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們家鄉方言離普通話就差一票，這種謠言你也信？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一方水土養育的人，必然對一方水土滋養的方言有獨特的情結。愛屋及烏，由桑梓到方言，驕傲之情，油然而生。在此背景下，我們聽見流言四起：四川話、陝西話、洛陽話、粵語……，曾經它們都差點被確定為普通話？甚至只有一票之差？那麼，當年的國語到底是怎樣確定的？
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先生
許多人對於自家方言離普通話僅僅「一票之差」這種訛傳並不陌生，這個段子放在一個來自五湖四海的八人間大學宿舍也能引發一場口舌之戰。河南洛陽、陝西西安這種也就罷了，畢竟當年王蒙在《鏘鏘三人行》上說過一嘴，但他也只是聽到別人這樣傳過。沒想經過鳳凰網添油加醋一番，好像當年真就有這麼個事一樣。後來這套說辭為各地的「流言家」所用，四川話、湖北話甚至廣東話也都演繹出了類似的版本，而且都統一和最終勝出的北京話差了一票。
且不說有沒有過這場「普通話大選舉」，單單把這些謠言放在一起看也能看出其中的荒唐，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謠言呢？
謠言起因不只方言情結
中國有句老話：「路隔三五里，鄉音各不同。」這話可不是誇張，或許北方不多見，長江以南地區，有些地方甚至翻個山頭就互相聽不明白了。中國方言之繁多、精彩，世界罕見。鄉音之與故土，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個語言符號，而是一方文化的濃縮與提煉。不僅研究語言的學者這樣認為，相信每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都有同感。
從心理上看，方言作為一個元素和故鄉的一切融在一起，特別是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方言喚起的就是熟悉感、親切感，甚至勾起童年與純真的回憶。一些文學巨匠也喜歡通過方言展現作品獨特的韻致。老舍最初的三篇長篇《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二馬》幾乎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最好的北京話口語教本；再看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捻一捻褲腳」、「睡罷！睡罷」等都是吳方言的痕迹。
除了方言情結之外呢，一些地區的人會相信「差一票成為普通話」的傳言也有歷史的原因。
古時候雖沒有國語、普通話一說，但為了維持國家統一，從先秦開始，政府就開始推行民族共同語的行動。用官話講就是制定標準音，也稱作「正音」。而陝西、洛陽這些地區，屬於士人追逐的「中原地區」，最早的標準音，可以追溯為「雅言」，大部分學者認為，雅言被推行的地區就是西周時期的鎬京一帶，也就是今天陝西西安長安區附近。到了隋唐，根據陸法言編纂的《切韻》，已經把以洛陽音為基礎，參考金陵音形成的「中原正音」作為標準音。
這樣來看，雖然彼時的標準音和現在的陝西話、洛陽話有很大出路，但皇城根下的老百姓還是傾向於相信自己家鄉的方言依舊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因此，類似的謠言越穿越廣也就可以理解了。
魯迅的文章也有方言的痕迹
「一票領先」的北京話有其歷史淵源
上文中提到，隋時的標準音是洛陽音和金陵音的結合。其實，早在西晉永嘉之亂，懷帝被俘之後，隨著西晉統治集團的南遷，中原大批漢族衣冠士族臣民南渡，史稱「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南遷，也是一次中原文明的南遷。它為尚未開發完全的江南地區帶來了發展契機。特別是東晉定都的建康（今南京），更是成為可與洛陽相媲的文化中心。
南北朝時期，方言上「南染吳越，北雜夷虜」，不過士人階層還堅持著「中州正音」，陳寅恪在其書《東晉南朝之吳語》和《金明館叢稿二編》中提到，雖然當時漢民族的方言出現了南北分化，但所謂「中州正音」依然偏向於北方方言為主。直到南宋，即使是遷都杭州，標準音還堅持使用洛陽音，陸遊稱之「語音最正」。
歷史故事講到現在似乎連北京的影子都沒見到，然而，轉折就出現在元朝，我們都知道元大都就是現在的北京，首都都變了，即便士族階層再怎麼堅持中原正因，也敵不過大都的「天下通語」，再加上明清兩代的發展，北京話逐漸成為標準音的主流。
不過標準音雖然是制定了，但推行起來並不容易，特別是古時候讀書人少，想讓不識大字的老百姓放棄方言可謂難於上青天，所以所正音這件事本身一直沒有深入到百姓當中。而強悍的雍正帝不認這個理，在「正音」上大下功夫。他認為，說不好官話就做不好官，再加上清代要求官員要迴避本省做官，於是政令的通達就只能靠官話傳遞。
但是，官話雖然普及率相比較先朝要高，但和現代共同語言有很大區別：第一，沒有嚴格的標準語言；第二，並不要求在全體人民中間普及。
工業化是國語誕生的催化劑
從世界史來看，早在200多年前，西方工業國家就實現了民族語言的統一。為了建立統一的市場，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統一民族語言迫在眉睫。而中國的「國語運動」也就開始於1912年廢除帝制之後。
我們的「國語」一詞最早是由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倫提出，他在1902年去日本考察學校之後, 看到日本推行國語(東京話)很有成績，回國後就主張將北京話推行為標準的國語。當時有一批知識分子認為推行國語很有必要，什麼「立國之要素」、「合四外為一心，聯萬方為一氣」……簡單來說就是，推行國語可以增強民族凝聚力。
國語經歷了「老國音」和「新國音」兩個階段，說起來簡單，其實當中經歷了老國音上位、國音「京音」相持、新國音最終確立這樣一段段曲折的戲碼。首先來說「老國音」，它是人工創造出來的。1912年8月7日,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開的中央臨時教育會議通過了「採用注音字母案」，決定先從統一漢字讀音入手,統一國語,普及教育。1913年2月5日,教育部附設的讀音同議會在北京召開,審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標準國音,形成了一本《國音彙編草》,這便是「老國音」。
老國音是投票決定的。對於一門語言來說，看似民主的方式決定標準音實質上在語言內部並不具有系統性，換言之，不是系統語言，是人造語言，是難以真正推行開來的，就像後來的Esperanto（國際語）。
到了1919年9月，原讀音統一會議長吳稚暉以已經審定的字音及以前韻書之聲韻為根據,又續添數千字,編成《國音字典》，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一上市便在東南地區引起了「京國問題」的大紛爭,也就是說主張把「老國音」作為標準音的「國音派」和主張以北京音為標準音的「京音派」相互不服氣，這個相持的階段一直到1923年才結束，期間，公眾特別是學校系統對政府脫離群正制定的國音標準頗有微詞。而與此同時，語言工作者也在不斷和政府協商，最終推動了國音標準的重新制定。
「新國音」的制定，其實是歷史的選擇。中國語言學家周有光說過：「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才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的產生了最多的活文學,可以採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中堅分子的方言,逐漸推選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法等等;然後有字典、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的標準的成立。」
1923年至1932年,作為《國音字典》簡縮本的《國音常用字彙》由教育部公布出版,同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宣布「新國音」取代「老國音」合法地位。
周有光和張允和
普通話是新國音的進一步發展
新中國成立不久，國家就開始推進民族標準語的發展。1952年2月成立的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要就是研究漢語拼音的各種方案和簡化漢字問題。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就是確定了文改的兩個任務：簡化漢字和推廣以北京語言為標準音的普通話。而隨後召開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學術會議」，與會代表更是覆蓋了文字研究者、語文教育工作者、戲劇、電影、戲曲、新聞、翻譯等各方面人士。會上規定了普通話的內容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 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言規範」，也就是繼承了新國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這樣一個標準。
至此，大家應該明白，投票對於確定一個國家的標準音既不科學也談不上民主。梅耶在其名作《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中講到：「共同語應以共同文化為前提, 因為事實上只有當一種土語擴展到從前不使用這種土語的新區域時才能有共同語」，以及「一種語言要代表一種有權威的文化才能夠擴展。甚至語言的擴展完全依賴於一種文化的權威。」
從古代的標準音到近代的國音，再到現在的普通話，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民族共同語都是歷史的選擇，歷史鑄就了北京話的地位，這是我們要面對的歷史事實。
參考文獻：
1.傅光明 汪政，《文學的方言情結》.《中國社會導刊》.2011；
2.陳寅恪，《東晉南朝之吳語》，《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
3.史睿，《北朝士族音韻之學與南北交聘》，《文史》，2016年第4期；
4.周有光，《周有光論文集》(第二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5.王理嘉，《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
6.吳玉章，轉引自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
7.於根元主編《中國現代應用語言學史綱》,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8．孫海娜，《我國國家通用語 ——普通話推廣的歷史考察及其啟示》第一章，首都師範大學
TAG:布朗先生的藝文沙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