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讀書‖黎峰：一種欣賞——文學性格命運的折射
一種欣賞
——文學性格命運的折射
黎 峰
在唐詩宋詞中行走，有一個不好的發現，很多青史留名的人寫的詩詞文章讀起來都不是那麼令人愉快。這種不愉快不是那種晦澀難懂的不愉快，而是一種心理上的不愉快，尤其是透過作品的文學性格來看作者的後來的命運，總有一種添堵的感覺。魯迅先生說，悲劇就是把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文章作者的命運悲劇是不是在作品誕生的時候就有了某種神秘的暗示？我們知道，性格是指表現在人對現實的態度和相應的行為方式中的比較穩定的、具有核心意義的個性心理特徵，是一種與社會相關最密切的人格特徵，性格中包含有許多社會道德含義。性格表現了人對現實和周圍世界的態度，並表現在他的行為舉止中。對於作家來說，他的性格也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形成人物性格與文學性格相互映照的局面。某種意義上講，「性格決定命運」的現象在文學性格的表達上也適用。
一、《滿江紅》與岳飛
《滿江紅》寫得可謂悲壯：「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清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士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
文天祥曾講，「岳先生，我宋之呂尚也。建功樹績，載在史冊，千百世後，如見其生。至於筆法，若雲鶴游天，群鴻戲海，尤足見干成之選，而兼文學之長，當吾世誰能及之。」朱元璋也承認，岳飛「純正不曲，書如其人」。問題是，岳飛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抗金名將，他短暫而勞碌的一生是光輝的、璀璨的、轟轟烈烈的，他的死卻是悲慘的、殘忍的、令人心痛的。
《滿江紅》至少透露了岳飛的三個特徵：英年得志，為國擔當，忠貞報主。英年得志難免心高氣傲，目空一切；為國擔當勢必顯得唯我獨尊，功高震主；忠貞報主又似乎得罪了主子身邊有小人之心的同僚，授人以邀寵之嫌。整首詞寫得大氣而豪邁，但也充滿了霸氣和血腥。我們講家仇國恨，足以勵志，但人不能僅為仇恨而活。仇恨扭曲靈魂，泯滅人性。金庸大俠的江湖中有很多冤冤相報的恩怨情仇，但俠迷們還是最喜歡愚鈍的郭靖和狡猾的韋小寶。《滿江紅》可以作為戰爭爆發前的軍事動員演講稿，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個軍事狂人，一個為復仇而生的大人物，一個缺少人情味遠離生活氣息的軍事家，這樣的人，令人敬畏，也令人恐懼。
從《滿江紅》看公元1142年那場秦檜以「莫須有」罪名將岳飛毒死的風波亭事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這位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沒有戰死在疆場，而是被冤死的。岳飛沒有像老將王翦那樣洞察事故。我們後人在看待岳飛的事情時，遇到一個強有力因素的影響：我們知道岳飛是一個赤誠的愛國者。宋高宗和我們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邏輯，很難判斷岳飛是忠誠還是野心家，尤其是「岳家軍」的身份標籤和一旦抗金徹底勝利勢必迎回的欽徽二帝，那麼江山誰來保誰來坐就由不得他說了算了。在高宗難以確定岳飛的底牌的情況下，他寧可錯殺。
同為民族英雄，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有一首《馬上作》的詩：南北驅馳報主情，江邊花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橫戈馬上行。戚詩給岳詞的建議是：一個保家衛國的英雄是與戰馬與橫戈聯繫在一起的，同時也要強調，一個保家衛國的英雄也是與熱愛大好河山，忠於君主，熱愛祖國的高尚品質聯繫在一起的。作一個大人物，忠貞很重要，樂觀放達同樣重要。大人物的悲哀有時就繫於他的藏與露，小人物才能「難得糊塗」。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都是大人物，小人物落進了歷史的塵埃。
其實，王翰的《涼州詞》早就為《滿江紅》定過調：「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戰爭是殘酷的，但人性是溫暖的，比起「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琵琶伴樂的葡萄美酒會讓戰爭遠離恐懼和仇恨，成為一種歷史的寫意，必然的抉擇。這種生死置之度外的樂觀主義很值得提倡。
二、《虞姬》與項羽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這是西楚霸王項羽在自知必敗的決戰前夕，寫給自己愛妾的一首絕命詩。詩里既洋溢著雄居天下的干雲豪氣，顯示出了一代霸主的無比自信，又蘊含著難以抑制的無比深情，同時還流露出對命運無奈的沉重嘆息。千百年來，由此詩引出的「霸王別姬」故事已成為文學的經典，歷久不衰。
英雄情結是我們每個人的理想情結。項羽和岳飛都是大英雄，英雄走到末路，最後的選擇就是死。死也有很多種，岳飛是他殺，項羽是自殺。岳飛死得很難看，項羽死得很好看。岳飛對死沒得選擇，項羽對死有選擇，但從這首絕命詩來看，他又不得不死，因為他的心已經死了。在如何面對人生的挫折和命運的突變這個問題上，常人比大人物（英雄）更有韌性、更豁達。英雄因為有輝煌的過去，所以當其面對敗亡已定的局面，面對四面楚歌的窮途困境，心理落差往往是難以承受的。這往往被認為是英雄輸不起的表現。
項羽的悲劇跟岳飛有相似之處，都是在政治上幼稚，項羽甚至是愚蠢。在自身建設上，項羽更是粗人一個，連《虞姬》這首詩也被懷疑是後人之作。項羽這種人還極不適合當領導，他沒有知人之明，用人之度，王立群先生曾講「項羽是一個非常可用之人，卻生在了用人之人的位置上」，這就是項羽的悲哀。但政治上的失敗，無法遮掩項羽在軍事上的才華，他是當之無愧的英雄豪傑。在中國歷史上有無數的英雄人物，但如項羽這樣鐵血柔情的漢子卻很少。
《虞姬》詩和烏江之刎是項羽的最後兩場告別演出。《虞姬》詩幾乎是項羽一生昧於斷處的最大印證，比歷史上最兇險的鴻門宴和坑殺二十萬秦之降卒還要遭人詬病。為什麼？因為項羽直到最後也沒有對形勢和時局有一個很好的判斷，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言：「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這一點，特別令太史公司馬遷不滿，大批其「豈不謬哉」。講什麼「時不利」，講什麼「騅不逝」，講什麼「奈若何」，只講客觀條件，不找主觀原因，他當時的心勁，已經崩潰，找的理由，豈不牽強可笑？有西哲說得好：「你的命運就是你的意見的結果。」道什麼「天亡我也」，讓老天背黑鍋，見過糊塗的，沒見過這麼糊塗的。
中國文化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勢」，「乘勢而起」是一種「勢」，「勢如破竹」是一種「勢」，「形格勢禁」是一種「勢」，「大勢已去」是一種「勢」，人的一生事業，何往而不在「勢」中！項羽已經走到「中原一敗勢難回」的地步，所以他的放棄終是明智的。
一道烏江，浪濤滾滾，恰似天意顯示一般，然而已沒有了「破釜沉舟」的聲勢。烏江亭長駕船出現，生還是死，端由他放出最宏大的聲效，一場震古爍今的英雄悲劇至此方驟至最高潮。項羽短短一生，任是有多少戰績，有多少缺陷，都已不重要，而唯此捨生取義的一刎，為他贏得人傑鬼雄的英名，讓人另眼相看至今。故事至此，項羽給了詩中「奈若何」一個生死去就的肯定答案。
三、《岳陽樓記》與范仲淹
慶曆六年九月十五日，如今仍居於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迎來了它生命中最大的一次閃光，一代名臣范仲淹所作《岳陽樓記》告成。
據史料記載，滕子京重修岳陽樓後，函請范仲淹作記，特附上一副《洞庭晚秋圖》，並說「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這說明滕子京當時要的就是一篇單純寫山水樓觀的記文，以范仲淹的名氣、才氣和節氣論，以騰范二人深厚的友誼論，他寫這篇記文最合適。范仲淹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沒有登臨岳陽樓，只是憑看一副《洞庭晚秋圖》就能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寫得叫人驚喜不斷悲淚不止。究其原因，除了因為范是大手筆，還是因為「文章合為時而作」，表面上看是描寫湖光水色，實則是在精闢深刻的議論和惆悵悲沉的抒情後面，假記樓記事來表達自己的心志。《古文觀止》的作者說：「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這一評語確實道出了範文的精神實質。
《岳陽樓記》誕生時范仲淹的命運背景是：他剛剛因為雷厲風行的反貪污，反腐敗遭到了保守派竭力攻擊，同時只幹了不到3年的副宰相，被貶職做了知州。我們看到他寫岳陽樓就抓住兩點，一個悲，一個喜。比如說：「陰風怒號，濁浪排空」，那時候你感到很悲涼，而「春和景明，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時，你就很欣喜。他抓住悲喜兩個字，不是景物讓我們悲喜，而是天下事讓我們憂，讓我們喜。最後他就歸結到一點，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實際上就是在封建時代給所有的封建士大夫提出一個憂樂標準。但在那樣的命運背景下，范沖淹並沒有閒情逸緻在給士大夫上政治課，也沒有雅興來個自我消遣，《岳陽樓記》說到底，還是中國文人政客的高級牢騷，自我安慰，以及蒼白無力的信誓旦旦的表忠。范仲淹一生為政清廉，體恤民情，剛正不阿，立主改革，屢遭奸佞誣謗，數度被貶，無論做人還是做官，都給人留下了沉重的一面，發發高級牢騷，也屬正常。幸運的是，這個牢騷不僅士大夫受用，為政當權者也認可。後世就此來稱讚他「心懷天下，情系蒼生」有拔高的成分，是適用主義的產物。
我們在范仲淹答友人梅堯臣的《靈烏賦》中也能找到見證。「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梅堯臣作《靈烏賦》本來是勸老范少說話，少管閑事，老范還來勁了，強調「寧鳴而生，不默而生。」用知識分子的良知來壓梅堯臣，很有點捨我其誰的味道。范仲淹還有一篇名記叫《嚴先生祠堂記》，此記歌頌名隱嚴子陵，最後四句尤為千載傳頌：「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按說，范仲淹是入世的，為什麼又這樣稱頌嚴子陵這樣出世的隱士呢？這正是范仲淹衡量讀書人的兩種尺度，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兩面，這兩面常常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立功與隱逸，或者各偏一面，也無不可。這應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把握，范仲淹做到了，他的身後，留下一段耿耿的青史。
四、桃花詩案與劉禹錫
劉禹錫為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一代「詩豪」。桃花詩案是劉禹錫詩人氣質和鬥士靈魂的縮影。
其歷史背景是：柳宗元、韓泰、劉禹錫等幾人被貶為州司馬後，唐憲宗曾下詔：「縱逢恩赦，（八司馬）不在量移之限。」這樣一晃便是十年。十年後，詩人終於被召回京師長安。但詩人並未改初衷，春天，他借觀賞桃花一事，寫詩對守舊派極盡諷刺和嘲弄：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此詩一出，立刻刺痛了守舊者敏感而脆弱的神經。劉禹錫又因「語涉譏諷」而再度遭到流放，這就是當時轟動朝野的桃花詩案。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正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里，確實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於是那些所謂「語涉譏諷」的詩就一首首誕生了。我們看桃花詩案，不僅僅看詩性和人性，而更應該看到劉禹錫吟出一曲曲哀唱的政治原因。
劉禹錫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政治上主張革新，桃花詩案公開挑戰的正是那些政治上的守舊派。我們講文人尤其是詩人語涉譏諷的事情是經常有的，而像劉禹錫這樣站在政治立場上公開挑戰的並不多，雖說憤怒出詩人，但詩人的憤怒往往是曲折委婉而誇張的，很少具有政治上的毀滅性，是擊而不破的。劉禹錫由於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他的憤懣和反抗更為強烈，而這種憤懣和反抗又反證了他不曾絕望的政治抱負。
劉禹錫試圖用文人的路線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桃花詩案確實發出了驚雷之聲，在公開挑戰政治守舊派的底線的同時，也對皇權進行了蔑視，好戰分子的自認為有殺破膽故而要刺破天的心理行為表露無疑。詩人最終接得頭破血流。
桃花詩案還有續集，再度被貶後，一晃又過了二十年。這一年，他再次被召回長安。回到長安的第二年，詩人再游玄都觀，玄都觀之桃花已盡，種桃道士也亦故去。故地重遊，心又痒痒，隨即又引出《再游玄都觀》七絕一首：「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老劉真是個硬骨頭、銅豌豆，30年的被貶風塵壓不住他一根舌尖。詩人明喚桃花，暗諷趨勢小人在政治上的迅速消亡。老劉總算還為文人保留了一份清高。可以想見此詩一出，劉粉們一定是高聲喝彩，拍手稱快。但是，值得么？政治抱負的實現哪能是逞一時口舌之快那麼簡單？為一時痛快而一世不痛快，老劉算賬太糊塗。命運已經完勝，玩文字遊戲得到的是什麼？恐怕只有詩人自己去品味了。
作者簡介：黎峰，男，鄭州工程技術學院教師。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排版編輯：王 燕
責任編輯/編 審：呂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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