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余世存：我們要回到傳統文化，尋找安身立命的坐標

天下 02-09

余世存，

作家，

生於1969年，199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著有《常言道》《非常道》《家世》《先知中國》等。圖/鳳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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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余世存，採訪/張丁歌

小時候，父親讓我知道了中國農民對節氣非常重視。那時每到春夏之交，他經常會串門，回家後高興地告訴母親：問清楚節氣了，驚蟄、穀雨、清明、芒種??父親說，早一天晚一天都會影響種子成長，影響整年收成。農作物的記憶竟如數學般準確，鄉里人在播種這樣的「大作」上，都分外虔誠、嚴肅。

這是我對節氣與農耕文化關係的最早印象。後來看過一個英國人對江南農業的報告，就是論證了中國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產出是歐洲的幾倍。這種天地間的交互作用很微妙。

前幾年我在大理生活過一段，發現很有意思的一點：極遠古的時間和極僻遠的空間有著微妙的聯繫。諸子百家那裡的文化，在偏遠的農村有著生動的存在。我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在天地之間了，一種大的時空之間。

立春不僅是

農曆

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一個節氣，而且是我國民間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圖/lotour

在鄉村，在空間的邊緣，我們的時間會被喚起。而在都市，也並非佔有了空間，它是一個時間的前沿地帶，反而容易把時間丟了。

何為「大時間」？它應該跟現代社會的心理時間是相對的。現代人的時間是非常短小、淺近的，我們最關心的往往是一年兩年的事情，缺乏那種時空關係的意識，從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軸來看問題，看世界，看自己。

我去大理生活，是一種回，甚至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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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意外，余世存怎麼搞《易經》了？其實，我是回到《易經》了。

去雲南之前，我只是讀過《易經》，但完全沒有深入。和很多學院派學者一樣，從考古、訓詁的角度去讀，再從別人的解釋中想像、判斷，猜這卦是什麼意思。

在雲南那兩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讀書，系統讀了《左傳》、《春秋》這些經典，又開始讀天文學的東西，因為在大理可以看星星嘛。阿城在《河圖洛書》里提到的那些人，我都讀了。

後來自然讀到《易經》門前，通了一些，但還是有種感受：似乎所有書都讀完了，但唯有兩本沒跨過去，就是《內經》和《易經》。不是有種傳說嘛，說這兩部典籍是外星人送給人類的禮物。

在雲南那兩年，余世存的生活主要就是讀書。圖/huitu

有時會想，所有的書，即使你再笨，也有專家幫你讀了，像《論語》、《道德經》，各種注釋本，照著看也能看出名堂。但唯有《內經》和《易經》，太難破解。

我在那鄉野星空下，邊研讀，邊對古人心生敬佩，也折磨著自己。差不多是到了後來寫完《老子傳》了，我都回到北京生活了，再反覆投入《易經》，才一點點解了扣。像是通了，篤定了很多，覺得有必要交出自己的一份答卷，於是開始寫《大時間》。

這種感覺，就像中西方都講過的：真正的師徒，不是徒弟去拜師，而是師傅來找徒弟。必須等你的心性到了，他才會去找你；如果你心性不夠，他找到你，你佩服他，但你倆還是沒那種緣分。我和《易經》大概就是這種關係。

我在春天動筆，從太陽回到北半球的復卦寫起。復卦中有「朋來無咎」、「出入無疾」等辭，這不正是中國人過年送紅包的現象嗎？不正是近幾年冬至前後大家開始重視養生意識嗎？幾千年前的辭句今天仍有效，讓我理解了《易經》「觀象繫辭」的本質。這一卦卦的解讀充滿了驚喜。

北京觀象儀的渾儀，是我國古代的一種天文觀測儀器。圖/epailive

我一直在說回到《易經》，是希望大家回到它本來的面目、狀態，並且讓它有效加持現代人的生活。

古人說《易經》是「為君子謀」，而不是「為小人謀」，小人也指百姓眾生，「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我這本書就是要把《易經》還給大眾，讓大家拿回一個工具，用來理解自己跟世界、跟時空的關係。

當然這個「回到」，可能還涉及我們這代人需要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坐標。我們這代人考學到大城市，內心一度想擺脫原有中小城市的親人、朋友圈子，因為它綁架你，從情感上勒索你，你幾乎想甩掉這個血統。但慢慢你會發現，無論到哪裡，北京、上海甚至海外，那個文化脈絡是擺脫不掉的，它如影隨形追隨著你。

從開始的對立、瞧不上，到最後完成和解，你會發現這個過程很有趣。第一，那個你曾想擺脫的東西本質上擺脫不掉；第二，它是你生命的組成部分，要接納它。

京劇被稱為"國粹"，是積澱了中華民族審美習慣和文化傳統的藝術瑰寶。圖/京劇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也是如此，我們在擺脫不掉傳統文化的時候，是否有可能更積極地參與現代生活？這其實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所要做的。

中國傳統文化，除了胡適、顧頡剛等做了整理之外，「五四」以來的幾代中國人都把它放在一邊，忽視它，甚至輕視它。大家都在熱烈地擁抱西方，借余英時的話，都是「急於用西方觀念來為中國書作新解」。

但一百年來的進程證明，這種單相思式的改造是有問題的，在對自己家的文化不夠熟悉的情況下，就想把房子裝成很現代的樣子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你會發現內心還是安頓不下來。所以我們要回去。

我去了大理生活，其實也是一種回，甚至像是一種逃：逃離都市，逃離紛亂的現代生活。在這次「逃離」中，我重新發現了《易經》，發現了個體與自然、與時空的關係，像進入了一種大尺度的時間。

《易經》四象蘊含著豐富的時空意義。

《易經》的四象狀態，

就是一個時空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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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幾歲接觸到節氣對「農耕文化」的影響，從《易經》概念看，節氣只是一個小單位。就像古人說《易經》，「易與天地准」，只要天地存在，這個大的時空模型就存在。

《易經》的四象狀態，就是一個時空圖景，個人、家國、天下，就是東南西北、春夏秋冬。我們把世界一分為四，時間就是春夏秋冬，空間就是東西南北。時間是不均勻的，一年四季的時間含義不同；空間也是不均勻的，高山河流的地貌不同，方位和能量也不均勻。比如：東方的能量相當於春天，南方是夏天，西方是秋天，北方是冬天。

這種四分法是共通的。就像古希臘以來的西方哲人提黃金、白銀、青銅、黑鐵時代；文藝復興以來康德、馬克思、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把人類文化分為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包括印度人的成、住、壞、空，這些劃分和春夏秋冬其實沒什麼差別。

所以我在《易經》里看到一個大時間，它是一個世界圖景。全球化其實是超越時空限制的，中國人和外國人與時空的關係是共通的。我們不僅僅是中國人，也是東方人，同時享有西方人的成果智慧。我們不只講仁愛、講感恩，也要講正義、講邏輯。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仁愛思想對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圖/鳳凰網

其實中國人應該有自豪感。因為中國處於世界的東方，屬於時間的春天階段，一元復始，生生之大德，中國人繁殖力、生命力都是罕見的。中國人幸運地處在時間和空間的一致性階段，當人類的精神從春天出發的時候，中國人恰好在春天狀態。

中國人先學的是春天的文化，例如以孔子為代表的仁愛的東西；成長後接受夏天的文化，如印度文化、佛法；近幾百年接受西方的秋天文化。反過來，西方人可能太理性了，他們要往東走，要去春天，回到人類的童年階段。

但春天又是一個「初生」階段。為什麼我總說中國人是「類人孩」？因為缺乏西方意義上的成年人格和公民責任。所以我們被稱為「子民」，被大家長統治。

再比如，都說中國人不講邏輯。其實邏輯的時空方位是西方（秋天），但中國人講抒情、講詩歌、講直覺，這個是在東方的。辯證思維在南方，兩世思維（對於中國人最陌生的）在北方。

余世存在《時間知道》節目中講鮑勃·迪倫。

一個人一輩子都會經歷這四個思維：我們小時候是東方人的思維，善於抒情，直覺力強；到了40歲左右，邏輯性會增強；到了晚年，很多人貪生怕死，但也有人想早死早投胎，這就是兩世思維。

整個人類精神也受制於這種時空的演進。《易經》中說「帝出乎震」，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間，北半球北緯30度附近（即中國先天易的震卦區），不約而同出現了老子、孔子、釋子、蘇格拉底等「天才兒童」，這些軸心時代巨子的思考至今仍給我們啟示。

也有人說我研易「走火入魔」了，

說老余「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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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卦爻辭的熟悉，我只要知道一個人的出生時間，便能隨口講出其性格特點和生活遭遇。有人就認為我研易「走火入魔」了。特別是聽說我寫了《大時間》，也有朋友開玩笑，說老余「妖了」。

我只能說通過朋友的行為給他做預判，這是兩種思維方式的衝撞：他認為自己是科學主義、理性思維，把我判定為占卜式的、不可知的、宿命論的東西。他沒有意識到這本質上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直覺思維。

中國占卜學古稱玄學，是建立在中國傳統文化的

太極、八卦、五行等基礎上，用於預測人、事、物的一門學問。

圖/圖蟲

就我個人的體驗而言，學《易經》更讓人敬畏，更堅定人生宇宙的信仰。那種收穫是難言的，我常說，這不亞於一個理財高手驚奇於大時間裡的點線之美，也不亞於一個天文學家驚奇於先人仰望星空發現了天文之美之善。

其實我也是人到中年才打開這部書，我也曾跟很多人一樣對它抱有偏見。有這麼一個典故：上世紀30年代，榮格遇到胡適，他問胡適《易經》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胡適就說，別管它，那是一本關於古老的中國的魔法彙編。榮格知道胡適是實驗主義大師，就問他是否用過《易經》算命。胡適說算過，榮格再問他算得準不準，胡適說，可能有個70%。後來問得胡適都不好意思了。榮格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這個實驗主義哲學家都沒有讀懂這部國學典籍，很遺憾。

當然也沒有必要把《易經》思維說得這麼神乎其神，它其實跟我們青少年的思維差不多，或者是中文系的文學思維差不多，是不需要推理過程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