蔓延。人事牽掣，亦較北方輕減。下及唐代，一輩士大夫，論其家世，比較還是北方傳統佔優勢。
北方農村比較南方篤實，大家庭制亦先在北方生長。門第力量還在，每一個人（此指士大夫言）至少都還有家庭重負。因此唐代佛學雖盛，而卻重事功。下到宋代，中國一切文化學術重心，逐漸南遷。門第破壞了，小家庭制普遍了，士大夫一得科第，衣租食稅，生事易足，生活擔子更輕鬆，人事更寬弛，心地上覺得一切閑散不緊張，禪宗思想流進儒學，便成為宋明之理學家。
理學家說敬說靜，總是在小家庭里個人生活無憂無迫，遂能欣賞到這一種生活。朱子說：「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其實敬也等如沒事了。只要你在沒事時莫放縱，莫惰，莫驕。莫惰了，又沒事，便成了宋儒心中所認識的所謂敬的體段。
陸象山常教人收拾精神，總因在散閑生活中精神易散漫，易放縱，故而要你收拾，這些全是在比較輕鬆無事中才講求。宋儒亦講明道正誼，但實在是個人身上的意味重了，並不像先秦儒家般，常從國家社會大處著眼。先秦儒講的義與道，常指的政治性，社會性的，個人日常生活的意味比較淡。因此宋儒好譬如儒家中的出家人。他們不是崇信佛教的僧徒，但可說他們是崇信孔子的僧徒。他們不是慕效老莊的道士，而只是慕效孔孟的道士。
宋明理學家不喜歡佛教，也不喜歡老莊，但那時是南方士大夫為主體的時代了，雖則他們極力想像追求古代中國北方農村的一種朴篤精神，而終於要走樣。他們常愛說眼前日用，卻實在閑散沒事。因此他們愛說孟子「必有事焉」，一面便連帶說中庸鳶飛魚躍活沷沷地。可見他們的那些事，還只是雲淡風輕，尋花傍柳，窗前草不除，在閑中欣賞雛雞，觀盆魚，乃至靜聽驢子叫之類。
好言之，可說是一種淡宕的藝術人生。惡言之，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所以用心到這些上面來。陽明教人也說必有事焉，切莫空鍋煮飯。其實正因閑事沒事，故而時時想到必須有事。真使你生事忙迫，哪有閑工夫說必有事焉呢？然則宋明理學家正已在空鍋煮飯了。到底他們也不免要帶幾分空寂味兒吧。我們縱不說他們也犯了驕惰之病，但勞謙之德總是視古有愧了。
明末北方社會在生事十分難窘的狀態下產出了一個顏習齋。但清代康雍昇平以後，南方人又操著學術思想之霸權，當時江浙人的生活，在像揚州蘇州那種環境里，哪能接受顏習齋的思想呢？而且習齋晚年生活，也就在習敬習靜中安度了。
西方文明，一開始便在希臘雅典等商業小城市裡發展，根本和中國古代北方農村的閑散意味不同。近代歐洲，至少從文藝復興以下，生活一天忙迫似一天，一天緊張似一天，直到如今，五六百年來緊張忙迫得喘不過氣來了。他們中古時期在教堂里的一些兒空寂氣味，現在是全散失了，滿腦滿腸只是功利。彼中哲人如英國羅素之流，生長在此忙迫生活中，討厭功利鞭子，不免要欣賞到中國。然中國文化之弱點則正在此。
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國農村逐步破產，閑散生活再也維持不來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認真，中國人正在開始正式學忙迫，學緊張，學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緊張又哪裡是生活的正軌呢。功利也並非人生之終極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國人在以往長時期的閑散生活中，實在亦有許多寶貴而可愛的經驗，還常使我們回憶與流連。這正是中國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國人今天的大苦處。
本文摘自錢穆《湖上閑思錄》，圖源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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