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居吳上游，孫吳早就圖謀攻取荊州

　建安五年（200年），孫策臨死時，令長弟孫權作自己的繼承人，囑託張昭等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這時，東吳的情況是怎樣的呢？當時雖已有會稽、吳、丹楊、豫章、廬陵五郡及江北廬江郡一部分，可是山區居民還多受強宗豪帥的控制，不接受孫氏政權的徵調，而土著豪傑及因逃避兵禍而渡江南下的士大夫也都在觀望形勢，以自己的安危利害決定動向。他們和孫氏政權並沒有建立牢固的君臣關係。正因為這樣，孫策剛死，原為孫策所表用的廬江太守李術就「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既多有「亡叛」，說明當時逃離孫氏政權的民丁並不在少數。本來已經和周瑜過江準備投靠孫策的魯肅，這時也有北還的意圖。甚至連孫權的從兄孫輔也「恐權不能保守江東」，背地裡「遣人■書呼曹公」。孫權另一從兄孫暠更野心勃勃，想趁機奪取會稽，幸賴會稽郡吏民保城固守，使孫暠未能得逞。凡此，都說明怎樣安定人心和鞏固政權是孫權的首要任務。好在這時孫權年已十九歲，他雖不及孫策那樣英武善戰，但也已有一定的軍事和行政經驗。當建安元年孫策剛平定江東各郡時，權年十五，已經做過羨陽縣縣長，繼為行奉義校尉，跟隨孫策征戰，表現了一定的才能和識見。張昭、周瑜等認為孫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孫權統事以後，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下各事：

　　（1）招延人才，團結部屬

　　除了重用原來孫策時的文武要員張昭、張紘、周瑜、呂范、董襲、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還「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魯肅、諸葛瑾、步騭、嚴畯等都受到親待，給以重任。武將如從荊州投奔過來的甘寧，經過周瑜、呂蒙推薦，權甚為器重，待之如同舊臣。對年輕能幹的吳人陸遜，也招致到幕府任職，「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經過親自考察和談話，孫權還賞識了吳縣縣丞廣陵人呂岱，逐步予以重用。這樣，六、七年間，做到了「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從而使孫氏在江東的統治穩定下來。

　　（2）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很早就有百越與漢族人民共同居住。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修築了從咸陽直接通往會稽的馳道，並謫發內地罪人至江南，加強了南北聯繫和民族融合。漢武帝幾次將東甌、東越的人民遷徙到江淮之間。隨著秦漢四百年中央集權的加強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漢越人民之間的民族界限也越來越淡薄。許多沿江和平原地區的人民已基本消除了民族隔閡。孫氏在江東建立政權後，為了與強大的曹操等勢力抗爭，更加緊對廣大山區漢越人民的鎮撫。當孫策進入曲阿，驅逐劉繇時，已有軍隊數萬人。他對周瑜說：「吾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楊」。說明孫策要徹底平定吳、會二郡，就必須令二郡山區越民納入其統治之下。孫策死時，因「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吳郡各縣縣長甚至不敢離開縣城給孫策送葬。因此，孫權統事之初，就「分部諸將，鎮撫山越」。建安八年（203年），孫權「使呂范平鄱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山越反抗劇烈之縣）令長」，分別鎮壓山越。另外，會稽南部都尉賀齊也平定了建安（今福建建甌）、漢興（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市）的反抗，禽獲山中名帥洪明等五人，料出兵萬人。以後仍不斷對山越用兵，雖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畢竟從山民中榨取了一定數量的兵員和物資，從而增強了孫氏政權的力量。

　　除了山越以外，孫權也鎮壓了其他的反抗勢力。如上述廬江太守李術，原為孫策所表用，孫策死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命術送回叛者，術回答說：「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進軍攻術於皖城，梟術首，徙其部屬三萬餘人。又建安九年（204年），權弟丹楊太守孫翊為郡都督媯覽、郡丞戴員殺死，媯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與翊親信舊將孫高、傅嬰共設謀殺覽、員。權聞訊，從椒丘（今江西南昌市）趕到丹楊，族誅覽、員餘黨。

　　（3）三征江夏，斬殺黃祖

　　荊州居吳上游，孫吳早就圖謀攻取荊州。江夏守將黃祖曾射殺孫堅，更成為被孫氏討伐的借口。建安八年（203年），孫權又攻黃祖，正勝利進軍之際，「而山寇復動」，因之孫權不得不回軍鎮壓山越。建安十二年（207年），權再次「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次年春，權第三次出擊黃祖。祖水軍橫置兩蒙沖，挾守沔口（即夏口），蒙衝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權前鋒董襲、凌統各率敢死士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船，突入蒙沖內。董襲用刀切斷兩紲，蒙沖乃漂流。權軍遂得前進，呂蒙在前親梟黃祖手下水軍都督陳就之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逃走，被追及斬首，虜獲男女數萬口。

　　經過以上各種措施，孫權在江東的統治得到了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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