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1948-1949，國寶大遷徙
作者：楊渡（騰訊·大家專欄作家，台灣詩人、作家）
1948年12月22日，一艘船悄悄地從南京下關出發，航向台灣。
這是一次秘密行動。由蔣介石親自下令，讓時任海軍總司令的桂永清派出軍艦中鼎輪來載運。中鼎輪是一艘登陸艇改裝的運輸艦。前一天下午，在下關裝船的時候，幾個單位都派人來了，他們要親眼看著每一個箱子裝上船，再派自己單位的人親自押著箱子，到台灣去。
這些箱子的數量，總計是：故宮博物院320箱，箱里有3409件文物；其中古物295箱，圖書18箱，文獻7箱。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去倫敦參加藝術展的80箱珍品。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則有220箱。
同時運送的，有「中央圖書館」的珍本書60箱，這次主要是以明朝以前的刻本、校本、手抄本為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120箱，它擁有最珍貴的甲骨與金石古文物。此外還有外交部重要各國條約檔案60箱。
各單位都派出自己的押送人員，負起完全責任。故宮派了庄尚嚴、劉奉璋、申若俠，中央博物院派了譚旦同、麥志誠，其他單位也都派了專人。
想不到的是，12月21日，箱子要裝上船的那一天，海軍人員聽說有船要開到台灣，竟帶著妻兒眷屬，一起先趕到了碼頭。這些眷屬的層級都不低，否則不會知道這麼機密的船要開，船上的工作人員不知如何阻止，就全部放任他們上了船。等到文物到了碼頭要上船的時候，人都已經上去了。他們各自尋覓地方，攤開被褥，席地而卧，屈身而眠，閉目養神，如入無人之境。整個甲板上，竟然已經無一處空隙。
前來巡視文物押送的傅斯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上船一看，文物船竟變成了「難民船」，而軍隊紀律竟渙散其斯，整個人都氣白了臉，他以杖叩地，敲打了好幾下，連呼：胡鬧，胡鬧！他把史語所的押送同仁找來，問了幾句，就匆匆驅車離去。他直接把車子開到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辦公室。
桂永清（1901－1954）
這時，杭立武（時任教育部次長）也打了電話給他的同學──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周憲章，他們是留英同學，有一些交情。
桂永清知道事態嚴重，機密押送變成公開行程，文物船變逃難船，而且海軍眷屬竟然先逃，這說出去能聽嗎？更何況此事鬧不好會傳到蔣介石那裡去，事態嚴重，桂永清只好親自上船處理。他一個個去勸導，希望眷屬以國家文物為重，此船乃是特別指令，只運送文物，不得搭載無關人員。經過一番疏導，海軍眷屬才逐一離開。但他們恨得咬牙切齒，要他們自己好自為之，跟文物不相干的人一個都不許上船。結果本來有幾個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全船除了航行人員與押送人員及眷屬之外，就是文物。
這整個過程顯示出：隨著三大戰役的失敗，國民黨大勢已去，連海軍的高層都想先把眷屬送走，更何況其他人。從北方的戰場出來的人們，擠滿了南方。而稍稍有經濟能力的人，正擠滿了碼頭，帶著金條，想購買一張船票而不可得。
事實上故宮、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的文物南遷，早在1948年11月10日，就開始討論了。當時杭立武眼見東北敗戰，華北失利，就連絡了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四個單位的人，包括了：杭立武、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時任外交部長）、傅斯年（代表中研院史語所）、徐鴻寶（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等人，一起到翁文灝（時任行政院長）的官邸，舉行會議。這幾個人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理事會成員，舉行會議討論南遷，也是有鑒於抗日戰爭時，故宮文物從北京遷徙到四川，一路險象環生，付出許多代價，最後才平安抵達各地安放。抗戰勝利後，又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古文物慢慢復原，大部份運到了南京，還有一部分出國參加倫敦藝術展，想不到戰火激烈，如果要遷徙，也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做到，得提早籌劃。
資料圖：抗戰時期的故宮文物在打包南遷
對故宮文物與中央圖書館善本書，本來有人建議仿照抗戰模式，往四川山中運，以避免戰火的波及。但蔣復璁認為，對付日本那種現代化重武器，運到山溝溝里，日本確實打不進去。但是此一時彼一時，此時運去山中剛好是「瓮中捉鱉」。所以他主張最好運到台灣。
抗戰時期，文物南遷的艱難道路
會議中，朱家驊表示「中央圖書館」的文物一併遷台，而傅斯年以史語所的身份表示，史語所的文物有甲骨、青銅器等也隨同遷台。既達成共識，遂決定由翁文灝報請蔣介石。蔣介石也同意了，並表示能搬運就盡量搬運。於是整個文物南遷的事，就這樣展開。
從12月10日開會，到各單位自衛開會決定何者為精品，何者要搬遷，何者要留下，以及如何裝箱等，一直到12月21日就能出發，其實時間非常短，可見各方已感覺到時局的急迫了。此時北方的淮海戰役雖然還在打，但勝負已分。不僅文物，連海軍的人都知道，再不走也來不及了。
第一批運台的文物在12月22日從南京出發，26日抵達基隆，27日清晨才開始把箱子卸下來，立即上火車，傍晚開車。在先遣人員的引導下，文物運到了楊梅火車站附近通運公司的倉庫，暫時存放。但是楊梅的倉庫不大，放了第一批就快滿了，還是得先找一個可以儲存的地方。於是先遣人員南下台中，看中了這裡氣候乾燥，台中糖廠也有很大的倉庫可以用，才終於定下來。
故宮國寶運到台灣時，先放在台中霧峰的北溝山中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從南京開船，故宮博物院有1680箱，其中古物496箱，圖書1184箱，《四庫全書》正是此中最重要的寶貝。由於此次是向船公司包船，所以運行順利。
等到第三批要運送時，已是1月下旬，此時蔣介石剛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北方戰局大敗，人心惶惶之際，民間商船都被調去轉運軍需品，已無法租到商船了。不得已，只好再求助於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桂永清指派「崑崙號」擔任這個任務。「崑崙號」是一艘三千噸的船，但它還在其他地方出軍事任務，行程必須保密，船到碼頭也不能停留，必須立即上貨裝船，所以文物得先運到碼頭等候。
此時南京正是冬日，寒風蕭瑟，冷雨霏霏。然而碼頭已堆滿了各方運來的逃難物資。國寶文物的箱子無處擺放，只能露天放在碼頭上，擺在一堆雜物中，勉強用油布先蓋上，以避免雨水淋濕。凄風苦雨中，有運送的文化人目睹國寶淪落至此，不禁想起李後主的詞，內心感到無限悲涼。
1月28日，正是農曆除夕前一天的小年夜，崑崙號到達港口時，船長宣布只停留二十四小時，必須立即裝船。不料工人卻以過年為由，拒絕加班搬運。幸好，碼頭工會已先拿了訂金，不能反悔，再經過軍警的疏導，還加發「新年特別獎金」，工人才開始搬運。
不料，正在裝船的當下，海軍總司令部方面的人聽說有船要開往台灣，竟連夜打包，攜家帶眷，擁到了碼頭，拚命衝上船去。軍艦人員眼看都是熟人，無法阻止，就放開了。本來船上的前艙就裝了其單位的物資，餘地最多可容納五百多箱，而後艙又被眷屬佔據，就沒有空間了。
杭立武急了，眼看交涉無效，再打電話給總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到船上本來是想勸導眷屬的，卻不料這些眷屬一看桂永清來了，一家老小竟都跪下來，放聲大哭起來。此時南京已經非常危急了，逃難人潮擠滿了碼頭，再多的金條都買不到船票，他們把這個機會當做最後的希望，既然拼了命才登上船，如何肯下去？
桂永清看著自己多年的部屬家人，只能搖著頭說：「把艦上所有官兵的卧艙都開放了吧。」他只能設法盡量容納了。然而即使甲板、餐廳、醫務室都堆滿了，還是不夠。碼頭上還有許多箱件上不來。艦長眼看再沒辦法了，唯有宣布停止。未能上船的，故宮有728箱，中央圖書館有28箱只能交給留守的人帶回。
封艙後，船快開了，杭立武突想起來，還有四箱寶貴的文物。那是抗戰時期，汪精衛赴日本時，拿去贈送給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禮物，計有：翡翠屏風、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玉器，抗戰勝利後，好不容易才收回這些有紀念意義的文物，總共有四箱，他趕緊跟艦長交涉，才終於上了船。
曾被汪精衛送給日本天皇的翡翠屏風，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
這一艘船不是專運文物的，因此繞行好幾個港口，走了二十四天才到達基隆。
這已是最後一批了。
這些文物有的屬於當時的外交部、中研院史語所，後來都陸續歸還，唯有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的文物，有些善本書後來歸給台北的「中央圖書館」，其餘大部分文物則由台北故宮博物院典藏。
台北故宮博物院
這些文物到了台灣之後，先存放在台中糖廠的倉庫，後來擔心戰爭空襲，再轉到霧峰靠山邊，名為北溝的地方，建了一個庫房。後來因海內外來參觀的人多了，每一次都得由故宮人員拿出來展示，掛上觀賞，再收起來，非常不便，於是籌劃在台北市近郊的外雙溪建長期展覽館。1965年，新館完成。由王雲五擔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蔣復璁任院長。中間又歷經幾任院長，盤點文物、組織改革、改建擴建，終成現在的模樣。
北溝公開展示200餘件文物的內部展廳
在戰爭烽火中流離遷徒，飄洋過海的中華文化瑰寶，終於有一個長期展示的地方。
至於歷經戰火而遷徒來台的文物有多少價值呢？2013年，米芾的畫作《深山夜雨》在紐約的拍賣會上亮相，起拍價是3000萬美元。而台北故宮有米芾的作品七十一件。更不必說朗世寧的畫作動輒上億，而台北故宮有六十四件。其他的無價之寶更難以估計。
米芾《深山夜雨》
後代的我們，對生存於戰火的暴風雨中，還時時刻刻想到文物與文化保存的先人，不得不感到深深的敬意和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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