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人又一次「打敗」了政府：每次危機後，他們都能再上層樓，服！

1月31日，釜山國際電影節（BIFF）在與朴槿惠政府抗爭22個月後終於自由選出領導者，BIFF的創始人、前電影節常任主席李庸觀先生全票當選新一屆BIFF的董事局主席，這宣告了韓國影人的再一次勝利。

李庸觀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韓國電影內堅外挺、牆裡牆外花兒都香的近20年，一直是國內電影人羨慕嫉妒學習的對象。2000年以來，韓國本土電影佔有率持續居高，成為除美國之外最強勁的自由市場。難能可貴的是，市場紅火的同時，韓國電影藝術性亦備受認可，連年不斷問鼎國際三大電影節，優秀的電影創作者從未斷代。

然而其強大並非一朝一夕成就的，而是多年來韓國電影人不斷努力的結果。接二連三的危機紛紛轉化為韓國電影活躍堅韌的造血基因，甚至「危機即機會」亦成為韓國電影人標誌性座右銘。當然韓國電影史上危機無數，但最彰顯其本質、影響深遠的有以下三次。經過這些齊心協力的爭取，韓國電影一次次重生並煥發出新的生機，最終練就了由外及里的底氣十足。

光頭運動（1998-1999）

韓國電影銀幕配額制（screen quota）始於1967年，當時政府規定一年中必須有90天上映本土片，隨著歷史發展，國產片銀幕義務放映制度時有增減，後來通行的一年146日義務放映天數直到1985年才確定下來。1998年，在韓國對好萊塢電影發行公司開放市場10年後，韓美WTO貿易談判中，面對剛從亞洲經濟危機泥沼中勉強起身的韓國，美國以進一步放開通商領域、創造就業崗位為條件，要求韓國壓縮銀幕配額制。曾明確提出「一臂之距」文化政策的金大中政府眼看難守文化底線，1998年12月「泛電影人非常委員會」在首爾成立，各領域電影人團結一致積極尋求對抗策略。1999年6月，在金大中總統訪美一個月前，百位電影大咖包括林權澤、姜帝圭等在首爾的中心廣場削髮明志，表明「文化例外於經濟談判」、死守146天銀幕配額制的底線，同時幾乎所有的電影人和准電影人（電影專業學生）走上街頭遊行，奮力爭取民族文化的保護權益。這一聲勢浩大的電影運動最終贏得國民情感和輿論支持，導致政府放棄了拿電影做經濟交易砝碼的想法。

雖說目前韓國實行的銀幕配額制已經縮減至73日，但光頭運動時，韓國電影的民族品牌剛剛起步，《生死諜變》因打敗《泰坦尼克號》而令觀眾與資本對本土片信心倍增。1998年韓片的市場佔有率僅25%，次年則上升了10個百分點。一批胸懷壯志的電影創作者皆暗自發力，嘗試拓展本土電影的潛能，但彼時固定觀眾群尚未形成，影迷們在觀望，同時好萊塢所向披靡，即便在電影文化底蘊十分厚重的歐洲，民族電影防線也節節敗退……可想而知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如果當年韓國電影人沒有守住146天的義務放映制，恐怕韓國電影如今就只有嘆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生死諜變》

「共榮辱同進退」是光頭運動之後韓國電影人達成的共識，此後一批既有才華又有責任感的電影人迅速登上歷史舞台。2000年朴贊郁的《JSA》、金知雲的《茅躉王》、李滄東的《薄荷糖》、洪常秀的《處女心經》同時出爐，隨之又湧現出一大批雅俗共賞的優秀演員。2001年韓國電影越發五彩紛呈，《春逝》《我的野蠻女友》《朋友》《我的老婆是大佬》等個性迥異卻均備受追捧，進入年度票房前十位的本土片從1999年的25.8%躍升為2001年的72.3%。

《我的野蠻女友》

去泡沫（2007-2011）

2001年，韓國本土電影市場佔有率首次突破50%，2003年韓國大片出現並再次刷新票房紀錄，韓國進入千萬觀眾時代。同年，《殺人的回憶》和《老男孩》口碑爆棚，韓國電影海外聲譽漸起。與蒸蒸日上的市場規模與口碑相呼應，各種資本湧向電影界，韓國電影無論數量還是體量，都在激增與膨脹。2003年，片檔平均製作費已高達3300萬元人民幣，比三年前翻了一番，韓國電影似乎迎來「最好的年代」，每位製片人都想趁機做大賺多。2006年，韓國電影上映片數達到108部，比2001年增長兩倍，同時市場佔有率前所未有的高達63.8%。但由巨大的興奮感堆砌的「成就」中，外強中乾、後繼乏力等危機信號頻頻閃現——108部電影中90部赤字！一路飆升的製作費並未如願以償地迎來大量高水準之作，有限的市場、逐利的投機資本、重複的類型與相似的故事，以及觀眾期待值的元氣大傷……2007年韓國電影市場佔有率回落至50.8%，韓國電影界的有識之士面對一觸即發的各種矛盾迅速達成共識，果斷地展開行業自救。

《老男孩》

在韓國電影品牌崛起的過程中，韓式大片舉足輕重的作用可圈可點，但有限的市場規模決定了好大喜功的一窩蜂現象只會導致產業泡沫。2007年，韓國電影人雖然開始努力壓縮製作成本，但短時間依然難逃惡性循環引發的上座率低迷,2008年韓國本土片佔有率大幅下跌（42.1%），甚至跌破世紀初水準。

好在，危機面前韓國電影人迅速達成統一戰線，各路主創大咖不僅自降身價，而且在持續推廣「電影瘦身運動」的同時積極尋求新的突破。中間體量的影片被大幅縮減，輕體量成為市場主流，尤其鼓勵一人多能的新人導演嘗試類型多樣的低成本創作。經過三年的低潮、自救與方向調整，2011年韓國本土電影市場佔有率回升至52%，平均製作費則回落到1400萬元人民幣，成功開創了大格局、小電影、全類型、多觀眾層的穩定產業局面，韓國電影再次笑傲江湖。

黑名單與聯合抵制（2014-2016）

1947年，美國曾因意識形態管控出爐過臭名昭著的「娛樂業黑名單」，沒想到在60多年後的韓國，因世越號沉沒而電影人不再沉默的行動，「文化界黑名單」再次出現，那些與總統思想不統一的電影人幾乎被「一網打盡」。

2014年10月，釜山國際電影節因不顧政客勸阻上映調查世越號沉沒真相的紀錄片《潛水鐘》而遭政府「徹查」，「不合作」的電影節重要人物紛紛以各種理由被辭退。同時曾製作或支持過電影《辯護人》的公司和個人也開始遭受種種侵擾，有苦難言。2016年4月18日，在世越號事件兩年後，韓國電影人終於打破沉默，「泛電影人非常對策委員會」發表了拒絕參加由朴槿惠政權主導的釜山電影節的聯合聲明（boycott）。光頭運動當年的領導人、國民導演林權澤憤慨地說：「這是國家的羞恥、釜山的羞恥、電影人的羞恥……」國際名導奉俊昊則哭笑不得地表示：「市長的要求就像是不明就裡的食客在名店就餐卻讓主廚一切聽自己的安排。」在聯合聲明的號召下，電影人開始對指手畫腳、粗暴干涉的政權予以有效反擊，同時並未放棄曲折但有態度的電影表達，《隧道》《釜山行》等持續引發熱度、深受觀眾歡迎。

《釜山行》

此次「文化藝術界黑名單」涉及人物之多令人咋舌，根據2016年年底被曝光的材料顯示足足有9000多名，甚至事後，「誰不在名單上反而感覺落了伍」竟成了電影界的一個著名玩笑。

生生不息，危機不斷。韓國電影與歷史一起，經歷了無數磨難，但總因電影人的團結一致、堅持到底而迎來彩虹、煥發新生。危機即機遇，在磨難中保持冷靜、堅守初心，並不斷發掘行業再生基因是韓國電影一次次走出困境、逆流而上的制勝法寶。

文| 范小青

本文刊載於20180209《北京青年報》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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