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
原標題：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
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的地理,這已為當前所有歷史地理研究工作者所一致公認。現代地理學所要研究的,包括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人文地理的各個方面,也就是歷史地理所要研究的對象。二者的研究對象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以研究當前地理現象為主(有時當然也要追溯到過去),後者以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現象為主(有時當然也要聯繫到現在)。既然如此,所以歷史地理就其學科性質而言,它是一門地理科學,是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很明顯的。舊時代把歷史地理學看成是歷史學的一門輔助學科,前一個時期有人把歷史地理學看成是歷史與地理之間的邊緣學科,這些看法目前至少在我國國內已基本上銷聲匿跡了。
當前我國歷史地理學界急需通過討論予以明確的,看來已經不是學科的性質問題,而是學科的研究方法問題。研究方法不解決、不明確,這對於擴大我們的隊伍,促使我們的青年同行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是很不利的。在這裡我談一談個人對這個問題的一些意見,希望能引起同志們的注意,講得不對的地方,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
近一二十年來,有好幾位歷史地理學家在談到這門學科的研究方法時,都著重指出研究歷史地理必須重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野外考察的方法,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事實確是如此,有許多依靠文獻資料解決不了的歷史地理問題,一經實地考察,問題就有可能迎刃而解。史念海同志在他的《河山集》二集序文里列舉了他近年來通過野外考察解決的重要歷史地理問題共有二十多項,就是很好的例證。侯仁之同志對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之所以能夠遠遠超越前人,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他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整個北京市。他對沙漠地區歷史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也和他的實地考察工作是分不開的。
但是,我們若因此便認為研究歷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學會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或者說,依靠這些方法就可以解決所有歷史地理的問題,那可是絕對錯誤的。歷史時期的地理,換句話說,就是過去了的地理情況。這種情況少數是有遺迹保留到今天的,可以通過實地考察進行研究。但那只是極少數,大多數卻不可能有遺迹留下來,都隨著時間的消逝而過去了,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要研究這些已經過去了的消失了的地理情況,那就非得依靠歷史學的方法不可。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歷史地理學就其學科性質而言雖然屬於地理科學,但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卻既不能說只需要運用地理學的方法,也不能說要以地理學的方法為主,至少應該說運用歷史學方法的重要性不下於運用地理學的方法。當然,近一二十年來寫過論述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的同行們,誰也沒有說過不需要用歷史學的方法。侯仁之同志就曾在他的《歷史地理學當議》一文中提到,研究歷史地理「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學的訓練,熟悉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獻,並能運用一定的歷史方法」。陳橋釋同志在他所寫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的總論中也說,除了自然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外,歷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科學分析,也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不過這些文章主要都是為了糾正舊時代學者關起房門,足不出戶,埋頭在故紙堆中,完全不做野外考察的偏向而寫的,所以都是在強調地理學的方法、野外考察的方法之後,對歷史學的方法、文獻整理的方法只是帶上一筆,沒有能夠予以足夠分量的闡述。從近年來的情況看來,一方面只搞文獻不做實地調查這種偏向並沒有完全消除,另一方面,在一部分人身上卻又產生了另一種偏向,即忽視歷史學方法,忽視文獻資料的偏向。偏向都應該糾正,我個人的看法,認為當前後一種偏向毛病更大,所以我要在這裡呼籲一下,凡是有志於研究歷史地理的青年同志,不能犯這種偏向,犯了這種偏向的,務必努力予以克服。
首先,研究歷史地理不能局限於研完歷史自然地理,更重要的是還得研究歷史經濟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歷史經濟地理要研究歷史時期的產業、作物、工礦、商業和人口的分布與變遷,交通路線的開闢和城市的興衰,各個地區的開發過程,等等。歷史人文地理要研究歷史時期國家疆域和行政區劃的沿革,民族的分布與遷移,不同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區域的形成及其演變,文化中心的轉移,等等。這些方面所包括的課題,很顯然,你要是不從歷史文獻中下功夫去搜集大量的資料,那是根本無法進行研究的。史念海同志的《河山集》初集可以說是一部歷史經濟地理論文集,有講地區產業發展的,有講交通路線的,有講經濟都會的。他在寫這些文章時還並沒有進行過野外考察,他完全依靠歷史資料,包括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寫成了這麼一部有很大貢獻的論文集。反過來我們可以設想,要是不收集歷史資料,只做野外考察工作,這些文章肯定是一篇也寫不出來的。
其次,應該注意到,許多著名學者所取得的出色研究成果,包括研完歷史自然地理,也都是離不開歷史資料的,或者是主要取材於歷史資桿的。例如,已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氣象學家竺可禎同志所寫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是一篇權威性的著作。他研究五千年的氣候變遷,分成四個時期,只有1900年以後的第四期是依靠儀器觀測資料的,此外三個時期四千九百年,全部依靠歷史資料。第一期依靠考古資料,就叫考古時期,實際上這一時期中的殷商時代取材於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考古資料,也是文獻資料。第二期物候時期,取材於從《詩經》到元代文獻中的物候記載。第三期方誌時期,取材於明清兩代地方志中有關氣候的記載。
再如,侯仁之同志研究烏蘭布和沙漠地理環境的變遷,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仁之同志是親自進入這個地區做了細緻的考察工作的,但是,他之所以能發現這一地區古今地理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關鍵還是由於他把目前的情況跟《史記》、《漢書》、《後漢書》、《水經注》里的記載進行了對比。要是只做實地考察工作而不熟悉這些文獻資料,那是不可能作出這樣出色的研究成果的。
又如,有些林學家認為黃土高原根本不適宜於成長森林,不承認過去這裡有過森林。史念海同志的《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一文,強有力地駁倒了這種說法。他搜集了好幾百條歷史文獻資料,確證歷史時期的早期在黃土高原上到處都分布著森林,隨著人類社會的活動逐步加劇而逐步縮小,直到明清時代,才和今天相差無幾。我想那幾位林學家看了史念海同志那篇文章之後,是無法不改變他們原來的信念的。可見解決歷史地理問題,文獻資料有時比根據目前的地貌、土壤、水文等條件所作出的分析更可靠些。
二
以上泛泛談了歷史地理研究中歷史資料的重要性。下面再進而談談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的問題。
歷史資料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考古資料,一類是文獻資料。考古資料是古代人類活動的遺迹和遺物,通過這些實跡實物可以如實地復原古代當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情況,是科學性最強的資料。但是,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的大多數活動是不會有什麼遺迹遺物留傳下來的,再加遺迹遺物一般是不會說話的—沒有文字銘刻。所以,就有了文字記載以後這二三千年來的歷史時期而言,考古資料所能起的作用,畢竟還是趕不上文獻資料的,研究這一段時期的歷史主要得依靠文獻資料,研究這一段時期的歷史地理也不能不如此。而這一段時期由於距離我們這個時代最近,當然也是我們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如何搜集、整理,如何鑒別、分析文獻資料,事實上也就不能不是做好我們的研究工作的關鍵性環節。要全面論述處理好這個關鍵性環節的方法,那是可以寫成一部幾十萬字的專著的。在這篇文章里,我只預備講當前特別值得重視的三點:
第一點,搜集資料要做到基本上齊備。我們研究任何課題都切忌憑少數兒條資料就下結論,這是相當危險的,很可能導致不正確的結論。當然也用不著要求百分之百地搜全所有資料,這往往是難以做到的,一般說來也是不必要的。勉強這樣做還會導致文章寫得很煩瑣、很嚕嘮。但是,我們應該要求做到基本上齊備,也就是說,重要資料、關係到得出怎麼樣的結論的資料不能遺漏。資料是否基本齊備會影響到結論是否正確,我可以舉一個明顯的例子。
從陝北無定河北岸邇北到內蒙古烏審召、鄂托克旗一帶有一片沙漠叫毛烏素沙漠。有相當一段時間地理學界流行過一種說法,認為這片沙漠在五世紀以前原是一片肥美的草原,是五世紀以後才隨著人類的活動而逐步變成沙地的,有的甚至認為沙漠南部的形成不過三四百年,解放以前二百五十年沙漠向南擴展了六十里。且不談後兩種說法,只談流行得最廣泛的前一種說法。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是沙區南部今陝西靖邊縣北紅柳河北岸的白城子廢墟,是公元413年五胡十六國中夏國所築的都城「統萬城」的遺址,據歷史文獻記載,當時夏國國君赫連勃勃曾經登上統萬城附近的契吳山,舉目眺望,讚歎這一帶的山川景物之美,說是「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許多學者都認為這條史料說明了在統萬城建城的時候,這裡顯然還不是沙漠地區,而是景物很優美的一塊好地方;這裡變成沙區,應該是統萬城建成以後又經歷了若干歲月才開始的。儘管開始於何時的具體年代各家的推論有所不同,但五世紀初這裡還沒有受到流沙侵襲這一點是這許多學者所一致公認的,幾乎已成為學術界公認的定論。可是,趙永復同志寫的《歷史上毛烏素沙地的變遷問題》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趙永復同志的文章詳細論證了那種白城子附近的流沙形成於唐以後的說法是不符合於歷史事實的,根據北朝的記載,那時上距赫連夏不過百餘年,這一帶很明顯是到處分布著沙陵、沙阜、沙溪的游牧區。作者認為至遲東漢,即公元二世紀時,這一帶可能已有流沙的活動,因為見於東漢記載的奢延澤,應該是紅柳河上游一條支流八里河被流沙堵塞出口而形成的。赫連夏時代這裡的地理景觀和北朝時代不會有很大差別,赫連勃勃用「臨廣澤而帶清流」這句話來嘆美這裡的景觀,「廣澤」「清流」不一定就是優美的草原,很可能正是沙漠地區的現象,因為沙漠地區的河流,水源來自泉水或地下徑流,往往是很清澈潔凈的。至於赫連勃勃之所以要在這裡營建都城,他的著眼點主要並不在於這裡的地理環境如何優美富饒,而是在於建都在這裡有利於防禦近在數百里外強敵拓跋魏的侵襲。
這篇文章所論證的觀點是否完全能成立我不敢說,但至少動搖了過去流行的那種說法,把對這一帶的自然環境的變遷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作者為什麼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呢?除了他嚴肅謹慎的研究態度外,主要由於花大力氣搜集了近百條以前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所沒有掌握到的文獻資料,也就是說,他做到了資料基本齊備這一點。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要比資料不及他齊備的高出一籌。
第二點,不要把傳說當作真實史料。有些文獻資料來源於民間傳說。儘管傳說一經用文字記錄下來也就是文獻資料了,但事實上傳說往往並不反映歷史真實,我們做研究工作不能貿然把這種資料當作真實史料看待。
例如,「榆林三遷」的傳說傳播得很廣,屢次為中外地理學家所引用,作為陝北一帶沙漠南移的證據。實際卻根本沒有這回事。侯仁之同志的《從考古發現論證陝北榆林的起源和地區開發》一文，根據可靠記載,查清了榆林自1472年建立榆林衛以來五百年的情況:曾經多次拓建,比較重要的有三次。歷次拓建都沒有離開原址,所以「榆林三遷」,應該是榆林三拓的訛傳。這就破除了沙漠南移,五百年中使榆林三次向南遷移城址,這種迷惑了不少地理學者的立論根據。
這一類被前人記載下來的靠不住的傳說,各種書里都有,研究工作者要隨時注意培養鍛煉自己的鑒別能力,不能見了刊印在古書上的資料不加辨別,一概置信。這是一項必要的基本訓練。不經過這種訓練,是很難正確運用歷史文獻資料的。一般說來,正史里這種記載比較少,而地方志里則相當多。學地理出身的歷史地理學工作者搜集文獻資料,通常都不習慣到正史中找材料,習慣於從方誌中找材料,那就要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例如上海的地方志里說黃浦江是戰國時楚國的春申君開鑿的,春申君名叫黃歇,黃浦即因而得名,又給黃浦加上歇浦、春申江、申江幾個別名。這完全是胡說,如何信得?!現今上海市區是南北朝以後才成陸的,春申君時代這裡還是一片海域,他怎麼可能跑到海里來開河?方誌里這一類荒唐的說法很多,千萬不能上當。
第三點,不要輕信前人時古代文獻資料所作的解釋。先秦古籍里有關古代地理的記載,原是很寶貴的文獻資料。可是由於古人行文極為簡練,後代的註疏家和研究者對這些文獻所作的解釋,難免沒有誤會、走樣之處。所以我們處理這些文獻資料,就該把古書原文和後人注釋分別對待,不能混為一談;不應該盲從過去那些註疏家和研究者的解釋,應該憑藉我們自己所掌握的歷史知識和地理知識,運用科學方法去正確理解判斷這些資料所反映的古代地理情況。這樣做才能不受前人束縛,解決前人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作出超越於前人的研究成果。舉二個例:
第一個例:先秦有一個雲夢澤,但古書里「雲夢」二字不一定指雲夢澤,多數場合都指的是楚王的一個以「雲夢」都為名的遊獵區。雲夢澤是這個遊獵區的一部分。雲夢遊獵區是跨大江南北的,而雲夢澤則只存在於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漢之間。從西晉初年杜預注《左傳》,錯誤地把《左傳》中的「雲夢」解釋成雲夢澤,從而產生了雲夢澤跨大江南北的說法。這種誤解自晉以後逐步發展,到了清初的經學家胡渭手裡,竟然把整個江漢平原、洞庭湖區連同附近丘陵地帶都包括在雲夢澤範圍之內。這種極端荒謬的說法直到建國以後還為一些地理學家所採用,看來主要是由於他們沒有能夠察覺到杜預到胡渭的解釋並不符合於先秦古籍中「雲夢」的原意。我在前若干年注意到這個問題,作了一番研究,後來寫成了一篇題為《雲夢與雲夢澤》的文章。我的方法是先直接從先秦記載去理解先秦雲夢的真實情況,再一一破除杜預以來所有經學家和輿地學家的謬說,然後運用漢以後關於雲夢澤的可靠記載,去理清楚雲夢澤在歷史時期的演變過程。這篇拙文主要取材於文獻資料,也用了一些考古資料,但不多。總之,基本上全是用歷史學方法對歷史文獻資料作了整理和分析,並沒有採用野外考察和沉積物分析等地理學方法。可喜的是,地學工作者蔡述明同志利用鑽孔資料,通過實地考察,也得出了不存在一個跨大江南北的雲夢澤的結論,這就更證實杜預以來的說法是錯誤的,不符合歷史真實的,也說明了正確運用歷史學的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
第二個例:關於洞庭湖的演變。長期以來鵡理學界、水利學界根據近百數十年來的湖面日漸填淤,普遍認為整個歷史時期湖面都是在不斷地縮小,不同的只是有時快有時慢而已。那末,《禹貢》、《職方》、《爾雅》、《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這些古書講到古代著名的澤數,為什麼都沒有提到洞庭湖呢?《漢書,地理志》為什麼非但不提到洞庭湖,在講到湖南的湘、資、阮、澄四水時,為什麼又說成是湘水、沉水入江,資水、遭水入沉,都不提到入洞庭湖呢?過去人們都相信了前人洞庭湖是古雲夢澤的一部分的說法,又相信了前人把《漢志》湘玩入江、資澄入玩勉強解作湘沉是由湖入江,資遭是在湖中會合沉水的說法,因此問題也就無從發現。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前身歷史地理研究室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認真對待了有關洞庭湖的古代文獻資料,才發現前人這種解釋是相信不得的。若說洞庭湖是雲夢澤的一部分,那末《楚辭》、《國策》為什麼既有雲夢,又有洞庭?隨後我們搞清楚了雲夢澤全在大江北岸,並不跨大江南北,更確信雲夢並不包括洞庭。既然洞庭不是雲夢澤的一部分,若說見於《楚辭》、《國策》的洞庭果然是一個大過於後代的,或和後代差不多大的大湖,那末《職方》、《爾雅》等古書里講到九數十蔽時,為什麼不提到洞庭,為什麼不說楚有雲夢、洞庭二蔽?這麼大的一個湖,《漢書.地理志》里怎麼可以不稱湘、資、沉、遭入湖,或入洞庭,而稱入江入沉?不僅《漢志》如此,為什麼在大約成書於東漢的《水經》里,也說是湘水、玩水入江,又說遭水也入江,而資水是「與沉水會於湖中,東北入於江」?這隻能說明玩水、資水的下游有一個湖,這個湖既與湘水、澄水不相涉,顯然不會很大。後來我們又發現在《莊子》里兩次提到「洞庭之野」,竟然不把洞庭地區看作澤數而目為平野;在《山海經·中山經》里提到湘水、撫水、遭水都是在「洞庭之山」附近與江水相會,卻並沒有提到洞庭之山下有一個洞庭湖。經過這麼一番認真考索,我們才確信前人對古書的解釋絕對不可靠,先秦兩漢的洞庭湖不可能象見於南北朝著作《荊州記》、《水經注》里所記載的那麼大,更不可能有唐宋記載里所謂「八百里洞庭」那麼大。否定了前人的誤解,我們才得出了一個與前人截然不同的結論:原來洞庭湖在歷史時期不是一直在由大變小,而是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演變過程。我們根據這個結論先在我們所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按各個歷史時期的記載作出了處理:春秋戰國兩漢只在今岳陽君山腳下畫上一個小小的洞庭湖,把湘、資、沉、遭按照《漢志》、《水經》記載那樣畫作入江或入沉;從東晉以後才畫上一個大洞庭湖,湘、資、沉、遭都注入湖中,南朝、唐、宋、元、明逐步擴大,到清圖才縮小了一點。不過我們的清圖是按1820年的情況畫的,所以圖中的洞庭湖還是比現在的大得多。
畫圖工作結束(指內部本)之後,我們又把這個課題交給張修桂同志請他作進一步的鑽研。張修桂同志又根據湖區的地質、地貌、水文、考古和衛星照片等多方面的資料,結合文獻資料,寫成了《洞庭湖演變的歷史過程》一文。我認為這篇文章寫得是很出色的,由於採用了多種地理學方法研究下來的結果和我們原先用文獻資料得出的結論正相符合,使我們更加確信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看法和我們在圖上所作的處理是符合於歷史真實情況的。張修桂同志的研究使這個問題解決得更細緻、更圓滿。由此可見,歷史地理研究工作,特別是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工作要取得較高質量的成果,必須同時採用地理學和歷史學兩種方法相互配合。而我們最初提出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基本看法卻是從文獻資料的鑽研分析得來的,是從破除了前人的誤解,建立自己的正確理解得來的,由此又可見正確對待文獻資料的重要性。
三
上述三點是歷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確對待歷史文獻資料特別值得重視的問題,以下談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那就是怎樣對待文獻資料中的沿革地理知識問題。
在我國有悠久傳統的沿革地理學,不等於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歷史地理學。沿革地理的研究範圍沒有歷史地理那麼大,沿革地理一般只要求講清楚歷代的沿革即變遷經過就行,不象歷史地理那樣還要求探索演變的原因和規律。所以侯仁之同志在他的《歷史地理學當議》里說:「掌握沿革地理的知識,只不過是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初步」,這是完全正確的。現在要提醒大家的是:初步儘管只是初步,任何人做任何工作總得要健全地踏上這一初步,才有可能達到最終的目的。誠如仁之同志在同一篇文章里所說過那樣,「沿革地理的知識,對於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來說,同樣是十分重要的」。可是現在有不少學歷史地理的青年同志不願意下工夫去掌握沿革地理的知識,有些學校里講授歷史地理課的教師也不夠重視這方面的知識,往往略而不講,我覺得這是關係到我們的隊伍今後能否健全發展的重要問題,所以在這裡提出來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這幾年各地都在修地方志,不少省、區都辦了地方史志通訊這一類刊物,我偶然翻閱,發現許多人講到政區沿革時往往鬧笑話。例如,《禹貢》不是大禹時代的作品,《禹貢》里的「九州」不是夏代的行政區劃,而是戰國時代學者對他們所知道的整個「天下」所作的地理區劃,這是稍稍接受過一點「五四」以後的歷史教育,破除了對儒家經典的迷信的人都能知道的常識。可是現在的地方史志工作者,竟然還有人在沿襲封建時代的老一套,講到一地的沿革,還是從夏禹時屬某州講起。再如,唐宋時代的地方行政區劃基本上採用以州(包括府)轄縣制,全國分成三百多州,隸屬於十多個或二十多個道或路。在唐初至宋末六百六十年中,只有從唐天寶元年(742年)到乾元元年(758年)這十六年改州為郡,其餘六百四十多年都只有州,沒有郡。所以在簡述一地的沿革時,當然只能說唐屬某州,宋屬某州,但現在有的同志竟然在說什麼某地唐屬某郡,宋屬某郡,好象唐宋時代都是在推行以郡轄縣制似的。又如,歷代正史地理志各府州下的戶口數,指的是這個府州全境各縣的,包括城市鄉村都在內的戶口總數,不是專指這個州的州治所在的城市戶口,現在竟然有人在根據這些數字大講起唐代揚州、宋代杭州的城市戶口來了。又如,六朝時代的揚州和隋唐時代的揚州完全是兩碼事:前者在長江以南,後者在長江以北;前者以建康(今南京市)為治所,後者以江都(今揚州市)為治所;前者轄境兼及今江蘇、安徽長江以南各一部分和上海、浙江一直轄市一省,後者轄境僅相當今江蘇揚州、南通兩個地區;可是現在竟有人用六朝時揚州的資料來闡釋唐代揚州的情況。這些豈不都是笑話?對沿革地理的知識這樣惜然,那怎麼能進一步做好歷史地理研究工作呢?這實在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我認為,如何採取措施使搞歷史地理教學、研究工作的人能夠在短期內掌握一些基本的沿革地理知識,這是我們當前歷史地理學界的一個巫待解決的問題。我希望有關方面能夠認真對待這個間題,在短期內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
1982年8月27日
本文出處：《學術月刊》198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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