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雙林：張學良被幽禁大陸期間對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的研讀

張學良自1936年12月25日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後，很快便失去人身自由，直到1990年才獲得「解放」，前後達半個世紀之久。蔣介石幽禁張學良的借口是讓其讀書、反省，失去人身自由的張學良除了讀書、垂釣、種菜、養花之外，也的確無其他事可做。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張學良都讀過什麼書，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因為通過研究張學良的閱讀史，有助於了解其思想、行動乃至個人氣質的前後變化。

以往學術界對張學良被幽禁大陸期間的讀書情況關注不多，最初涉及這一問題的，多是一些曾經負責看管張學良的軍統特務的回憶文字。1980年，邱秀虎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張學良被幽禁大陸期間的讀書情況。1982年，卓建安說1941年春他到修文傳達對張學良嚴加看管命令時，發現張學良當時正在專心研究《明史》，據說寫了大量筆記，摘記了不少卡片。他每月要向蔣介石寫一份研讀《明史》的心得，需用什麼參考資料，就寫信向宋美齡要。[1]稍後，張嚴佛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說，當時蔣介石吩咐戴笠替張學良搜集了不少書籍，其中大部分是線裝書，供張學良閱讀，也訂有《大公報》、《中央日報》和經過審查的外國雜誌畫報等，「只是不準看馬列主義進步書籍和當時的《新華日報》」。[2]這些回憶文章後來被多次轉載，產生了廣泛影響。於是，張學良在被幽禁大陸期間主要研究明史，幾乎成為定論。

1993年，黃文興《從藏書題款看張學良幽禁期間的讀書生活——兼記張學良捐贈藏書東海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黃文」）一文，披露了劉乙光曾代張學良購買一批馬列經典著作、張學良本人曾用鋼筆書寫《魯迅先生研究綱領》二事。[3]由於張學良檔案當時尚未公開，所以作者無法就張氏具體讀什麼書、怎麼讀、有什麼收穫等問題深挖下去。

1994年，《民國春秋》第4期以《張學良在幽禁期間讀的政治書籍》為名摘要介紹了「黃文」的內容，引起大陸史學界的注意。1998年《貴州社會科學》第3期刊發洪波《張學良將軍在貴州的幽禁生活》一文，利用「黃文」披露的內容討論了張學良在貴州幽禁期間研究魯迅、閱讀馬列著作和研究明史的情況。 1999年《貴州社會科學》第6期刊發熊宗仁《張學良幽禁貴州期間的心路探析》一文，利用「黃文」披露的資料考察了張學良幽禁貴州期間的心路歷程。

2004年貴陽《文史天地》第3期刊發竇應泰《張學良在貴州研究過辯證法——從看張學良的思想轉化》一文，不過作者所說的《獄中日記》，其實是張學良抄錄的5張讀書卡片。相比較而言，曾經幫張學良做口述史的張之宇在這方面最有條件做深入研究。但因受某種觀念的制約，她在所著《張學良探微：晚年紀事》一書中只是簡略地提到，張學良在貴州期間曾「頗為用心地研究辯證法、唯物論」，[4]未做進一步展開。

筆者2009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期間，曾有機會全面查閱收藏於該校「珍本和手稿圖書館」（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的張學良檔案。現根據其中的張學良藏書目錄、日記、讀書筆記和讀書卡片，對其被幽禁期間的讀書情況做一考察。因受篇幅限制，本文所論，時段上以其被幽禁大陸期間（1937年1月到1946年11月）為限，內容上以張學良研讀的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為主。除非為方便論述，一般不超出這一範圍。

一、 充滿「紅色」書籍的藏書目錄

大凡長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都有一個基本素養：瀏覽一個人的藏書目錄，能大致判斷出其專業背景；泛覽借閱書目，能大致推測出其最近研究的課題。如果一個人的藏書目錄與其現有身份反差太大，往往會讓人感到困惑。2009年9月16日，當筆者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查閱張學良檔案時，看到其藏書目錄後，便不禁一愣：為何有如此多的「紅色」書籍？

張學良檔案中收藏有四種書目：（1）由張學良寫在一張從1938年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抄錄圖書32種。（2）記在一個黑色封面的32開筆記本上，登錄圖書683種，即筆者首次看到的藏書目錄。全部圖書除個別書名後的括弧內註明著譯者外，大多無著譯者及版本信息。從字跡上看，主體部分既非出自張學良之手，亦非出自趙一荻之手，很有可能出自於鳳至之手。如果這個估計不錯的話，那麼該書目應形成於1940年6月15日之前。因為于鳳至此時因患乳腺癌離開貴州，經香港赴美治療，以後再沒回來。（3）樟木鐵箱線裝書目錄，登錄圖書107種，由趙一荻記錄在一個黑色封面的筆記本上，時間為1975年。（4）1993年張學良捐給台灣東海大學的「贈書清冊」，登錄圖書3973冊（另有三箱待點）。「贈書清冊」有詳細的編號、著譯者、書名、版本、來源及去向，其中有許多是張學良到台灣後收藏的圖書。現在我們以張學良的藏書目錄（即第二種）為基礎，結合「贈書清冊」，來討論一下張學良在大陸期間的藏書情況。

張學良的藏書目錄將683種圖書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分為12大類。其中「哲學」、「三民主義」、「社會科學」、「應用技術」、「文藝」、「史地」和「軍事」又分為若干小目。具體分類情況及各類圖書統計如表1。

表1　張學良藏書目錄及數量統計表

註：以上圖書分類是書目原有的，每類後面的數字是筆者為研究方便所統計。

如果刪除政治傾向不明顯的「目錄索引」類、「自然科學」類、「應用技術」類的全部、「辭典」類的大部分和其他各類中的古籍[5]書目，尚餘379種。現在將這379種書目的著譯者及版本信息復原。復原時，凡在藏書目錄和「贈書清冊」中都有的圖書，根據「贈書清冊」將各書的著譯者、版本信息移置過來。凡在藏書目錄中有而在「贈書清冊」中沒有的圖書，根據「黃文」補齊。凡在藏書目錄中有而在「贈書清冊」和「黃文」中均無的圖書，根據《民國總書目》將各書初版信息補齊。凡著譯者、版本不詳或版本太多無法確定哪一種者，則只錄書名。凡藏書目錄中沒有而「贈書清冊」和「黃文」中有的書目，也不再增加。經過整理，結果如下：

「哲學」類留下35種。「中國哲學」11種，其中至少有3種是用唯物史觀來解釋的，即嵇文甫的《船山哲學》（開明書店1936年）和《左派王學》（開明書店1934年）、侯外廬的《船山學案》（重慶三友書店1944年）。

「唯物哲學」13種，全部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即米汀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沈志遠譯，上下冊，商務印書館1938年），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傅子東譯，言行出版社1938年），[6]艾思奇的《哲學選輯》（解放社1940年）、《大眾哲學》（讀書出版社1938年）、《新哲學論集》（桂林讀者書房1939年），米定、拉里察維基等著的《新哲學大綱》（艾思奇、鄭易理譯，北平國際文化社1936年），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李達、雷仲堅譯，筆耕堂書店1932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費爾巴哈論》，吳理屏編譯的《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心弦書社1930年），項英的《列寧主義研究》（鬥爭出版社1938年），勃魯賽林斯基的《形式邏輯》（沈志遠譯，生活書店1939年），潘梓年的《邏輯學與邏輯術》（生活書店1938年）。

「哲學家們」6種，其中至少4種屬「紅色」書籍，即《列寧傳略》，《列寧》，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業》和列寧的《馬克思及其學說》（王唯真譯，1938年）。

如果加上「辭典」類中沈志遠編的《新哲學辭典》（北平筆耕堂1933年）和米定?易希金柯編著的《辯證法唯物論辭典》（平生、執之、用剛、麥園合譯，生活出版社1939年），「歷史」類中巴比賽等人的《斯大林及其事業》（王唯真譯，1938年）等3種，「哲學類」至少有23種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書籍。

「三民主義」類未予刪減，計25種，實際為24種，因「總理言論」目下的《孫中山的思想與學說》（漢口1938年）一書，系艾思奇等人所著，曾遭國民黨政府查禁。

「社會科學」類留下62種。其中至少有33種是馬列經典，或共產黨人、左翼人士著譯的著作。屬於馬列經典的有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明華出版社1938年），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紀華譯，中國出版社1938年）、《帝國主義論》（吳清友譯，桂林新知書店1937年）、《列寧選集》第8冊（即《帝國主義論》），斯大林的《論民族問題》（張仲實譯，生活書店1939年）。

譯自蘇聯的其他社會科學著作有布魯克等人的《帝國主義論》（鍾原昭譯，上海雜誌公司1937年），E.瓦爾加的《現階段資本主義的研究》（章漢夫、貝葉等譯，世界學術社1937年）,波格達諾夫的《經濟科學大綱》（施存統譯，大江書鋪1929年），彭巴克的《剝削論批判》（黃曼如譯，中國文化服務社1940年），科薩列夫的《蘇聯青年的生活與鬥爭》（莫師古譯，漢口頑強社1938年），李昂吉葉夫的《政治經濟學講話》（張仲實譯，生活書店1937年）。

譯自歐美的社會科學著作有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上下卷，楊東蒪、張栗原合譯，崑崙書店1933年），威爾基的《天下一家》（劉尊棋譯，重慶中外出版社1943年），曼努意夫斯基的《為統一戰線而鬥爭》（伊黎譯，1939年），杜德的《世界政治》（張弼等譯，生活書店1940年）。譯自日本的有川上貫一的《通俗資本論讀本》（林文譯，潮鋒出版社1937年）。

中國人自著的有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生活書店1939年），夏征農的《現階段的中國思想運動》（一般書店1937年），王右銘的《大眾資本論》（生活書店1938年），孫懷仁的《中國財政之病態及其批判》（生活書店1937年），狄超白的《通俗經濟學講話》（新知書店1936年），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北平經濟學社1938年）、《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對策》（重慶峨嵋出版社1944年），沈志遠和張忠實編著的《二十年的蘇聯》（生活書店1937年），何干之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國文化社1939年），翟放的《論政黨》（漢口中國出版社1938年），柳湜的《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生活書店1937年），彭迪先的《實用經濟學大綱》（生活書店1940年），王亞南的《中國經濟論叢》（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錢亦石的《緊急時期的世界與中國》（生活書店1937年），周谷城的《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40年），田嘉穀的《國際政治上兩條洪流》（漢口明日出版社1938年）等。

在留下的113種「文藝」類書目中，「文學一般」8種，其中高爾基等著的《給青年作家》（綺雨、靖華等譯，生活書店1939年），《高爾基評傳》，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生活書店1939年），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以群譯，讀書出版社1942年），歐陽山等的《文藝閱讀與寫作》（重慶學習生活社1943年），孫伏園的《魯迅先生二三事》（作家書屋1945年）等6種政治傾向比較明顯。

「美學美術」4種，其中一種為盧那卡爾斯基的《實證美學的基礎》（齊明、虞人譯，世界書局1939年），另一種為蘇聯康敏（Communist）學院文藝研究所編《科學的藝術論》（適夷譯，重慶讀書生活出版社1940年）。

「文學作品」103種，其中絕大多數是「紅色」或帶有左翼色彩的書籍。在翻譯的文學作品中，以蘇聯為主，其中又以高爾基的作品最多，包括《草原故事》（巴金譯，馬來亞書店1931年）、《夏天》（何素文譯，商務印書館1933年）、《英雄的故事》（華蒂譯，天馬書店1933年）、《和列寧相處的日子》（羅稷南譯，生活書店1938年）、《三人》（鍾石韋譯，商務印書館1935年）、《母》（孫光瑞譯，開明書店1936年）、《燎原》（羅稷南譯，生活書店1936年）、《愛的奴隸》（任鈞譯，桂林上海雜誌公司1942年）、《我的大學》、《苦命人巴威》（洪濟譯，桂林春草書店1943年）、《我的旅伴》（程之譯，桂林育文出版社1942年）、《在人間》（王季愚譯，讀書出版社1936年）、《沒用人的一生》（夏衍譯，桂林春草書店1943年）、《老闆》（適夷譯，文藝新潮社1940年）等。這種情況的出現，和當時蘇聯將高爾基神聖化及國內左翼文學界的跟進有關。

除此之外，著名的「紅色」文學作品如A.托爾斯泰的《保衛察里津》（曹靖華譯，北門出版社1946年）、卡達耶夫的《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曹靖華譯，重慶生活書店1940年）、富曼諾夫的《夏伯陽》（郭定一譯，生活書店1936年），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靖華譯，生活書店1938年）、《荒漠中的城》（金人譯，香港海燕書店1940年），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從暴風雨里所誕生的》（王語今譯，重慶讀書出版社1943年），肖洛霍夫（又譯邵洛霍甫、梭羅訶夫）的《死敵》（曹靖華譯，生活書店1939年）、《靜靜的頓河》（金人譯，光明書局1941年）、《被開墾的處女地》（立波譯，文學出版社1943年），法國巴比塞、庫勒拉編的《列寧家書集》（徐懋庸譯，生活書店1937年）等。

蘇聯短篇小說集有高爾基等著的《二十六個和一個》（陳節等譯，生活書店1935年），拉甫列涅夫等著的《蘇聯作家七人集》（曹靖華譯，生活書店1939年），西維爾加等著的《饑民們的橡樹》（秦似、庄壽慈譯，桂林文獻出版社1942年），瓦希列夫斯卡等著的《在烏克蘭的草舍中》（林舉岱譯，桂林文光書店1944年），新中國文藝社編譯的《高爾基與中國》（1939年），曹靖華編的《剝去的面具》（文林出版社1942年）等。

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方面，以魯迅的著作最多。除「叢書」類中的《魯迅全集》（廿冊，魯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外，尚有《且介亭雜文初編》、《二編》、《末編》（魯迅全集出版社1940年）、《譯叢補》、《吶喊》、《古小說鉤沉》。何凝（瞿秋白）編的《魯迅雜感選集》（青光書局1933年）、沙路編的《魯迅雜感集》，宋雲彬輯的《魯迅語錄》（桂林文化供應社1940年）等。

此外，有鄒韜奮的《萍蹤寄語》初集（生活書店1937年）、二集（生活書店1934年）、《經歷》（生活書店1937年）、《展望》（1938年著者自刊），王研石的《被日寇囚系半載記》（生活書店1938年），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生活書店1938年），胡蘭畦的《在德國女牢中》（生活書店1937年），范長江的《西線風雲》（上海大公報館1937年），蕭紅的《生死場》（容光書局1938年，郭沫若等著的《孟夏集》（桂林華華書店1942年），景宋的《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重慶讀書出版社1942年），姚雪垠的《紅燈籠的故事》（大路出版公司1940年）等。

以上書籍的著譯者，絕大多數為中共黨員或左翼人士。

在留下的71種史學著作中，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者甚多，有些則為中共黨員或左翼人士所編譯。比較明顯的如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光明書局1937年），博古翻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下冊，中國出版社1939年），周谷城的《中國通史》（兩冊，開明書店1939年），俾百德、巴格力的《美國史》（魏野疇譯，商務印書館1935年），《馬恩論中國》（方乃宜譯，中國出版社1938年），斯諾的《紅旗下的中國》（趙文華譯，大眾出版社1937年），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桂林文化供應社1942年），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梁純夫譯的《戰時的蘇聯》（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1942年），吳澤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重慶峨嵋出版社1942年），張健甫的《中國近百年史教程》（桂林文化供應社1940年），林楚的《怎樣研究歷史》（桂林文化供應社1942年），翦伯贊的《中國史論集》（重慶文風書局1943年），《中國史綱》第1、2卷（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韓啟農的《中國近代史講話》（張家口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5年）等。

在「軍事」類書目中，也有許多「紅色」或左翼書籍。如焦敏之翻譯的《列寧戰爭論》（讀書出版社1940年），強伯玉的《蘇聯紅軍新戰術》（大眾出版社1938年），嘉洛夫的《蘇聯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楊未華譯，大眾出版社1938年），朱德等人的《第八路軍》（漢口抗戰出版社1937年），《第八路軍將領抗戰回憶錄》（怒吼出版社1938年），朱德和彭德懷編譯的《抗敵的游擊戰術》（長沙抗敵救亡出版社1938年），任淘的《抗戰中的軍事動員》（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年），趙康的《民族革命的游擊戰》（南京國民書店1937年），列寧的《社會主義與戰爭》（徐冰譯，讀書生活出版社1940年），以及《陝北紅軍全貎》、《抗日的第八路軍》等。

至於「雜類」的11種圖書中，至少有6種是「紅色」或偏左的書籍，包括《救國無罪——七君子事件》（時代文獻社1937年版）、田嘉穀編著的《抗戰教育在陝北》（漢口明日出版社1938年）、艾思奇的《知識的應用》（讀書生活社1936年）等。

以上諸類合計，「紅色」或偏左書籍達180多種。如果從出版社方面來統計，僅生活書店出版的圖書就有近60種。

根據張學良「贈書清冊」的注錄，其大部分藏書都是別人贈送的。這明顯不對。據曾經負責看管張學良的邱秀虎說：「張將軍在溪口時，書房裡有三個書架，六尺高，分三層，都擺滿了書；大多是哲學書籍，另有很多外國畫報和外文雜誌。這些書籍畫刊，都是他上海住所運來的。我們也給張訂了幾種報紙，如《申報》、《新聞報》、《時報》和外文的《字林西報》等。……張還經常開書單，趁我們去寧波購買物品時，叫我們替他買。前一段時間，于鳳至和趙綺霞輪流來時也給他帶些書刊來。凡是給他的書報雜誌，多是由軍統局轉寄來的。」[7]也就是說，張學良的藏書，有些是別人贈送的，有些則是自己花錢買的。這從其日記中也可以看出來。如1937年4月16日他在大本日記中寫道：「邵力子先生送來《王船山集》一部。」同年10月30日又寫道：「家中送來衣服水果，並有徐永昌送的書等」。徐永昌送的什麼書未說明。11月24日在江西萍鄉，張學良曾接受大成圖書館所贈「小書四冊」。[8]1944年3月20日他在袖珍本和大本日記中同時寫道：「王公簡送來木版《明史紀事本末》一部。」[9]看來也是贈的。

不過張學良也喜歡買書，有時自己買，有時託人買。如1937年3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發南京軍用圖書社函購書」。12月5日又寫道：「童連長由長沙返，託買之書、葯等帶來。」[10]1938年4月17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早八點由湘潭起身，約十點許抵長沙，入市購物購書。」[11]1942年7月26日，劉乙光用2500元法幣從貴陽為其買到一部二手的《魯迅全集》，這讓張學良喜不自勝，除在袖珍日記中寫道：「老劉由貴陽返，給我買來一部《魯迅全集》。余喜甚。」[12]同時還在大本日記中寫道：「老劉從貴陽回來，給我帶回來《魯迅全集》，這是我兩年來所夢想的東西，到底到手了。那是多們［么］高興哪！」[13]

此外，有時趙一荻或其他人還給張學良送來一些雜誌、書籍等，未說是贈是買。如1940年5月6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Edith來信兩封，附……什［雜］志書物等。」9月25日又寫道：「香港帶來棉衣、什［雜］志、魚具等等。」[14]1940年1月1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由貴陽回來人，帶來些許刊物，內有《反攻》、《時與潮》。」[15]保存至今的部分卡片就是從這些雜誌上抄錄的。

張學良是如何得到這些「紅色」書籍的？根據「黃文」可知，夏征農的《現階段的中國思想運動》系1937年12月24日路經長沙時所購；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業》、列寧的《馬克思及其學說》和《左派幼稚病》、《馬恩論中國》，巴比塞、庫勒拉輯的《列寧家書集》、嘉洛夫的《蘇聯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系1938年4月17日路經長沙時所購。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起源》、柳湜的《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李昂吉葉夫的《政治經濟學講話》1938年9月11日由劉乙光代購於湖南沅陵。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於同年9月19日由劉乙光代購於沅陵。何干之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斯大林的《論民族問題》、米汀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分別於1939年5月4日、6月15日、9月18日購於修文。周憲文的《經濟學辭典》於1940年1月19日由老表代購於長沙，艾思奇的《哲學選輯》於同年3月19日由他人代購於重慶，杜德的《世界政治》於同年5月17日購於修文。嵇文甫的《船山哲學》1941年9月13日購於靈山養病時。鄧初民的《中國社會史教程》、景宋的《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它》1943年1月17日購於劉衙，吳澤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同年4月28日購於劉衙。列寧的《社會主義與戰爭》、林楚的《怎樣研究歷史》、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第1卷分別於1944年1月24日、2月22日、7月12日購於劉衙。米定、拉里察維基等著的《新哲學大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只寫了閱讀時間，未寫購買的時間與地點。

張學良之所以收藏如此眾多的馬列經典或帶有左翼色彩的書籍，與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主義當時在知識界的廣泛傳播有密切的關係[16]，同時與其對救國道路的探索也密不可分。

二、 讀書卡片——透視張學良政治思想傾向的窗口

當然，藏書是一回事，讀書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藏書甚富而從不讀書，從其日記和讀書筆記、讀書卡片看，張學良不是這樣的人。

張學良不僅喜歡讀書，而且悟性不錯。早在1936年4月30日，他就在一則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看了《飲冰室集》、《梁任公近著》內的散篇，我不敢說一句不好，但是總覺得牠有點不大舒服處。」同一時期他在另一則讀書筆記中寫道：「任公碩見，實有高出於過去的中國士大夫處，但惜乎仍不能跳出孔老的巢［窠］臼，真如魯迅所說的那樣：舊日枷鎖害人之深也。讀任公的著作使我聯想到譚嗣同，此公如不早死，一定也有珍貴遺產給後人。因此念——更使我痛恨摧殘思想界的罪大惡極！」由此看來，他喜歡讀的是具有現代意識的書籍，而非古聖先賢之書。他還有一則讀書筆記名字就叫《讀「聖」「賢」書如吞砒霜》。

遭到幽禁之後，張學良獲得了更多的讀書時間。1937年1月1日他在大本日記中寫道：「讀《舊約》『創世紀』一篇。」2日又寫道：「讀《三朝名臣言行錄》韓琦一篇。」3日寫道：「讀《三朝名臣言行錄》張詠一篇。讀庄適選《呂氏春秋》卅三篇，愛之不願釋手。」不過此時他對宗教書籍興趣不大，因此5日在日記中寫道：「對於《聖經》，讀之不覺興趣。」通過日記可以知道，張學良在1937年還讀過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李石岑的《哲學十講》、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毛思誠的《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英國歐脫萊女士的《日本的透視》、塔寧和約翰合著的《當日本作戰的時候》、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明儒學案》、《孫子兵法》、《興登堡自傳》、《總理全書》等，其中《孫子兵法》是先點讀，後抄錄。

讀完一部書，張學良會發表一些議論。讀完李石岑的《哲學十講》後，他在日記中寫道：「李石岑《哲學十講》，可代表一班人只趨時尚，而不重實際，也可說一時之風尚，有令人不可當之勢。」讀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後又寫道：「甚有條理，良歸之參考書也。」讀完《日本的透視》後寫道：「甚精彩，實為關於日本問題余所見最精者。可再讀。」讀完《當日本作戰的時候》後，他在日記中肯定此書「甚好，同《日本的透視》參看，得益不少」[17]。看來張學良並非學而不思。

有時一天不讀書，張學良會自責。1937年1月2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一日閑談，未讀書。」一旦獲得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他會感到很愜意。1937年12月走到湖南郴縣（今郴州市）蘇仙嶺時，他在日記中寫道：「山中甚靜，又恢復讀書生活了。」[18]據負責看守的邱秀虎說，當時「他以為這就是目的地，以後都在山上度過，情緒比較安定，很多時間都是看書看報」。[19]從日記中可以知道，這一時期張學良讀過的其他書籍尚有鄒韜奮的《萍蹤憶語》、盧那卡爾斯基的《實驗美學的基礎》、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戴震的《原善》等。

不過，張學良當時讀得最認真的書籍是米汀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和艾思奇的《哲學選輯》，這從其保存至今的讀書卡片中可以看出來。

張學良的讀書卡片保存在兩個盒子里，共1693張，除去126張目錄卡，實際抄錄各種內容的有1567張。每個卡片盒前面，有抄在紙上的類目錄，同時用紅色目錄卡標出，寫明本類卡片包含的子目。類目錄下為子目錄，系用普通卡片做成，並予以編號，如「哲1」、「哲2」等。張學良最初設計的類目錄包括「哲學」、「理論」、「唯心哲學」、「學習」、「雜項」、「讀史參考」6項內容，實際抄錄的則有15項，看來其他11項是在讀書過程中臨時加進來的。現在按照分類情況將全部卡片的數量統計如下：

表2　張學良所抄讀書卡片類目及數量統計表

看了這個卡片分類目錄，人們或許會問：這是張學良做的嗎？從筆跡上看，回答是肯定的。由此看來，張學良在做這個卡片目錄之前，已經有了相當的哲學和理論素養，因為在這一套概念體系背後，隱藏的是整個知識和理論體系。[21]另外，當時外界傳言張學良以主要精力研究明史，現在看來是誤傳。因為從以上統計數據看，張學良抄錄的明史卡片只有63張，遠不能與抄錄的哲學和理論卡片相比。

從閱讀對象上看，各書的摘抄情況如下：米汀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861張，艾思奇的《哲學選輯》446張，博古翻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冊）21張，《理論與現實》季刊56張，《讀書月報》21張，《時與潮》19張，《文史雜誌》19張，《文摘戰旬》12張，《東方雜誌》10張，「剪報第2號」即《列寧論青年的學習問題——1920年10月2日在蘇俄共產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文抄了9張。其他零星的摘抄90張。

米汀主編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沈志遠譯）分上下冊，約72萬字。上冊《辯證唯物論》於193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到1950年共出了18版。下冊《歷史唯物論》於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到1950年共出13版。因此，該書在馬列主義哲學著作理論體系傳入中國的歷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該書上冊共491頁，張學良竟摘抄了861張卡片，幾乎平均每頁兩張。

艾思奇的《哲學選輯》共37萬多字，是延安新哲學研究會為了配合廣大幹部學習哲學理論而委託艾思奇編輯的一部哲學著作選集。1939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以後多次重版。毛澤東曾經認真研讀該書，中共中央領導層開始整風時曾被指定為中央研究組和各地高級研究組必讀的書籍之一。該書共467頁，張學良竟摘抄了446張卡片，幾乎平均每頁一張。

《理論與現實》（季刊）於1939年4月15日在重慶創刊，沈志遠任主編，生活書店出版，是當時「國內唯一的高級學術雜誌」。出至2卷3期因皖南事變而停刊。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復刊，1947年3月出完3卷4期後停刊。張學良從該刊抄錄的56張卡片主要摘自皮丘金（S.Pichugin，沈志遠譯）、侯外廬、潘梓年、錢俊瑞、向林冰（趙紀彬）、許滌新、張鐵生[22]、仲道、艾思奇、李達、李何林、雅洛斯拉夫斯基（吳敏譯）、西特科夫斯基（沈志遠譯）、S．巴橧賽夫（陳仲道譯）、伯那丁涅（何凱豐譯）、胡克峰、呂振羽、哲夫等人的文章，著譯者許多是共產黨人。

《讀書月報》於1939年2月1日在重慶創刊，1941年2月出版到第2卷第11期停刊，共出版23期。胡繩主編，重慶生活書店出版。張學良從《讀書月報》抄錄的21張卡片出自艾寒松、鄒韜奮、康司坦丁諾夫、王禮錫、力永、唐小川、孔羅蓀、何鵬、華崗、關吉罡、禹、企程、廖庶謙、翦伯贊、吳澤、呂振羽等16人的文章，作者也大多是共產黨人。

如果再加上其他幾張抄自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等書刊上的卡片，在保存至今的1567張卡片中，至少有1420多張抄自「紅色」書刊，約佔全部卡片的91%。

屬於「三民主義」類的3張卡片，分別摘自E.希金貝爾的《論孫逸仙》（《中蘇文化》第6卷第6期）、吳克堅的《孫中山先生的憲政觀》（《新華日報》1939年10月30日）、錢俊瑞的《論民生主義的本質:資本主義乎?社會主義乎?》（《理論與現實》第1 卷第1 期）。

在所有卡片中，有10張內容涉及法西斯主義，除「雜1—3」[23]抄錄了義大利法西斯黨新任秘書長穆弟的一段話外，其他9張均為批判法西斯主義的內容。

由此可見，在救國道路的選擇上，張學良很明顯傾向於馬列主義。

三、 讀書卡片抄寫的時間與方法

張學良何時開始閱讀以上書刊並摘抄其內容的？

根據張學良贈給台灣東海大學的藏書題款內容，可知他在貴州陽明洞期間最先閱讀的「紅色」理論書籍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時間為1939年6月1日。[24]

早在武漢時期，張學良就請人為他講解過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1939年6月11日，他開始再次研讀該書。當天他在一張卡片上寫道：「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隨筆。」7月2日，張學良讀完第一章後又在一張卡片上寫道：「相［像］我這樣出身的人，研究哲學，狠［很］容易陷入觀念論或機械唯物論。應當注意到康德、黑格爾等之缺陷，如魯賓、德波林等之錯誤，時時加以反省。更應當留心新康德新黑格爾派之反動理論。」9月18日，張學良在卡片中抄錄了《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第536頁列寧的一段話後寫道：「這話說的多們［么］有價值，一切事情，都應該如此的辦法：調查、研究、探求、考察、把捉，才可以從之。」他還表示：「關於本教程，我只能矇［模］糊的［地］明白，我必須再度研究，有機會向人領教，因為有些句子，我不明白其深意，必須切實說明才能明白。」[25]《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共600頁，可見，到此時張學良已基本讀完該書。

1939年9月20日，張學良開始研讀米定和拉里察維基等著的《新哲學大綱》。1937年張學良被幽禁於奉化溪口雪竇山時曾將此書讀過一遍，這是第二遍。不知是何原因，在現存的一千多張卡片中，無一張抄自此書。

之後，張學良接著研讀米汀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1939年12月26日，他在「理17—2」正面寫道：「哲學陣營中不是唯心就是唯物。其餘徘徊者，或企圖掩飾者，那全是有形或無形幫忙了統制［治］者的唯心主義。」下面註明「自己的」及抄寫時間。1940年1月14日張學良在「理19—1」正面抄錄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第96頁的一段話：「愈是離開當時普魯士的現實而達於法國革命底宏偉觀念，理想就愈帶著迷惑性，同時它愈激起了德國唯心論者底哲學思想。」然後寫道：「在中國革命現階段，我們要十分借鏡這幾句話，革命行動不可以脫離了現實的。」他特別註明上述看法是「自己」。同一天他在「理19—2」上接著前張卡片上的思路寫道：「我們在中國革命理論現階段中，必須留心了康德和新康德的理論，黑格爾和新黑格爾的理論，它們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有好大的勢力呀！」下面亦註明「自己」。

在所有卡片中，有229張正面文字系張學良抄錄，背面及之後的文字似是于鳳至的手跡，大部分抄自艾思奇的《哲學選輯》第205至332頁之間，少部分抄自西特科夫斯基的《論唯物辯證法底某些範疇》一文。《哲學選輯》購於1940年3月19日，西特科夫斯基的《論唯物辯證法底某些範疇》刊於《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3期（1939年11月15日出版）。因此，張學良閱讀《哲學選輯》的時間，不會早於1940年3月，也不應晚於1940年6月。

張學良在抄錄卡片的過程中，對重要或比較重要的內容以下劃線的方式來標識。比較重要的內容以單線標識，重要的則以雙線標識。為增加對比度，大多數卡片，凡用藍筆抄錄的內容，下劃線用紅筆；凡用紅筆抄錄的內容，下劃線則用藍筆。

張學良對卡片的抄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大致說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原文照抄。大多數卡片採用這種方式抄錄。如「理9—12」正面寫道：「『……批判底武器，當然不能來代替武器底批判，物質的力量當為同一物質力量所拋棄；但是一旦當理論為大眾所把握的時候，它也變成物質的力量了』（馬氏語）。」（米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26]上冊第131頁）此類卡片大多正面抄錄主題或內容的首句，背面抄錄具體內容，有的非常簡短，有的則非常長。短的如「理1—6」僅在正面寫道：「勞動者『替別人生產財富，替自己創造貧困』（恩氏語）。」（「米書」上冊第9頁）長的如「哲45—4」至「哲45—15」在「歸納和演繹」這一主題下連續抄了12張卡片，並註明抄自艾思奇的《哲學選輯》第324頁。此類卡片除少數由張學良一人抄錄外，大部分是張學良抄錄前面的主題內容，後面的具體內容由於鳳至抄錄。張學良抄錄時經常會增減更改個別文字，[27]于鳳至抄錄時則一字不變，原文照抄。

第二，圍繞不同的主題對一段話反覆抄錄，或在一張卡片上抄錄內容，其他卡片只抄錄主題，並以「參見」的方式出現。如「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法則、必然性和因果性等——所有這些辯證邏輯之基本的概念，都是客觀實在世界之認識過程中的階段，都是思惟［維］底形式；在這些思惟［維］形式上，我們所認識的現實得到了多種的反映。」（「米書」上冊第279頁）這段話，張學良圍繞「思惟［維］」、「認識」、「因果」、「法則」、「本質與現象」、「形式和內容」、「偶然與必然」、「可能性與現實性」8個主題，抄了8張卡片，也就是說，圍繞這一段話，張學良反覆抄了8遍。每次抄錄，由於關注的問題不一樣，所劃的重點也有差別。又如「必然與偶然，絕對與相對，抽象與具體，一般與個別一切概念的矛盾，都是物質世界的客觀的矛盾之反映。由概念的矛盾，促進概念的運動。而概念的運動是適應於客觀對象的運動的。」（《哲學選輯》第192頁）這段話，張學良圍繞「矛盾」、「特殊與一般」、「客觀的絕對的和相對的真理」、「具體和抽象」、「偶然與必然」5個主題抄了5張卡片。同一段話，圍繞不同主題抄兩遍三遍的現象非常多。

張學良有時圍繞不同主題抄了多張卡片，但只在一張卡片上抄錄主題和內容，其他只抄主題，內容則以「參見」的方式出現。如「哲21—2」在「馬、恩對哲學的指示」這一主題下寫道：「馬、恩把他們底學說刀鋒對向著使哲學脫離實在的現實和將它轉變為某種獨立的實質的那種辦法，他倆又特別著重地指出了那根據實在生活、實在關係的分析生長出來的哲學的必然性。他們著重地指出，在這樣理解之下的哲學，就失去了哲學的獨立性底意義……他們指出，哲學底任務應該是總合，從人群歷史發展底研究和考察中抽出來的一般的結論。」（「米書」上冊第143頁），「理12—18」只在卡片正面抄了「馬、恩對哲學的指示」，背面註明：「詳見﹝哲21﹞同題」。又如「哲6—16」正面寫道：「『認識就是人對自然的反映。——』」背面接著寫道：「『然而這不是簡單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許多概念、法則等等底抽象和形成底過程；這許多概念、法則等等，有條件地、近似地把握著永久運動和發展著自然底普遍的規律性。……」（「米書」上冊第175頁）「哲7—14」、「哲8—1」、「哲9—25」、「哲30—7」4張卡片只在正面抄寫「認識就是人對自然的反映」這一主題，背面均註明「詳見﹝哲6﹞同題」。

第三，節錄。如「哲1—2」在正面寫道：「哲學和政治的聯繫，不是常常直接表現出來。」背面寫道：「哲學和政治之間常常存在著互相不可分離的聯繫。這聯繫是由現實社會中它們底一定的社會根源來決定的。可是這種聯繫不是常常直接表現出來的。有各種的轉變、彎曲和傾斜。」 （「米書」上冊第326頁）如果核對原書此段內容就會發現，張學良不僅省去了「是由現實社會中它們底一定的社會根源來決定的」這句話下面的著重號，而且將「他們這一種不可分離的聯繫」簡化為「這聯繫」，將「我們看到，在各種不同的哲學傾向和政治傾向底某種聯繫之下，有各種的轉變、彎曲和傾斜」簡化為「有各種的轉變、彎曲和傾斜」。又如「理15—1」在「帝國主義的三大基本矛盾（約塞夫語）」這一主題下寫道：「資本主義之最［基］本矛盾，就是勞動和資本的矛盾，勞工集團和資本集團底矛盾。」「各個資本家集團間利益底衝突，各帝國主義間利益衝突。」「是極少數的幾個統治的帝國主義者和殖民地民族大眾之矛盾。」（「米書」上冊第35頁）如果核對原書就會發現，這三句話在第35至37頁，是對帝國主義三大基本矛盾的概括，張學良只抄錄了圍繞每種基本矛盾論述的第一句話。

第四，只註明內容的重要性和出處，不再抄錄。如「理11—8」正面寫道：「鄔氏發展哲學和科學黨派性學說之實質大概可以歸納為五個要點。」背面寫道：「全文過多，無法再為摘錄，只有看全文。」（「米書」上冊第488頁）「理25—2」正面寫道：「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作用和應如何行動，列寧之名言。」背面寫道：「過長無法錄，須看全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冊第118—123頁）對張鐵生的《從感覺到思惟談到實踐與理論》一文，張學良可能反覆閱讀過，但因其邏輯嚴密，論說清晰、簡單、明瞭，竟至無法摘錄，因此先後在三張卡片的正面抄錄了該文的篇名，在背面留下了幾乎相同的評價：「清晰、簡單、明瞭，這是我給這篇著作的批評。全文無法摘錄。」（「哲5—11」、「哲11—25」、「理9—22」）對西特科夫斯基的《論唯物辯證法底某些範疇》一文，張學良在「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必然與偶然」、「可能與現實」4個主題下足足抄了27張卡片，這還不滿足，在每個主題的最後一張卡片上，一再肯定：「此篇文字甚好，很合式於初學者。全文太多，未能全錄，看全文為是。」（「哲33—43」 、「哲34—26」、「哲35—53」、「哲36—32」）

第五，前面抄錄內容，後面寫下自己的讀書心得，或直接寫下自己的讀後感。此類卡片，張學良都特別註明「自己的」或「自己」，並留下抄寫的時間。對此前面介紹過，不再重複。

四、 讀書卡片呈現的內容

張學良抄了上千張讀書卡片，並且按照「哲學」、「理論」、「唯心哲學」、「史的唯物論」等類別進行了編排。這些卡片排列起來呈現什麼樣的內容？是雜亂無章的一團亂麻，還是條分縷析的理論學說？由此我們可以判定張學良究竟是否讀懂了馬列主義。

要討論張學良是否讀懂了馬列主義，首先要弄明白他是否知道什麼是馬列主義。對此，卡片「理10」的「勞工專政」、「理11」的「伊里奇階段」和「理12」的「怎末［么］研究馬氏主義」涉及到這方面內容。「理12—9」寫道：「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觀念體系，是勞工集團底意識形態。」（「米書」上冊第1頁）

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理12—11」的標題就是「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這張卡片上沒有抄寫具體內容，只是在標題下註明，相關內容在《辯證唯物和歷史唯物論》上冊第1—5頁。不過在其他卡片上，還是涉及到這部分內容。如「理12—10」寫道：「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三個重大的思潮底繼續和完成，——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正當經濟學，法國的社會主義——之合理的繼承者。」（「米書」上冊第1頁）「理12—1」寫道：「馬［克思］主義對於一切舊的理論——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及一般的革命學說——原則作無情的批判，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三大主要的理論思潮底繼續和發展，但同時是這些思潮底批判的改造。」（「米書」上冊第3頁）

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張學良只抄錄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對科學社會主義未見抄錄。「理12—2」在「馬克思的哲學學說」這一主題下寫道：「最新最徹底的唯物論。這個唯物論並不停留在十八世紀底水平線上，也不停留在費爾巴哈底直覺唯物論上，它是解脫了唯心論的神秘性和批判改造了黑格爾底辯證法而後充實起來並應用於對人類社會之認識的一種唯物論。這種徹底的唯物論，是認識和改變自然與社會科學的方法；它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米書」上冊第3頁）

「理12—3」和「經—5」在「馬克思的經濟學學說」這一主題下寫道：「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之產生、發展和崩潰諸法則的學說，發現了勞動底兩重性，揭露了商品拜物主義是存在於商品中底社會關係的事物化，給了一個真確理解資本主義生產底社會關係的鎖匙。揭露了建築在布［爾喬亞］階級對普羅［列塔利亞］階級之削剝上的資本主義生存的秘密；這種布［爾喬亞］階級以剩餘價值底形態將工人底未償勞動佔為己有。歷史唯物論——馬氏天才的創見——克服了古典派經濟學者的反歷史觀的和唯心論的理論，它使政［治］經［濟］學改變為純科學的學說了。剩餘價值論就是馬氏經濟學說底基石。」（「米書」上冊第3頁）

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呢？「理12—5」寫道：「馬、恩把三大世界觀（哲、經、社）融合成為一個有機的一致體。把唯物論辯證法應用於全部政［治］經［濟］學底改造，把唯物論辯證法應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和勞工集團底策略，這是他們最偉大的進步和創造。」（「米書」上冊第4頁）

馬克思主義和同時代的其他社會主義理論有何不同？「理12—8」在「馬克思主義跟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的區別」這一主題下寫道：「鄔梁諾夫寫道：馬克思主義跟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的區別，就在於它把客觀事物的現狀和客觀的進化過程底分析中之完滿的科學的嚴格性，跟堅決的肯定大眾底革命能力，革命的創造性和革命自動性底意義，十分適當的聯結了起來。」（「米書」上冊第29頁）

什麼是列寧主義？「理11—10」在「鄔梁諾夫主義」這一標題下寫道：「鄔［梁諾夫］主義，它不僅恢復馬恩底革命學說，而且把它向前推進了。這一學說適應於新的歷史條件，適應於帝國主義時代底諸特點底具體化和繼續發展。」（「米書」上冊第34頁）「理11—12」則強調：「鄔氏『在資本主義和社會爭鬥底新條件之下繼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鄔［梁諾夫］主義是帝國主義和勞工革命時代底馬［克思］主義』（約塞夫語）。」（「米書」上冊第188頁）

按照通行說法，列寧主義有兩個中心思想：一個是哲學的黨派性，一個是無產階級專政。張學良知道嗎？「理11—2」寫道：「哲學的黨派性正是鄔梁諾夫對於哲學理論問題的見解所特具的重要環子或中心論點。」（「米書」上冊第487頁）「理10—3」寫道：「鄔梁諾夫主義中主要問題，即勞工專政問題。」（「米書」上冊第473頁） 這裡的「勞工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早期譯法。「理10—2」寫道：「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此時期之政治統治形式，是勞工專政。」（「米書」上冊第328頁）

如何研究馬列主義呢？「理12—4」在「怎末［么］研究馬鄔主義」這一標題下寫道：「馬鄔學說是有組織的、完整的、系統一貫的學說；馬克思主義底三個組成部分，並非機械地膠糊在一塊兒的部分，似乎其中一部分可以完全接受，另一部分只接受一半，一部分可以不理解而另一部分經過幾年才理解的樣子；這樣的設想是不對的。我們必須從這麼一點出發：即馬［克思］主義是系統一貫的、有組織的、單一的、整個的學說，從這個學說中，什末［么］也不能夠割裂下來，假使你不存心歪曲它，嘈弄它的話。同時我們又須承認，鄔（梁諾夫）主義中主要問題，即勞工專政問題。」（「米書」上冊第473頁）

對武裝革命，「理13—8」在「革命之史的必然性」這一主題下寫道；「革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之必然的結果。『生產力和社會關係形式間的矛盾……每每一定採取革命底方式而被消除的』（馬恩語）。」（「米書」上冊第137頁）「理13—9」在「歷史底動力不是批判而是革命」這一主題下寫道：「馬克思一再而三地指出，舊的意識形態不能靠精神的批判來毀滅而必須靠實在的社會關係之實際的改革（即革命）來毀滅的。」（「米書」上冊第137頁）

誰來完成革命？「理1—15」在「馬、恩、鄔對勞工集團的希望」這一主題下寫道：「馬、恩、鄔把他們的全部希望都寄託於勞工集團，因為他們認為『勞工集團這一現社會底最低階層，如若不把構成正式社會的那些階層底全部上層建築爆炸到空中去的話，它要抬頭，要直立起來是不可能的』（見馬恩《共產主義宣言》）。勞工集團如不同時去實行解放全體人類，它自身解放是不可能的。」（「米書」上冊第29頁）

勞工集團如何去完成革命呢？「理9—30」和「理13—3」寫道：「『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鄔氏語）。」（「米書」上冊第185頁）「理5—5」正面寫道：「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先進的自覺的隊伍，而且也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隊伍，它有自己的紀律，這紀律一切黨員都要遵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冊第82頁）。「理1—19」正面寫道：「社會主義革命的實現不是由孤立無援的無產階級反對一切資產階級來實現」，背面寫道：「而是無產階級是領導者，他有著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的成份，千百萬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作其聯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上冊第134頁）依此看來，對革命理論、無產階級政黨和工農聯盟這些革命成功的要素，張學良都注意到了。

勞工集團不僅是階級革命的主力軍，也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柱石。「理1—16」正面寫道：「勞工集團是民族運動中的負戰鬥任務者，邇後更是民族運動中的柱石。」背面寫道：「民族運動在最初期是由土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集團來領導的；但是在這運動中，負戰鬥任務的，卻是勞工集團和它所領導的農民大眾，等到民族資產集團變節之後，它就來領導這一全民革命。這就是殖民地和附屬國底廣大的革命運動的基礎。」（「米書」上冊第37頁）

當然，張學良最感興趣的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理12—19」正面寫道：「馬克思主義底哲學是一切過去科學和哲學底發展之歷史的總結或結論。」背面接著寫道：「但是馬克思主義並非簡單地、機械地把過去一切學說結合為一體，它決不是（像孟塞維化的唯心論者所設想那樣）過去一切理論底簡單的、機械的綜合，而是那一切理論學說之批判的改制。它是一種新的、完整的哲學學說，根據自然、歷史和社會實踐之研究結論的哲學學說。」（「米書」上冊第141頁）

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哲27—11」在「辯證法唯物［論］是什麼」這一主題下寫道：「辯證法唯物［論］是一個新的社會集團底宇宙觀，是勞動階級做鬥爭和謀解放的精神武器，是它底各種見解底哲學基礎。是跟剝削集團底觀念形態公開而徹底對抗著的唯一的哲學學說。」（「米書」上冊第141頁）「哲27—10」進一步強調：「辯證法唯物論這一種宇宙觀，只是當我們從勞工集團底立場去認識世界的時候，才能夠被我們正確地和完整的把握住。」（同上）

馬克思主義認為，哲學的根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具體說來這一問題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思維和存在什麼是第一的問題，二是思維能否認識現實世界問題。對前者的不同回答，將古今中外的哲學分成了唯物論和唯心論兩大陣營；對後者的不同回答，則將哲學分為可知論和不可知論。對此，張學良知道嗎？回答是肯定的。

「理17—5」在「哲學中兩大基本派別底根本區別在那［哪］里？」這一主題下寫道：「這基本問題就是思惟對存在的關係問題。『是否把自然、物質、實體的外界看作根本原素，而認定意識、精神、知覺、心理等等為附屬原素——這就是實際上將哲學劃分為兩大營壘的一個根本問題』。（鄔氏語）」（「米書」上冊第42頁）「哲10—19」和「哲20—4」寫道：「不是人類底意識決定他們底存在，而是相反的，他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他們底意識。（馬氏語）」。（「米書」上冊第22頁） 「理12—20」則強調：「承認物質世界，承認意識對於存在的依賴關係和承認物質底基源性——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基石。」（「米書」上冊第146頁）

在認識論方面，馬克思主義主張能動的革命反映論，即實踐論。 「哲6」的「反映」、「哲9」的「認識」等類卡片主要抄錄了這方面內容。「哲9—46」在「認識論底基本立論」這一主題下寫道：「馬、恩、鄔他們教導我們要歷史地去觀察物質世界在人意識中的反映過程，要從人類勞動活動之歷史的實踐過程中，從人類社會底階級戰鬥過程中去觀察這種物質世界在人類意識中的反映過程。一般地說，意識總是反映著物質，而具體歷史底社會意識總是反映著社會生活之歷史的物質生產過程，——這是馬恩主義的認識論底基本立論。」（「米書」上冊362頁）「哲6—17」和「哲10—18」在「意識總是反映著物質」這一主題下抄錄了同樣的內容。「理9—31」和「哲9—33」同時寫道：「生活、實踐底觀點應當看作認識論底第一基本的觀點。」（「米書」上冊第182頁）

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是唯物辯證法的三大基本法則。什麼是對立統一？「哲15—10」寫道：「照鄔氏所下的定義，對立體底一致這一法則，就是承認（發見）一切自然（精神和社會也在內）現象和過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對立傾向。」（「米書」上冊第203頁）「哲15—2」寫道：「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辯證法的根本法則，是它的核心。這個法則，包攝著辯證法的其餘的法則……至於其他一切辯證法的法則，都是這個根本法則的顯現形態。」（《哲學選輯》第199頁）「哲15—3」和「哲15—4」還圍繞「怎末［么］應用對立統一的法則」這一主題對艾思奇的《哲學選輯》中的相關論述做了連續摘抄。

對質量互變法則， 「哲16」的「質量互變」類的43張卡片主要抄錄了這方面的內容。如「哲16—5」在「對立統一法則的一種顯現形態，是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這一主題下寫道：「根據對立統一法則的發展，在逐漸的量的變化的形式中顯現；這種變化，結果引起飛躍質的轉變。質的轉變顯現之後，更依據於新質而再回到逐漸的量的變化。辯證法的這個法則，簡稱為由量到質及由質到量的轉變的法則。」（《哲學選輯》第201頁）「哲15—26」則在同一主題下以「參見」的方式出現。

對否定之否定法則， 「哲17」的「否定之否定」類的24張卡片主要抄錄了這方面的內容。如「哲17—21」的主題即「否定之否定底法則」，下面寫道：「事物在其矛盾發展過程中，下級的發展階段，準備它自身的自己否定階段，即準備轉變為對立物的、新而較高的階段。這就是後起階段克服先行階段的否定。這個否定，在這兩個階段之間造出內在的聯繫，在後起階段上保存先行階段的積極的結果。但是第二階段由於新的對立而推移到後起的第三階段時，事物的發展，就把最初低級階段的一定的特徵和性質，再行重演，而在外觀上這第三階段好相［像］再回到第一階段。可是發展的過程因後來的發展，變得更為豐富，把那些重演的性質和特徵在較高的基礎上再生出來，於是當作全體看的發展過程，就描成螺旋線而發展。這樣，第一階段被第二階段所否定，第二階段再被第三階段所否定。這第二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這種採取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而發展的法則，叫做否定之否定的法則。」（《哲學選輯》第220頁）、「哲25—16」在同一主題下以「參見」的方式出現。

此外，「哲27—18」在「唯物辯證法之三大法則簡單說明」這一主題下就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法則做了進一步說明。 「哲15—7」、「哲16—42」、「哲17—1」則在同一主題下以「參見」的方式出現。

卡片摘抄的內容還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各種其他哲學範疇，以及對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等哲學流派和理論的批判。限於篇幅，恕不一一列舉。

五、 張學良對馬列主義理論方法的接受和運用

馬列主義不是一種空洞的理論，而是一種系統完善的思想體系，是指導人們觀察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從上面的分析看，張學良在被幽禁大陸期間曾系統研讀馬列主義理論著作。他是否接受了這種學說，並運之於實踐？這需要從其行動中去考察。當然，語言也是行動。

張學良在被幽禁初期，因遷徙不定，留下的相關資料不多。到貴州以後，由於生活相對穩定，他在日記中經常會有意無意地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1938年3月他和于鳳至到修文縣觀音岩遊玩，看到那些窮苦的鄉民到山上去上香，便在日記中寫道：「同鳳至至觀音岩遊玩，見愚夫愚婦在窮苦之中，被人欺騙，將血汗得來微許金錢，而甘心供給泥偶，轉而供養了萬惡的所謂『和尚』、『道士』、『齋公』們，余大大有感焉！」[28]在此，他將「窮苦之中」的「愚夫愚婦」與「萬惡的所謂『和尚』、『道士』、『齋公』們」對立起來。

1939年10月5日晚，修文縣下了一夜暴雨。次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昨晚上傾盆大雨，老百姓們辛苦了三四個月眼看就要到家的穀子，大約著得損失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為此感到非常痛心。張學良不僅對遭受澇災的當地農民抱以滿腔的同情，而且在日記中繼續寫道：「關於這件事情，我自己的觀察，發生了無限的感想」。什麼感想呢？在他看來，當地農民首先是工作力太弱。這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飲食不好，營養不夠；住的地方不好，不能恢復體力；精神上不快活，自然身體要受損失；鴉片煙使他們經濟、身體、精神上受了損失，並養成了懶惰的習慣；穿的沒有，不能遮寒暑；衛生不良，常有疾病。其次是工具不良，包括收割水稻的鐮刀太落後、曬穀場不好也不夠、收割的鐮刀打稻的木斗太少、搬運只限於人力等。

有什麼改善的辦法嗎？張學良認為可以從耕種和收割兩方面來考慮。不過在此他只講了收割方面的意見：「積極方面，自然是政治問題了！咱們暫切［且］不講，單就消極方面來說吧！農民的衣、食、住不好，工具不良，設備不周，這全是經濟問題——和知識問題。地主們作［坐］食收穫的一半，其他是一切不管，佃農們所得的一半，連一家的吃飯全不夠，還能講到別的嗎？一般農民，沒有農作的科學知識，守舊、迷信是在那毒害他們。假如給予農民以相當的普遍的關於農業的知識，而地主們拿出錢把工具改良——如鐮刀、曬穀場等等，把佃農的住處和衣食加以顧慮（這是我的『烏托邦』的想法——那是不能夠的事情），我想一定好些。呵！說來說去，還是政治問題喲！假如政治上了軌道，自然可以實現的；政治不上軌道，誰去管他媽的農民痛苦哪！」[29]張學良本來不準備講政治問題的，但講來講去還是把糧食收割中存在的技術問題引向了政治，有些話雖糙了點，但其階級意識是顯而易見的，階級立場也十分鮮明。

一年之後，張學良在日記中對如何改良農業耕種問題做了思考：「關於貴州修文縣一帶我所看見的土地，並不十分壞，可是農作物結果並不好，表面看起來確是耕種者不得力，就是說如果好好的去耕種一定比現在所收穫的多；可是，同幾個佃農一談，發現了其中主要的關鍵——人與人關係之矛盾，就是地主與佃農間利益之矛盾。因為佃農們並不願意把地耕種的好，因為有奪佃、增租種種的不利。總之要是把地土耕種的好，佃農是徒勞無功，反而得不到好處。這樣的下去，貴州一定會有大饑荒，地土一天比一天，有不可想像時。恐怕旁的省份也是大同小異吧！地主的存在，才是中國農村中最大的危機。」[30]在此，張學良再一次把生產方面存在的問題引向了政治領域，並把地主的存在視為中國農村最大的危機。

馬克思主義者始終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殖民主義侵略和奴役，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熟讀馬列著作的張學良對此瞭然於胸。1939年12月27日，他非常氣憤地在日記中寫道：「讀Harold Butler，C.B.著《東方的勞工問題》（見《時事類編特刊》四十四期），使我更認清帝國主義者們對於殖民地的人們真不拿他們當人看。在帝國主義者們所看見的只有利潤！利潤！額外的利潤！」

1942年8月8日，印度國大黨在甘地的領導下發起英國「退出印度運動」，遭到英印殖民政府的鎮壓。張學良了解情況後，8月14日在日記中寫道：「連日來印度問題，展開了激烈底衝突，這不是英國人的不聰明，這乃是被壓迫者與統治者矛盾結果必然之現象。英國印緬大臣亞利梅演說說印度的要求『違反了民主習慣』，這真是不要臉。我覺得他說印度的舉動，危害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權，那還是光明些；他又說甘地們這種舉動是想提高自己的人們聲譽，亞利梅這些話不但不能使世界上人們對甘地他們引起反感，倒是使世界人們對英國人引起反感，而對甘地、尼赫魯等等引起了同感。」[31]態度和立場十分鮮明。

1939年9月17日，蘇聯紅軍借德國入侵波蘭之機越過邊界，進入波蘭東部地區。蘇軍的這一行為讓張學良極為困惑。9月21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蘇聯軍隊佔領波蘭領土，她要作什末［么］？同希特拉勾結，瓜分波蘭嗎？不是；如果她那麼辦，還稱得起什末［么］社會主義國家哪！是為防備德軍侵入烏克蘭，或怕大批波蘭敗兵入境？又何必動員四百萬大軍呀！要說波蘭是俄國領土的一部？波蘭有自己的民族，帝俄時候拿到波蘭領土，那不是正當行為喲。要是為了將要一定崩潰的、現在的波蘭，蘇聯撿一下子便宜，否則也是給德國，那末［么］在波蘭害［還］沒完全失敗哪，而蘇聯這種舉動，是逼迫波蘭快亡，等於幫小希特拉的忙。要是為報波蘭在革命時候戰敗的仇，或是為報英、法在莫尼黑會議時，不睬蘇聯的恥辱，那末［么］犧牲人家的民族，逞一時的憤，與社會主義，是不是違背哪？那末［么］，為了援助波蘭工農大眾，建起一個新波蘭！或是另有別的用意，非等再看一看，才可曉得哪！」這件事始終在張學良的腦子裡盤旋，讓其難以釋懷。23日，張學良又在日記中寫道：「這幾天，把蘇聯動兵這個問題，常在我腦子中打轉轉。想找幾本關於蘇、波歷史上的書籍，又找不到，我很想知道，蘇聯這種舉動，有何根據。」 2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蘇聯進兵波蘭問題，也許是這樣？——她對英、法、德、波全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不過形態有些不同罷了，無所謂幫誰；蘇聯拿到波蘭的一部，這一部土地上的勞苦大眾，得脫離了資本家的榨取了！——是不是這樣，我害［還］不敢肯定呢。」這分明是用世界革命理論來解釋蘇聯入侵波蘭一事。26日，張學良又在日記中寫道：「蘇、波問題——昨得外國歷史——在蘇聯大革命時，現波蘭之一部，為俄之領土。英、法之扶助波蘭，是為了防蘇聯（自然也有防德的成份）。蘇聯只要不違反社會主義，用『實踐去轉變事物的現存狀態』，無所謂是幫誰呢。」[32]看來歷史知識幫了張學良的忙，因為通過外國歷史，張學良得以知道，蘇聯紅軍所佔部分，原來就是俄國的領土。

此外，《讀書月報》第1卷第11期曾刊登過朱本源的《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的中和性及其克服》一文，認為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而「中和」二字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要完成以抗戰建國為內容的新文化建設，就必須將傳統文化加以「揚棄」。張學良看到此文後在所作的一則筆記中寫道：「朱先生——我認為『中和』是唯心的均衡論。科學中國化，是把科學適用與［於］中國——不是把古舊的東西硬教它科學化，這是使小腳的老太婆穿上一套女人的西裝呀！」很明顯，張學良認為朱本源犯了唯心論和機械論的錯誤。

由上可知，處在幽禁中的張學良雖然只能有限地接觸社會，講話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但他已在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

結語

綜上所述，就藏書情況看，除古籍外，張學良的藏書以左翼書籍為主，其中不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與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主義當時在知識界的廣泛傳播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張學良對救國道路的探索與選擇有關。就讀書情況看，張學良在被幽禁大陸期間，系統研讀了米定和拉里察維基等著的《新哲學大綱》）、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博古翻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西洛可夫和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汀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艾思奇的《哲學選輯》等理論著作，尤其是對《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和《哲學選輯》等著作做了詳盡摘抄，留下了1400多張讀書卡片。從對全部卡片的編排看，張學良在此之前已經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一定的了解。從卡片呈現的內容和所寫日記看，張學良在當時不僅對馬列主義有了比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能夠自覺運用其理論和方法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

（原載《歷史研究》2017年第1期，引用請註明出處）

* 本文初稿為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主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感謝匿名審稿專家對本文提出寶貴修改意見。

[1]卓建安：《張學良將軍在修文的片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貴陽：省人民銀行印刷廠印刷，1982年，第181—182頁。

[2]張嚴佛：《張學良被軍統局監禁的經過》，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13頁。

[3]黃文興：《從藏書題款看張學良幽禁期間的讀書生活》，《傳記文學》（台北）1993年第63卷第5期。

[4]張之宇：《張學良探微：晚年紀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頁。

[5]此處所說的古籍，是指1840年以前編輯出版的圖書（包括1840年以後整理、注釋的古代典籍）。

[6]「贈書清冊」只寫「傅子東譯」，未寫「列寧著」。此類情況較多，以下不再一一註明。

[7] 邱秀虎：《張學良將軍被囚瑣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203頁。

[8]《張學良日記》（大本，1937），4月16日、10月30日、12月24日。

[9] 《張學良日記》（袖珍本，1937-1944）；《張學良日記?劉衙、華湖日記》。

[10]《張學良日記》（大本，1937），3月25日、12月5日。

[11]《張學良日記》（1938-1940）。

[12]《張學良日記》（袖珍本，1937-1944），1942年7月28日。

[13] 《張學良日記?靈山日記》，1942年7月28日。

[14]《張學良日記》（袖珍本，1937-1944），1940年5月6日、9月25日。

[15] 《張學良日記?龍場日記》（一），1940年1月11日、5月6日。

[16] 詳情參見唐寶林主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9-196頁；李紅岩：《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主義思潮興起之原因探析》，《文史哲》（濟南），2008年第6期。

[17]《張學良日記》（大本，1937），1937年2月21日、3月2日、9月24日、10月24日。

[18]《張學良日記》（大本，1937），1937年1月23日、12月29日。

[19] 邱秀虎：《張學良將軍被囚瑣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貴州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第213—214頁。

[20]張學良將「各種歪曲主義和理論」分為17種，各種名稱如下（各種卡片數量系筆者統計）：A.孟塞維克化（30）；B.機械論（37）；C.均衡論（13）；D.左派或左傾（2）；E.右派或右傾（2）；F.中央主義（4）；G.改良主義（1）；H.修正主義（5）；I.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1）；J.實證主義（1）；K.直覺唯物論（24）；L.社會國家主義（1）；M.機會主義（4）；N.托派（1）；O.第二國際（6）；Q.十八世紀的唯物論（6）；R.相對論（2）。（原卡片p類被塗掉——引者注）

[21]張魁堂曾指出，「自1934年起，張學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幫助下，開始閱讀馬列主義著作，如辯證唯物主義、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列寧的《左派幼稚病》、《資本論》等，還要潘、黎經常給他講解。」（見氏著：《張學良傳》，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年，第119頁）

[22]張鐵生（1904—1979），又名鼎銘，江蘇高郵人，中共黨員，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國際問題專家。

[23]按：此處的「雜1」以及後面的「哲1」、「理5」、「唯心3」等是張學良為每個子目的卡片編的號碼，破折號後面的數字，是筆者為統計和引用方便對每張卡片補編的號碼。下同。

[24]黃文興：《從藏書題款看張學良幽禁期間的讀書生活》，《傳記文學》（台北）1993年第63卷第5期。

[25]張之宇：《張學良探微：晚年紀事》，第219頁。

[26]為節省篇幅，以下簡稱「米書」。

[27]由於張學良抄錄的卡片中存在大量衍文、脫文、節略等現象，為節省篇幅，以下凡引自卡片的內容，只要句子通順，意思明白，除非必要，就保持原樣，不再將衍、脫、節略等處一一補正。特此說明。

[28]《張學良日記》（1938-1940），1938年3月19日。

[29]《張學良日記?龍場日記》（一），1939年10月6日。

[30]《張學良日記?龍場日記》（二），1940年12月11日。

[31] 《張學良日記?靈山日記》。

[32]《張學良日記?龍場日記》（一），1939年9月21日、9月23日、9月24日、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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