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和洛爾迦的兩齣戲兩個女人：女性的命運都是殊途同歸？

最近，中間影院先後放映了兩場英國國家劇院現場（NTLive）影片——《海達·高布樂》和《耶爾瑪》。不知是否有意為之，兩齣劇目恰好完成了一次性別和題材上的熔合和對接。換句話說，《海達·高布樂》講的是無處逃離的一位女性，而《耶爾瑪》則是女性悲劇之後又一個女性悲劇。兩個女主角的同一種命運，讓人不勝唏噓。

考慮到《海達·高布樂》的作者亨利·易卜生、《耶爾瑪》的作者費德里科·加西亞·洛爾迦和此次兩齣劇目的改編者分別活躍於19世紀、20世紀和21世紀，此間跨度長達兩百年，卻均以女性為主角，且都是以婚姻和家庭為主題，用自然主義的方式描繪了女性在家庭生活、愛情、生育等等方面面臨的抉擇和困境，這就很難不讓人產生一種「隔空對話」的感覺，使人意識到三個時代的創作者在不同社會背景下想要表達的相同用意。

《海達·高布樂》劇照

兩齣戲的舞美都相當有特點，乍看很空，實則有重重玄機。從材質到色彩，二者運用的都是相當硬朗、冷淡的現代主義設計風格，喻示簡單、冷淡甚至有些壓抑的生活氛圍。《海達·高布樂》的故事全部發生在一個巨大的灰白色空間里，只在左側有一扇落地百葉窗，隨著海達撥動窗子的控制桿，外界的陽光透過葉片打進屋內，投射在牆上的影子將一條條葉片變成監獄的欄杆，影射出海達的處境。

如果說《海達·高布樂》的布景還是一個將人物貯存其中的半封閉灰色盒子，《耶爾瑪》的布景則更加極端。除了個別場景出現道具和少量的布景之外，全場幾乎只是在靠不同的地面材質來區分景別，四周是通向天頂的玻璃幕牆，這與同樣曾在小維克劇院上演的《橋頭風景》有異曲同工之處。巧合的是該劇導演又是《海達·高布樂》的伊沃·馮·霍夫，讓人聯想到的不再是人類的居住空間，而更像是實驗室或者動物園。

極簡的布景並不註定意味著喪失內涵。相反，《耶爾瑪》這樣的布置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兩種相輔相成的效果：對觀眾而言，演員們棲居其中，一舉一動都成為供人窺視和把玩的奇觀。一雙雙眼睛與其說是注視，不如說是在興緻勃勃地旁觀；而對台上的角色而言，玻璃成為一道確實存在卻又沒法打破的牆。耶爾瑪只能被自己的生育觀念、現代傳媒和人性的困惑團團圍禁在這樣的一個堅硬透明空間之中，哪怕玻璃與玻璃之間能折射出無限個空間和維度，這種「膨脹」終究也只是虛假的鏡像。

《耶爾瑪》

有趣的是，《海達·高布樂》和《耶爾瑪》所呈現的美學風格和前兩日在北京上演的《鑄劍》形成鮮明對比：前兩者的先鋒性體現在極簡，後者的先鋒性則體現在繁複；前兩者竭力壓縮出演員之外的一切舞台元素，力圖以最有效、有力的方式詮釋人物內心的矛盾，讓觀眾感受到強烈的內在衝突；後者則竭力使用聲光電營造氛圍，並將全部概念寓於技術手段之中，以至於除去這些紋飾之後，整個戲理念是否還能成立都成個問題。像黑澤明的《七武士》一般將眉間尺從混沌細化出層次，再從立體拆解至平面，意圖製造出一種外在的矛盾和「社會寓言性」。兩種風格不一定有優劣之分，但毋庸置疑的是，海達和耶爾瑪複雜的人性在戲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

NTLive的這兩齣戲都以悲劇收場。命運于海達和耶爾瑪而言像是一汪泥潭，越是奮力掙扎，想要達成某種目的，擺脫某種束縛，追求某種幸福，就越會泥足深陷、無法自拔，最後的結局便是命喪黃泉。她們是被自己的慾望折磨而死，被嫉妒之心腐蝕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耶爾瑪這一角色，為了能生一個孩子，她幾乎放棄了全部親情和愛情，和母親鬧僵，和丈夫鬧掰，聽到姐姐流產之後不僅沒有遺憾和同情，反而還暗自歡喜。母性的降臨，侵佔了其作為女兒和妻子的全部精神空間，而該劇之所以要表現這樣一個偏執到邪惡的敏感女性，大概也是想用最極端的方式來挑戰「女性=母親」這一前現代社會條件下的公認定理的合理性，從而進一步質疑「女性」這一概念所必須承擔的倫理和社會責任。

從這裡可以看出，西班牙詩人洛爾迦在創作《耶爾瑪》時將其放在了一個十分特殊的背景，即20世紀的西班牙農村中。雖然該戲對生育焦慮、社會觀念的指涉不乏現實意義，尤其是在女性的社會地位和角色急劇轉變的中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普遍的悲慘命運。但《耶爾瑪》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死死固定於特定時代、社會和性別中的故事，導演西蒙·斯通向英國城市中產階級所做的橋接是否稱得上成功，還是有待商榷。

《耶爾瑪》

《海達·高布樂》則不太相同。易卜生的原劇本將主角設定為女性固然有其明確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但其對男女間情感模式的描繪確乎是超越時代的。導演伊沃·馮·霍夫對這點顯然有著相當清楚的認知，所以此次對該戲的改編主要還是集中在語言風格和舞台美術層面，比如將「一家華麗、高雅而色調深沉的客廳」改成了現代英國城市中產的灰色居所。至於人物心理的變化，都是微乎其微的。據說在創作之初，伊沃對劇本的要求就是既能放置在當代的布景下，也能用於19世紀的舞台。所以劇本改編帕特里克·馬貝爾沒有在此次的版本中使用俚語，也沒有使用特定時代的特定表述，力圖在貼近原作的同時又能夠挖掘出角色和故事中的現代性。

《海達·高布樂》

誠如易卜生自己所說，「我並不想在這部劇作中探討所謂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我要描述人，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海達·高布樂的困境，其實也是所有現代女性的困境，甚至可以說是所有深陷情感漩渦的人的困境——我甚至感覺，設若將劇中的男女兩性角色對調，再進行適度的改編，該戲沒準仍然可以成立——易卜生正是通過此劇，抽象出了三種失敗的男女情感關係模式（有成功的嗎？），而海達正是三種可悲的疊加之處。一個她不愛卻必須要嫁的男人，一個她深愛卻只能拱手相讓的男人，還有一個用盡手段想要得到她的男人，兩性間的掌控，陰暗的嫉妒，瘋狂的作繭自縛，那種極其旺盛的愛欲與十分不理想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一部戲可以做到這點，可以說就已經達到了「永恆」。

不知道2017年會不會載入史冊。但如果真的有這麼一天，那最有可能是因為在這一年全球掀起了關注女性權利和生存狀況的浪潮。從美國好萊塢多起性騷擾案被起底，無數業界知名人物被全世界女性口誅筆伐就可以看出，女性的自我意識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覺醒，整個社會也進入到了對兩性關係和女性權利的更深層次的反思階段。從這個方面來看，英國國家劇院對整個世界潮流作出的反饋不可謂不迅速。而與此同時，時代也向藝術創作者提出了一個頗富挑戰性的問題，那就是在今天這個歷史節點，以面向歷史和傳統為特徵的英國戲劇，還能做到「精準」嗎？那些幾百年以來經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戲劇作品，還有可能像當初那樣為社會發展源源不斷地提供動力嗎？

《海達·高布樂》和《耶爾瑪》做出了嘗試，給出了兩個答案。不過毫無疑問，人類的故事，還遠遠沒有講完——甚至還沒開始。

文| 圓首的秘書

供圖/中間影院

本文刊載於20180206《北京青年報》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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