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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啟充:天生正直是諫臣

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三月,從遼陽南門走出一群人,他們是程啟充、徐文華和劉琦,他們要去遊覽千山。當時,鎮守遼河以東的最高官員為遼陽副總兵李景良,本來他要陪同前往,因為有敵情難以抽身,所以就由他兒子代替,同時請退職的游擊將軍高大恩等人陪同。出發時,李景良前來送行。

程啟充一行從遼陽出發,經八里庄、石門寨、到沙河,有位姓陸的都指揮和遼陽名人韓承訓在此等候,吃飯以後,他們繼續前進,經釣魚台到千山溫泉,沐浴後稍事休息,進山到祖越寺。飯後略為休息,就遊覽祖越寺上方,晚上在祖越寺住下,飲酒暢談。第二天,遊覽現在羅漢洞一帶,他們在羅漢洞附近摩崖題詩。

這天,遼東都指揮使劉大章,都指揮同知徐府也從遼陽趕來,陪同他們遊覽。這樣他們遊覽了龍泉寺、中會寺和大安寺。第三天,他們繼續遊覽了香岩寺和仙人台。在遊覽的路上,三個人都寫了些詩,進入千山以後,幾人更是十星大濃,詩里佳句連連。程啟充《游祖越寺》詩中有:「天花亂落輕雲濕,貝葉時翻細雨蒙。」徐文華《游祖樾寺》詩中有:「上界鐘聲霄漢杳,前山塔影夕陽間。松濤漲壑千岩響,花雨浮空滿地斑。」劉琦《游祖越寺》詩中有:「路入千山小徑斜,林丘窈窕轉周遮。岩松宿霧長浮翠,石澗流泉漾落花。」

三人遊覽,有這麼多高官陪同,大家定然以為他們或是高官顯宦吧?實際上,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被流放的前官員,通俗點說就是流放犯。程啟充他們為什麼被流放?流放在此為什麼還受如此禮遇?

要了解原因,首先要知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大禮儀事件。

弘治皇帝死後,即位的,是正德皇帝。正德皇帝天天胡鬧,後來鬧騰死了。因為沒有兒子,正德遺詔興獻王長子也就是堂弟朱厚熜繼位,這就是嘉靖皇帝。按照傳統禮儀,這叫兄終弟及,嘉靖皇帝只能稱自己親生父親為皇叔考,但嘉靖乃興獻王獨子,嘉靖不幹。結果維護傳統為一派,嘉靖皇帝為一派,形成尖銳對立和鬥爭,最後以嘉靖皇帝勝利而告終,很多人因此被撤職或流放,也有人為此丟了性命。

此事過去僅兩年,又出現另一件事情——李福達案。

李福達是山西人,是白蓮教首領,正德初年因為宣傳邪教被充軍甘肅,後來逃回,改名為李午,被發現,再次充軍。後來又逃到陝西,傳播白蓮教,有很多信徒,準備造反的時候失敗,改名張寅,投靠武定侯郭勛。嘉靖初年,輸粟捐官,擔任太原衛指揮使。嘉靖五年,被仇家告發,山西巡按御史馬錄查辦這個案子,郭勛就給馬錄寫信,希望大事化小,結果馬錄上奏彈劾郭勛。這樣郭勛進言嘉靖皇帝,說有人藉此給大禮議翻案。嘉靖帝命人審查,很多人被撤職流放。

程啟充、徐文華、劉琦都是因為這個案子被流放的。

嘉靖十六年,朝廷特赦,三個人得以釋放。吏部上疏建議任命徐文華、程啟充等人出來做官,但嘉靖皇帝沒有接受這個意見,而是讓其回籍為民,不許敘用。程啟充、劉琦到家後病故,徐文華死在回家的路上。《全遼志》中留下了三個人共同創作的詩,叫《九日聯句》,其中有幾句是這樣寫的:

「雲日蕭條飛北雁,風塵流落系南冠。八年九死霜前淚,萬里孤臣塞上寒。」

這應該是詩人流放生活的真實寫照。

程啟充(?~1537年),字以道,又字初亭,別號南溪,嘉定州(今四川樂山)人。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楊慎和程啟充等八人結社,名為麗澤會,八人之中有六個是四川人。據現有資料,結社之時,麗澤詩社的八位成員皆沒有功名,他們作詩論文,互相砥礪,促進了應舉能力及詩藝的提高,見年之中他們大多中了進士,他們逐漸成為當時政壇與詩壇的新生力量。

有史記載,正德三年丙辰科殿試金榜中,程啟充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

正德四年,程啟充除三原縣令,督全縣四鄉三十一里七十二村政令。

陝西三原縣,元屬耀州。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直屬西安府。三原素稱關西壯縣,位於關中平原北部,時為渭北商業中心,關中文化名城,有「小長安」之稱。

說句老實話,在未來京都參加科舉之前,程啟充從未聽聞此縣,能夠對三原縣有個大概的認知,還是因為正德三年四月,本朝南京吏部尚書王恕大人的溘然長逝所致。

當日程啟充正與麗澤社的諸君飲酒談詩,聞聽當朝聖上為端毅(王恕謚號)公罷朝一日,不禁感慨,「不知三原縣是何等的人傑地靈,竟出端毅公此等國之柱石,真欲一探究竟。」

同坐楊慎倒另有看法:「以道。您可莫要一語成讖嘍。以當今聖上的心性,卻能為端毅公罷朝,可見陛下雖胡鬧,卻也有幾分仁主之相。吾等當輔佐吾主,輕小人遠佞臣,中興我大明盛世。」

「同往!!!」麗澤社八人神采飛揚共舉杯。程啟充默默抿了一口:「與諸君共勉!」

中進士後,苦於沒有銀子上下打點,程啟充一直沒有通過吏部篩選,只好滯留京師,流連各大書坊。聽聞原三原縣令碌碌無為被罷免,心中一動。

三原地處關中要衝,南據涇、渭二水,北倚嵯峨山麓;屏衛西安,通達陝北,戰略地位重要,為兵家必爭之地,歷代重點設防,攻守兼備,戰事頻繁。故此基本沒有文弱書生願意去往此等窮鄉僻壤,但唯在京城蹉跎大半年的程啟充知道,身為寒門子弟,無祖上福蔭,這是能夠證明自己才學的唯一途徑,無論如何都要攥在手中。

為此,程啟充拜託楊慎代為走動,要知道其父楊廷和可是武宗之師、東閣大學士。

接到任命的第二天,程啟充辭別同年好友,輕車簡行,一路向西。

來到三原縣正式上任,程啟充深知「民不安,國必亂」。欲使民安,必先予民活路、疏導民意。此千古不移之定律也。

一詢民疾苦,解民之困,採取許多利縣利民的措施。二興學育才,捐俸續修孔廟,又完善名宦、鄉賢祠以勉勵士子;繼行鄉約,主持會講,諄諄誨以忠信孝悌、天理民彝之美德,使文風日振。三加強軍備,有鑒於三原乃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即使常年無事,但程啟充也絲毫不敢疏忽。

明代官員一般三年一大考,在一個地方任期三年就調任或升遷,但是程啟充不跑官要官,因為只有聆聽民聲疾苦,才可接觸最真實的黑暗。在生命最年輕璀璨的五年里,程啟充潛下心來修鍊自己,如饑似渴地補充學習中接觸不到的官場常識,一邊兢兢業業做好本職工作,另一面不忘關注朝中政事。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程啟充奉詔回京述職,因政績考核優秀,升任京都正七品浙江道監察御史。

若說之前在三原擔任縣令是大權在握的土皇帝,在高官遍地的京城程啟充可謂是連螞蟻都不如。

甫一上任,程啟充不顧其他,就還在三原縣擔任縣令時風聞臨縣及友人告知的事實,下狠心去調查,以致一年都沒有上奏章,朝中甚至有人嗤笑:程啟充看來也就是縣令之材,連監察御史的職責都不知道從何入手。

正德十年七月初七,程啟充通過這一年來百般驗證後的鐵證,向正德皇帝上了人生的第一道奏章。

「我朝軍職授官,悉准首級,其餘諸條格《會典》具存。然承平日久,悻門漸開,於是有買功、冒功、寄名、竄名、並功之弊。權要之家厚齎金帛,私賂軍人易其首級,是謂買功;甲衝鋒斬獲,而乙取之,甚至殺內附平人以為賊,是謂冒功;身在家庭,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屬吏胥,洗補文冊,是謂竄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所在獲功,甘遼宣大兩廣川貴相去數千里,不出門閾而皆以功報,按名累級驟歷崇階,是謂並功。乞敕該部逐一清查,其已援例升職者,具奏遞,革庶重名,器振紀綱。」

明代的軍功制度有其歷史與階級的特點,實行「以戰鬥表現論功」和「計首論功」兩大標準。洪熙、宣德以後「首功制」逐漸成為明軍功制度中的主導標準。

實際「首功制」最為明人詬病的是殺良冒功。儘管明廷對此屢有禁令,《軍政備例》言「凡官軍臨陣,不許故殺投降及被搶並走回人口以報功,違者償命」;《大明律》亦言:「凡擅殺平人報功,其本管將官頭目失於鈐束者,問罪。量其所殺多寡,輕則降級調衛,重則罷職充軍。俱奏請定奪」。然而事實上這種現象卻在明朝中後期比比皆是,程啟充所說的買功、冒功、並功皆由此生。

意見提上去了,但並起什麼作用,兵部答覆得也很糊弄,一切如舊。

正德十一年元旦,群臣半夜入賀,到日已偏西禮才成。到散朝的時候,已是黃昏黑夜。眾人奔趨而去,顛仆互相踐踏。有位叫趙朗的將軍,死在禁門。程啟充再次進言:希望聖上今後拂曉即上朝視事,勤勉治國,做一位與古聖帝明王一樣的明智之君。

但是,「帝罔聞」。

時明武宗終日淫樂嬉遊,有一名教坊司歌姬善騎射,解于闐、龜茲諸樂,能道番語,因而被武宗寵幸,封其兄長馬昂為右軍都督,後來馬昂提議將有身孕的妹妹納為妃嬪。

程啟充嚴詞反對、極力爭辯:內寵為嬖,是為女戎。外寵為幸,是為男戎。妹喜伐夏,妲巳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馬昂,本驕淫橫暴,而濟之以奸;馬姬,乖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於一家,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於一時也!

後來,騰驤四衛軍改衛的,奉詔令撤回,而各衛被遣派的戶籍仍然支糧,糜費倉儲八十七萬多石。程啟充極力上疏阻止此事,冒支弊絕。於是程啟充又極力奏陳冗官、冗兵、冗費的弊端,請求皇帝一概免除,皇帝不理會。

這也諫,那也諫,皇帝心裡煩了。某年,程啟充因親喪請求丁憂,正德皇帝正覺得這老小子總在面前上躥下跳,索性眼不見心不煩,准。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明武宗薨,四月,朱厚熜即位,是為世宗。正德十六年底,程啟充因丁憂完畢,重新起複為御史。

按理說,程啟充理應感激新帝的起複,畢竟丁憂後的官員只是恢復當官員的資質,並不代表官復原職。丁憂後吏部會根據官員的品級和地方出缺情況安排他的官職,一般情況下是平遷,所以程啟充重新外放為縣令也是可以的。

至於原因嘛,當然是因為程啟充任職期間屢屢指責正德帝,正巧嘉靖帝多次想要給生父加徽號而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所以打算培植自己的勢力。然而,現實卻給了嘉靖帝一個耳光,程啟充起複的第一份奏章,就是上奏反對嘉靖帝給生父興獻王上尊號。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宮後三小宮災。程啟充與同鄉好友安磐、徐文華一起上奏:「災及內寢,良由徇情之禮有戾天常,僣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幸之諛辭,動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諫臣斥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疏遠,股肱有痿痹之患。伏望陛下仰畏天明,俯察眾聽,親大臣,肅庶政,以回災變。」

當時遠在南京吏科給事中的新科進士彭汝實也遙相呼應,斥責奸臣,評斷時政缺失。程啟充再次進言:「虞舜不後瞽叟,光武不封南頓,禮無二本,自古已然。今帝後之稱既行廟享之禮,何祔疑逼之名,不正上系之統,何承《疏》入俱以有前旨?」

嘉靖帝憤然,只說朕已知。而當時上疏的安磐、程啟充、彭汝實、徐文華皆出自嘉定州,世人稱之嘉定四諫,四人本為友人,更為惺惺相惜,關係也越發親近。嘉靖二年,帝自知不可籠絡,遂將程啟充外放巡按江西。

江西一行,程啟充意外獲得朱宸濠私人信件,得知朱宸濠欲除去孫燧,朱宸濠信上說湯沐、梁宸、王守仁可以取代孫燧的位置。因此程啟充判定王守仁與叛賊黨逆,應該褫奪封號爵位。

寧王反叛乃歷史遺留問題。燕王朱棣靖難勤王,允諾寧王,若得天下,一人一半,這才得到寧王的鼎力相助。靖難成功,朱棣卻將寧王分封在江西南昌。朱宸濠為寧王朱權的第四代繼承人,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借口明武宗正德帝荒淫無道,集兵號十萬造反,殺「七疏寧王必反且曉以大義,被遮獲不得達」巡撫孫燧、江西按察副使許逵,發檄各地,指斥朝廷。四十三天之後,朱宸濠大敗,與諸子、兄弟一起為王守仁所俘。王守仁因此功被加封為新建伯。

而程啟充又為何拿當時已經一戰封神的王守仁開槍?

這又要回到長達三年半的大禮儀之爭。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明世宗,認為明世宗即位是因尊祖訓,以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而入繼大統,武宗遺詔也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力主尊本生父為皇考。而王守仁在《與霍兀崖(韜)書》說:「心喜其說」。這才是程啟充上奏錶王守仁黨逆的根本原因。

然而,程啟充忘了當初蟄伏一年只為了查證買功、冒功真相的自己,或許是為了堅持心中的傳統理念義無反顧,也或許明知被當槍使也心甘情願,他只想用自己的諫言將君主拉回正途,他覺得,只有君臣同心同德,才能更好的建設大明江山,所以,獲得書信後,他第一時間上疏。

程啟充再一次失望了。皇帝說:「守仁一聞宸濠變,仗義興兵,戡定大難,特加封爵,以酬大功,不必更議。」

皇帝聽從太監粱棟的請求,派遣宦官主管南京織造。程啟充偕同僚張嵩等人極力勸諫,皇帝不加採納。

程啟充向來言語正直,因大禮儀之爭而入閣的張璁、桂萼都很討厭他。再加上程啟充屢次上言,侵犯了宦官的利益,宦官也都不喜歡他。

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李福達案,程啟充上書彈劾郭勛包庇逆黨。

郭勛卻進言嘉靖帝,將焦點移轉到大禮議。嘉靖帝登基不久,正好想鞏固皇權樹立自己的威信,張璁、桂萼遂利用此案,翊國公屬於擁護皇上大禮儀之爭的幹將,認為程啟充挾私報復,帝怒。

嘉靖六年,程啟充被充軍遼東,謫戍撫順。程啟充從小與樂山、峨眉山為伴,對山情有獨鍾。來到遼東,縱情北國名山。

嘉靖七年九月初,程啟充、劉琦及初到遼東的潘珍一同遊覽了錦州醫巫閭山。程和劉還各自撰文即景抒懷,後以楷、行、草、篆四種書體勒石為碑,並共建一亭,名為「具瞻亭」。程啟充所作《具瞻亭歌》與劉琦所作《具瞻亭賦》,皆描繪了醫巫閭山形勝之壯美,從俯視、仰視、遠瞻、近看等諸多角度描寫了醫巫閭山豐富景觀,描寫了不同時間的變化。現閭山仍存有具瞻亭殘斷的石碑及模糊不清的碑記。

嘉靖八年,在巡撫遼東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珍主持下,程啟充與徐文華、劉琦續修《遼東志》。

嘉靖十一年,遼東巡撫潘珍調走,續修工作告一段落,程啟充調往蒲河(當時也為千戶所,與撫順千戶所歸瀋陽中衛管轄)。

公元1537年,這已經是明世宗朱厚熜繼位的第十六個年頭。四海昇平,嘉靖帝也樹立起了絕對權威。這一年,他的第三個兒子朱載垕出生,大赦天下。

此時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在明帝國西陲,楊慎、王元正、安磐、彭汝實和程啟充,五名逐臣正泛舟四川青衣江上,嘆浪花淘盡英雄。船近烏尤寺時,彭汝實起身,揮筆大書「中流砥柱」四字,後人將其鐫刻在烏尤的峭壁之上,至今可見。

還鄉後程啟充仍堅持為家鄉做貢獻,修城辦學。同年,程啟充因流放遼東,病體沉痾,不幸逝世,葬於樂山寨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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