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饒宗頤先生說起：不是沒有大師，只是我們無可奈何地要送別那個時代

昨天一覺醒來，得知饒宗頤先生駕鶴歸西，享年101歲。

饒宗頤先生，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於1917年出生於晚清潮州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里，其父饒鍔是頗有名氣的學者，藏書萬卷，家學嚴謹。

他曾與錢鍾書先生並稱「南饒北錢」，與季羨林先生並稱「南饒北季」，其學術成就通古蓋今，涉及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領域。錢稱他為「曠世奇才」，季亦曾說道：「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師。」

這些粗淺的介紹，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我讀書不多，對於先生的印象，多存在於偶然翻閱的潮汕地方志典籍里。

直到他忽然離去，新年的氣氛忽地消散了大半，才驀地記起，是了，那個時代又離我們遠了一些。現在想想，進入新世紀的這數十年來，我們送別了多少曾出現在我們幼時課本里的「大師們」。

巴金：1904年—2005年

啟功：1912年—2005年

季羨林：1911年—2009年

楊絳：1911年—2016年

余光中：1928年—2017年

饒宗頤：1917年—2018年

每送別一個，就會有人感嘆：中國再無大師。

當然，這句話有一部分是正確的，先生們的學識與眼界，當今再難找出繼任者。但我也不敢完全苟同，因這是個較為複雜的問題。

首先，何謂「大師」？饒宗頤先生說：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玩笑話，但這逼迫我們在感嘆「再無大師」時，興許得稍微思考一下，大師究竟是什麼。假若單單從「在某個領域有極大成就」這一點來說，現代當然也是大師輩出的時代——只不過更多的是以團隊的形式出現且著力點轉向了科技。這和現實社會的發展當然有著密切的關係，畢竟實踐的進行具有較為強烈的情境性。

未來數百年里，世界也許會進入一個類似「技術爆炸」的時代，正如劉慈歡的《三體》中所描述的那樣，科技以不可估量的速度爆發，未來短時間內所創造的科技和財富，可能要比過去上千年所創造的還要多。這種技術爆炸時代，把地球上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捲入同一股浪潮之中，扭結成一個名義上的共同體，共同去面對更廣闊的天地。但可辯駁的是，當所有國家結合成一個巨大的共同體，真正屬於「自我」的東西會不斷地減少，我們的思想，大部分時候只能是「基於全球化」的「自我的思想」。

理由很簡單，當我只有一個人的時候，我會專註於自我的發展。當我面對一個家庭的時候，即便我依然是我，但我不得不肩負起某些責任，我的抉擇也許會受到多方引導，最終摺合出一個大家都比較滿意的結果。

縱觀中國近百年的發展史，誰能說不是呢？

印象最深刻的是梁漱溟先生的理論，從文化上來說，他認為，這世界上，由於各民族對於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同，由此走上了不同的三種「文化路向」，即西方，中國和印度。西方文化體現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是向前的，他們有改造世界的慾望。中國文化則體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調試中持的，他們更在程度上傾向於自我調適。「我可以斷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間不通風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莫克拉西』精神產生出來。」

且不說這種理論存在何種缺陷，也似乎有失偏頗。但我們至少可以大致肯定，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在某個發展階段中，本質是全然不同的，這種不同使得明清時期的中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從經濟方面來說，事實上，晚清時期中國的經濟並不比歐洲差，諸多學者對這一問題有過相當精彩的論述。有意思的是，我們可以假設，在工業資本主義誕生之前，世界尚未存在一個絕對的話語體系，它的發展有著無限多的可能性：歐洲率先走上這條道路，一方面在於它「向前」的文化路向，另一方面也不過純屬偶然。就像《大分流》所論述的那樣：

「為什麼英國不是長江三角洲」……歐洲沒有如此（走上勞動密集）是因為原有的道路發生了重要的急劇斷裂，這種斷裂以礦物燃料和新大陸資源的利用為基礎，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避免了密集使用土地的必要性。事實上，有很多跡象表明，歐洲有許多富裕區域已經被引上一條較為勞動密集的道路，直到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引人注目的發展才扭轉了那條道路……圍繞著勞動密集發展起來的東西方的差異不是必然的而是極為偶然的。

當然，是不是純屬偶然，這裡無心論證。我們只不過想得出某些結論，亦即說，大多時候，我們所認為的「正該如此」的「發展道路」都是建立在已經發生的事實下來論述的。

倘若拋開既有的限定，中西方走的本就是全然不同的道路，倘若未曾被武力入侵，中國也許會走上一條延續一貫文化與經濟的、自身的道路（未必要是資本主義社會）。「大師們」出生在那樣一個劇變的時代里，雖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但他們身上遺留的，本質上仍然是差點發展出來的只屬於中國的「道路」，他們帶著古老文明的烙印，站在「中國文化路向」上，迸發出交織時代，卻又屬於傳統中國的人文氣息。

可惜的是，這條路是怎樣的，現在已經無從想像，我們或自願或被迫，都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進入一個新的體系里，以他者為參考對象。隨著「中國文化路向」拐彎的走向，隨著這些人逐一離開，我們和那個時代，至此也沒有多少現實的聯繫了，它們終將成為歷史，遺留在後人的學術研究里。

是的，不是沒有大師，當今時代的「大師們」，興許更多的是踏足科技，視野擴及全球，他們始終要烙印屬於這個時代的印記。

只是我們無可奈何地要送別那個時代。

以上圖片皆為饒宗頤先生書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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