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過饒宗頤，香港不再是「文化沙漠」

2月6日凌晨1時左右，文史學界著名學者饒宗頤在睡夢中離世，享年101歲。他和季羨林齊名，學界稱「南饒北季」。

饒宗頤，號選堂，祖籍廣東潮州。1917年8月生於廣東潮安，家學深厚，自學成才。先後執教於無錫國專、華南大學等校。1949年遷居香港，先後執教於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期間曾擔任京都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法國遠東學院、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78年退休，被世界多所著名大學聘為榮譽教授。

饒宗頤被人尊稱為「饒公」，他的研究領域囊括上古史、敦煌學、甲骨學、簡帛學、詞學、史學、經學、禮樂學、宗教、書畫、音樂等，出版著作60餘部，通曉英、法、德、日、梵等6門語言。1962年因《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漢學儒蓮獎」。我們在先生逝世當天整理出一份饒宗頤書單，包括他生前在大陸出版的學術著作、隨筆詩詞集、（通俗）傳記訪談等三類，經由這些書籍感知他的思考之廣闊。

今天，我們再次發文懷念這位老人。作者是中國香港特區的一位文化評論者，在他看來，饒宗頤先生「南來香港，我城之福」，但逐漸被「符號化」，變成「神」一般的人物，各種以他的名義命名的文化館、國學館、學術館等等紛紛開張。

撰文 許驥

立春剛過，「國寶」饒宗頤先生溘然長逝。消息立刻刷屏朋友圈，轉發的人大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學術圈、文化圈的朋友，無不驚嘆惋惜；第二類，湊熱鬧的朋友，大多放一句「大師一路走好」之類；第三類，略知饒公事迹卻不太留意饒公近況的朋友，竟然說出「原來他還活者」這樣令人尷尬的話。

然而這又情有可原，香港多處可見與饒公有關的事物——香港大學設有「饒宗頤學術館」，浸會大學設有「饒宗頤國學館」，荔枝角有「饒宗頤文化館」，而且饒宗頤文化館內還立有等人高的饒宗頤銅像——為生人立像的時代，容易令人錯亂。

學術無出其右，學歷只有小學

世人皆知饒公學術成就高，但知其成就如何高之人恐怕無甚。近代大學問者，如錢穆精通儒學經史，馮友蘭精通中國哲學，錢鍾書精通中西文學等等。而饒公則可謂在甲骨文、經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古典文學等領域均有造詣，更精通英、法、拉丁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種語言，又深諳詩、書、畫、琴等多重藝術——真配得上人送之「業精六藝，才備九能」八個字。饒公學問之大，以至於有人提出對他本人的研究可稱為「饒學」。

《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作者：饒宗頤

版本：中華書局 2015年8月

「通論十三篇，在梳理原始資料的基礎上，縱論正統論的提出、演變和論爭的史實。資料三大篇，按照時間順序羅列歷代有關正統論的史料原文，末附出處，間附以按語，或者考證史料，或者補充作者生平，或者駁正觀點等。」

饒公自己曾說：「我的天地，有中國的，有印度的，還有西亞的。近東、遠東，合起來一起做的，而非只是一方天地。」香港商務印書館前總編輯、饒宗頤文化館名譽館長陳萬雄認為：「饒宗頤堪稱中國相當長時間內最後一位通人。」學界素有「南饒北季」的說法，饒是饒宗頤，季是季羨林。而季羨林先生則說：「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

然而這樣一位不世出的大學問家饒宗頤，在今天這個只認學歷和論文數量的學術系統中，可能很難成為學者——因為他的正式學歷只有小學而已。

1917年出生的饒公，出生在一個富商家族。饒公的父親饒鍔是嶺南著名儒商，一方面經營錢莊生意，一方面有座遠近聞名的藏書樓，名叫「天嘯樓」，藏書數以十萬計。饒公的伯父也開錢莊，同時是畫家兼收藏家。民國初年韓山出土了四尊北宋瓷佛像，日本人譽為「中國陶瓷史上最偉大的傑構之一」，饒父買了兩尊，伯父則買了另外兩尊。從小，饒宗頤就是讀著家中藏書，把玩家中藏品長大的。在這樣的家世熏陶之下，天資聰穎的饒宗頤可以說天生就是做學問的種子。他的「中文教材」是《四部備要》，8歲就能寫詩。現在能找到的饒公最早的詩作，是他在16歲父親去世那年寫的，題曰《詠優曇花詩》，全詩如下——

優曇花，錫蘭產。余家植兩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傷之，因取榮悴無定之理，為詩以釋其意焉。

異域有奇卉，植茲園池旁。

夜來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氣生寒水，素影含虛光。

如何一夕雕，殂謝滋可傷。

豈伊冰玉質，無意狎群芳。

遂爾離塵垢，冥然返太蒼。

太蒼安可窮，天道邈無極。

衰榮理則常，幻化終難測。

千載未足修，轉瞬詎為逼。

達人解其會，保此恆安息。

濁醪且自陶，聊以永茲夕。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作者: 饒宗頤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年9月

從廣闊的世界角度和人類文明的高度審視國內與域外的文化交流與融合。由饒宗頤校訂，集其主要著作，涵蓋國學研究的基本領域：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等。

南來香港，我城之福

不過據饒公自己說，他少年時最喜歡讀的書還是志怪小說《封神榜》。饒公十分痴迷裡面的各種人物與法力，十幾歲那年，他甚至嘗試提筆寫小說，名叫《後封神榜》，寫了十幾萬字之多，可惜後來沒有世傳。至於饒公為何從小說轉向史學，用他原話說，是嫌小說裡面虛構（imagination）的成分太多，不像史學需要利用大量真實史料。學問者，有所約束方顯神通，不可太過天馬行空。

後來饒公遷居香港，可謂香港之福，而香港則也是饒公的福地。

行走中的饒宗頤。

饒公與香港結緣有兩次。第一次是1938年抗戰爆發以後，當時廣州中山大學聘請他到老家潮州去編輯地方志。抗戰爆發後中山大學西遷雲南，本來饒公作為員工也要去雲南，但他生了一場大病延誤了行程，沒去雲南，而去了香港。

到香港後，饒公經人介紹結識了兩位著名學者，一位是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一位是書畫家葉恭綽。王雲五當時想在四角號碼的基礎上編一個「八角號碼」，請當時只有20歲的饒公幫忙，這是他對文字學產生興趣的開始。而葉恭綽當時則在編「全清詩」，也請饒公收集。這兩段情緣對饒公日後的學術生涯產生極大影響。其後香港亦淪陷，饒公再度返回老家潮州。

饒公第二次與香港結緣是1949年大陸變天，饒公再到香港。因為饒公當時孤身一人在港，妻兒、親屬都在潮州，就有人勸他回潮州，但他沒有聽從。後來饒公說：「如果我當時要是回去的話，我現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1952年，饒公去香港大學執教。饒公沒有學歷，完全是自學，時任香港大學中文學主任林仰山教授慧眼識金，不拘一格聘請饒公。這件事對饒公影響至深，因為那時候很多南來的讀書人還在為生計發愁，饒公自稱只會做學問，一紙聘書讓他可以繼續安心於書桌前。用饒公自己的話說：「港大給我一份薪水，還讓我做我喜歡的事，到港大之後眼界也開闊了，有機會接觸到世界的文化。」

南來的學者在香港教書，也要適應香港的環境。在饒宗頤口述，胡曉明、李瑞明整理的《饒宗頤學述》里，饒公如此形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教學情況：「港大上課，國語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學生不歡迎。我的廣東話是學的，我自己的語言（潮安話）與廣東話是完全兩個語系。我的潮州話是閩南語系，所以廣東話也要學，因為第一次來香港已學了廣東話，所以上課講廣東話沒有問題。像羅香林，他的國語是帶客家話的，他不會講廣東話，令人奇怪，他一直是講國語的，所以我講課比較受學生歡迎，就是因為語言上容易溝通。」

《文學與神明》

編纂：施議對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年5月

饒宗頤訪談錄。呈現了饒宗頤在史學、文學、經學乃至甲骨學、秦簡學、敦煌學諸多領域的建樹，以及詩、詞、文、賦及書法、繪畫、琴藝諸多方面的藝術風貌。

作為「符號」的饒宗頤

1968年饒公再次南渡去了新加坡。相信他這次離開香港，與內地爆發「文革」，香港也發生了「六七暴動」的緊張局勢不無關係。當時新加坡剛剛獨立不久，新加坡大學成立中文系，邀請饒公擔任首任系主任，饒公便去了。然而後來經饒公的女兒回憶，饒公在新加坡任教期間可能並不太順意，因為新加坡那時特殊的政治氣候，對華人、華文都頗為抵觸，對自由的箝制亦很厲害。所以，饒公雖然和新加坡大學簽了9年長約，但是1973年提前解約回到香港。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十周年，邀請饒公擔任中文系主任。饒公欣然前往，一直做到榮休。其實饒公和港中大早有情緣，因為他是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的早期重要參與者之一。饒公榮休後，還一直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做帶研究生。

1978年饒公退休那年，正值內地改革開放，學術禁區也逐漸掃除。不久後，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邀請饒公回內地，饒公花了幾個月時間走訪了內地30多座博物館。內地雖然經歷「文革」浩劫，畢竟地大物博，饒公退休後發表的文章數量遠遠多於退休前，這與內地的文化營養是很有關係的。例如他赴廣東實地考察後，寫了兩篇論文分析六祖慧能，成功推翻過去千年世人認為六祖慧能目不識丁的成見，對佛教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饒公桃李滿天下，學生當中有學問家，也有文化人如黃霑。凡採訪過饒公的記者，都知道他為人親和、平易近人，從不以「大師」自居。只不過後來因為種種需要，饒公逐漸被「符號化」，變成「神」一般的人物，各種以他的名義命名的文化館、國學館、學術館等等紛紛開張。

而饒公本人淡泊名利，他用「饒宗頤」之名為香港學術界積聚能量，被澤後世學人。例如香港大學的饒宗頤學術館乃自負盈虧，無政府資助。港大「饒館」成立之初，饒公便慷慨捐出其藏書超過4萬冊（其中包括古籍善本700餘種，共2500冊左右）；另外他還捐贈了自己歷年創作、收藏的諸多書、畫、文玩。

《文化之旅》

作者：饒宗頤

版本：中華書局 2011年7月

饒宗頤的學術隨筆集，共收錄《維也納鐘錶博物館》《佛教聖地》《柘林與海上交通》等三十六篇文章，並搭配他的照片、畫作與詩詞選萃等。

饒公的學術著作高深，普通讀者難以一下入門。倘若推薦一本饒公的著作，不妨從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文化之旅》開始，本書以文化遊記為主，通俗易懂。金庸曾說：「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如今饒公仙逝，他播下的種子早已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有過饒宗頤，香港便不再是「文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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