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戈」的提督：李准與廣東光復
撰文：張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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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生涯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李准出生於四川鄰水縣柑子鋪一個大戶人家，少時在家從祖父訓讀，他七歲那年，父親李徵庸考中光緒丁丑科進士，經過欽點簽分，得任刑部貴州司主事。又過十年，改任廣東河源縣知縣，這才將一家老少接到任所團聚。這是李准於粵省結緣的開始。其後多年，他父親一直在廣東當官，歷任南海、香山、海陽、揭陽知縣。李准到廣東時，已十七歲，隨同其父在任職各縣的衙門裡讀書，但並不刻苦，對背誦《日知錄》、抄寫《說文解字》之類不感興趣，惟喜歡篆刻及北魏書法，賞玩花卉蟲鳥，並研究照相術，顯示了一個紈絝子弟的文化追求。在此期間，他連續三年赴京師參加順天府鄉試，但屢次不中，落第而歸。
父親無奈，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為李准捐了一個同知（知縣級），送到廣西布政使黃植庭幕中，充當文案；不到一年，又投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帳下，協助辦理賑捐。這時他已二十五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了。
李准讀書不成，到了湖北後，卻在辦理賑捐這件事上表現出了過人才能。有清一朝，向來捐例繁雜，不少能吏也視此為難事，莫能言其究竟。李准到任後，推出了一項創新之舉，便是將各項新舊事例，大小花樣，進行條分縷析，並分門別類錄列為表，石印散發給持捐者。這麼一來，使人一目了然，納捐的積極性明顯提高。張之洞對此讚不絕口，又派李准赴香港、汕頭各處勸捐，李父在粵省做官多年，素有人脈，所以他一個多月就募得十餘萬元。張之洞認為這個年輕人才具優長，且實心做事，乃保奏為知府，留原省補用。
李准善理賑捐之名，由此而起，不久四川、直隸等省有關部門也委任他辦理勸捐，事畢後，督撫們照例加以保舉，皇上傳旨嘉獎：李准著以道員資格錄用，發往廣東充任錢局提調，兼任海防善後局提調。這兩個職務都是與錢打交道的，很容易交結上級，飛黃騰達。光緒二十六年（1900），也即三十歲這年，他正式升遷為廣東厘金局總辦（省稅務局局長），獲得了入仕以來的第一個實職。
與此同時，李准父親的官也越做越大，這一年，李徵庸因捐助京師蜀學堂經費二萬兩，朝廷賞賜頭品頂戴、三品卿銜，欽差督辦四川礦務商務大臣，官至副部級了。同年，恰逢李鴻章出任廣東巡撫，李徵庸與這位朝廷重臣素有交情，乃攜子謁見，請求予以關照。此時，隨著對外貿易增加，粵省各江商船來往頻繁，而匪徒常在沿岸開槍截擊商船，雖有小兵艦提供保護，但並不奏效，李鴻章見李准生得英武強悍，說話麻利乾脆，於是亦不含糊，當場委派他擔任廣東巡防營統領，也就是全省民團司令。同時令其兼巡各江水師，會同辦理營務處，籌措巨資，訓練防營，增建兵船舢板，加大剿匪力度。這是李准「棄文從武」的第一步，也是他進入廣東水師的先聲。
光緒二十八年（1902），李准家裡請來一位教書先生，便是後來到北京刺殺攝政王載灃的革命黨人汪精衛。此時汪氏學名汪兆銘，剛滿二十歲，上年在番禺縣試中得第三名、在廣州府試中取為案首（第一名），獲雋秀才稱號。廣州知府龔仙舟對這個英俊又有才氣的少年十分賞識，當時李准家需要一名家庭教師，為其子女授讀古文，龔熱心地推薦了汪。李家提供的待遇是每月致薪金十元，逢年過節另有饋贈。汪氏幾代都是做師爺的，他父母早亡，家裡並無遺產，其衣食住行等費用，由在兩廣總督岑春煊府中做幕僚的長兄汪兆鏞供給。到光緒三十年（1904）冬，汪精衛已積下五百兩銀子，可見李准所付薪金很優厚。也在這時，廣東省獲準保送十五人赴日留學，並錄取自費生四十名，汪精衛、胡漢民均名列其中，一同赴東京法政大學留學。李准想不到，他付給「子曰先生」汪精衛的修金，成了其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桶金」。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李徵庸去世，朝廷下旨「追贈內閣學士銜，照侍郎出差，積勞病故例，從優賜恤，諭賜祭葬」，可謂優遇。而子以父榮，新任廣東巡撫陶模對李准獨加青眼，令其統領全省各江水師、兼管廣東義軍，限期驅逐沿海一帶海盜，清除轄內匪患。此後兩年間，李准率領水師及團防營奔波於肇陽、羅定、高州等地，追剿股匪，收撫會黨，很快顯出成效。李本是個聰明人，在這方面也頗有天資，他使出渾身解數，一面派員明察暗訪，一面親自率隊圍追堵截，最終生擒了盜匪首領李北海和林瓜四。這是廣東「剿匪」工作多年來少有的好成績，督署一邊大事嘉獎，一邊將李的軍功奏報朝廷，不久得到上諭：李准著交軍機處存記，但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並賞「頭品頂戴」，頒賜果勇巴圖魯名號。也就是說，如有廳局級的官缺，要優先考慮李准。
這意味著，李准就要時來運轉。果然到了春天，他在返鄉安葬父親靈柩的路上，忽奉川滇總督八百里滾單公文，內載軍機處緊急通知：「奉諭旨：李准著迅速來京，預備召見」。原來，因受到北洋大臣袁世凱、兩廣總督岑春煊保舉，西太后和皇上要面試他。晚清時代，官員保舉制日漸成熟，皇太后在召見臣下時，常問「有無可保之人？」省部級大員也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情況，向兩宮舉薦下級官員，這些已成定製。袁、岑聯袂舉薦李准，都是盡職履責的行為。
召見於四月十五日在頤和園的仁壽宮，當天上午共兩起，李准為第一起，袁世凱的表弟、河南人劉永慶為第二起。李在仁壽宮跪對的時間將近四刻，大部分是慈禧太后問話，語多家常內容，很少涉及公務，這是其考察幹部的特有方式。光緒帝則沉默不語，這也是他在召見活動中的一貫表現。看來宮中辦事效率很高，據李准回憶，他退出頤和園後，乘車回到城內，約摸十一時，軍機處即傳達上諭：「本日召見存記，簡放道李准著開去道員，以總兵用，署理廣東水師提督；劉永慶賞給侍郎銜，署理江北提督」。也即李准被免去道員，改任武職，官至總兵級，職銜是代理廣東海軍司令。
按清代官制，水陸提督一職，歷來從立有軍功的武將中選任，李准、劉義慶都是道員出身，不習行伍，又未經歷大規模的沙場征戰，何能作武將軍呢？由此可看出，大清江山到了光緒末年，運數將盡，而秩序先亂，已顧不得什麼祖宗的老規矩了。《國聞備乘》列舉了包括李准在內的例子，感嘆打破文武界線之舉對官場的衝擊：
劉清由文臣起家，官至山東鹽運史，臨清盜起，自請以武職提兵殺賊，遂改總兵。張曜為布政使，言官劾其目不識丁，亦改總兵。當時詫為異數。自岑春煊薦道員李准為廣東水師提督，袁世凱薦道員劉永慶為江北提督，徐紹楨、黃忠浩皆以道員擢總兵，而文武之界破矣。
文中所舉的幾個例子，都是清史政壇上棄武從文的模範人物，其中，劉清於嘉慶十七年授鹽運使，次年自請將兵，改任山東登州鎮總兵，以平定地方民亂而有名。張曜於光緒十一年授河南布政使，被參後降為總兵，在曾格林沁手下以鎮壓捻軍，屢建功勛，後來又升任山東巡撫。徐紹楨、黃忠浩各在南京、長沙統兵，辛亥革命中，徐率部起義而任江浙聯軍總司令，黃則在崗位上為清廷盡忠而死。相比之下，李準的命運同樣大起大落，卻比他們多了一些曲折。
李准轉回廣東，赴任不久，到了六月份，朝廷又電傳上諭：「廣東南澳鎮總兵著李准補授，仍著署廣東水師提督」，這意味著他正式被提拔為總兵（相當於中將），並代理廣東水師提督，將一步登天，成為粵省第二號人物。
在京期間，李准還和把持朝廷軍機的滿清大員那桐拉上了關係，並且這位「那大人」非常賞識他。《那桐日記》載：
廣東署提督李准來拜，號直繩，四川人，李鐵船京卿之子，丁卯丁丑乙酉年侄也，人精明果敢，洵奇材也。
誇獎李准「精明果敢」，才具不一般，這是中央首長給予的很高評價。回到廣東不久，李成了最大的實力派，上任後，自然對朝廷感恩戴德，此時正當多亂之秋，兩廣既是孫中山所領導的興中會的搖籃，也是革命黨發展壯大的根據地，自1905年夏天同盟會成立後，反清起事此起彼伏。在此期間，李准統領廣東水師數千人馬，對於朝廷諭命，無不遵從發揮，幾年之間鎮壓大小起義十餘起，以粵省軍界第一狠人，聲震東南沿海。
2
欠下血債
李准主管粵省軍事後，被革命黨人並記入「生死簿」者，有大罪三宗：一為鎮壓1907年潮州黃崗起義。是役他調集吳宗禹、隆世儲、李耀漢、鄧瑤光、王有義等巡營分乘軍艦伏波、琛航及商船致遠、廣利等，進逼潮州，解救圍城之困，殺死同盟會組織的會黨數百人，仍不甘罷休。奪取黃岡後，他又率部追擊革軍餘黨，直到福建紹安、雲霄境內，才肯班師回粵。二為平定同年發生的廣西欽廉起義。黃興等革命黨人起事後，李准調集「廣大」號等快船運載大隊新軍開往北海，會同清軍郭人漳部，一起開往廉欽彈壓，其間他親自率隊與起義軍七八千人，激戰於兩廣邊界的太平墟，擊斃、生擒大量起義軍，又圍堵退入十萬大山的餘黨，誅盡殺絕。 三為撲滅1910年的廣州燕塘新軍起義。兵變發生後，李准即用無線電台飛調在外巡防的親軍各營，星夜回省，並挑選上千老兵組成敢死隊，在廣州東郊牛王廟貓兒崗，會攻新軍大隊人馬。當時革命黨人倪映典、羅幟揚等出與李准談判，欲擁其為首領，共同革命，李不予理睬，聽任部下殺死倪映典等官兵數十人。
伏波號
新軍與舊防營矛盾很深，李為了報復而下令燒毀新軍營房，不料引發了又一輪兵變。新軍系招募訓練而成的新式軍隊，廣東僅編成兩個標（團），遭李部殘殺後，兵員潰散，消息傳到各省，影響頗大，朝廷內部也有人看不過去。都察院御史陳善同起折參劾李准，說他「狡詐無行,異常貪暴」，手底下的兵比土匪還壞，並舉了幾個其賄買差缺、營私舞弊的例子，表明「粵人言之，無不切齒」。在談到解散廣州燕塘新軍一事時，這位御史更痛心疾首：
此次新軍之變，李准實躬親督剿，事發之時，真正革黨不過數人。乃李准意在邀功縱勇混殺，遂令數年訓練剋期成鎮之新軍十一營，傷斃逃亡幾於凈盡。僅餘四營不滿千五百人，將來成鎮又在何時。且正月初三日巨魁就殲、亂兵盡逃之後，竟於其夜縱令防兵放火，將國家百數十萬金所經營之營房衣械，先後同付一炬。
除了要求「簡派公明廉正大員，按照以上各節認真查辦」李准外，陳御史還彈劾新任兩廣總督袁樹勛，偏信李准，應負有連帶責任，不能逍遙事外。此奏摺遞入宮內，卻並未受到重視，李准幹得雖有些過火，畢竟是為朝廷賣命，哪能動不動就「請旨嚴懲」呢？此時東南半壁革命黨屢屢起事，風聲鶴唳之際，朝廷需要的就是李准這樣實心幹事的爪牙，哪還會認真處理他呢？為敷衍言路，下旨交部議處，結果總督袁樹勛與李准雖同時「革職留任」，李準則「加恩」寬免，繼續統制廣東水師。
但是，在這期間，李准還干過一件名垂青史的事，便是在宣統元年（1909）四月，他受時任兩廣總督張人駿派遣，帶領海軍官兵及化驗師、工程師、測繪員、醫士等一百七十餘人，分乘「伏波」、「琛航」、「廣金」三艘軍艦，前往西沙群島巡視勘查。在島歷時二十二天，查明島嶼十五座，一一刻石命名，大部分島名使用廣東各縣名稱，但其中「鄰水島」顯然出於李的意旨。這些島名沿用至今的還有甘泉島、珊瑚島和琛航島。其後，他們在永興島上升旗鳴炮，公告中外，聲明南海諸島是中國領土。巡查中，李准一行廣泛採集物產標本，帶回廣州舉辦展覽，並著《廣東水師國防要塞圖說》印行。
二十多年後，因法國、日本先後入據西沙群島，其歸屬權引起國際糾紛，李准早年的探險行動遂顯價值。1933年，當法佔南海九島事件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曾引粵省致中央電，向國際社會陳述前清時曾派水師提督李准至該島調查，並鳴炮升旗等往事，以為佐證。李准聞此，也親自到天津大公報社，面交他當年草就的巡海紀事一冊，該報得此珍貴史料後，同時在《大公報》及《國聞周刊》上以《李准巡海記》為名予以發表，引起巨大反響，隨後《中央周報》《國民外交雜誌》《國際現象畫報》紛紛轉載，為南京政府據理交涉此案提供了輿論支持。
回到宣統三年（1911），時光很快要走到歷史的轉彎處。此時，四十一歲的李准已做了六年的水師提督，他的頂頭上司兩廣總督換了張鳴岐。張氏字堅白，是山東無棣人，早年師從岑春煊辦學務及營務，為人猜疑而性格怯懦，李准與他合不來。從早春開始，廣州城就有了不安定跡象，風聞革命黨人將圖謀起事。三月初八日，全城召開遊行大會，有項活動是外國人在郊外燕塘表演飛行，高級官員都在被邀觀看之列，李准因在香山縣辦事，未能參加。活動結束後，廣州將軍孚琦乘轎途經東門外諮議局門口，被革命黨人溫生才刺殺。溫被捕後交代，他的謀刺對象本來是李准，這天看見大路上儀仗隆重，以為是李准駕到，乃趨前躍起，連開三槍，擊斃轎中之人。
此事發生後，李准對革命黨活動益加警惕，據他在自編年譜中回憶，三月廿九日下午，他從城外水師公所返回城內行台，就聽到督署方向不斷響起槍炮聲，黃花崗起義爆發了。他急忙登高遠望，看見督署內白煙漫起，走樓上有一些白衣人來往奔忙，炸彈、手槍之聲若斷若續，知事不妙，他即傳令部下分批出隊。正要出大門，卻見他手下的軍官吳翰香手扶一身穿黑短夾襖、戴墨鏡的人，跌跌撞撞趕來，定睛一看，原來是總督張鳴岐，此時張「面如死灰，扶之登樓幾不能舉步」。隨後，李准調度部下，與攻入督署院內的革命黨激烈交火，同時下令監視分扎在城內各處的新軍動向：
夜半，督署火起，餘下令不許救火，仍由翰香、雲亭率隊，分頭以御亂黨，終夜槍聲不絕。吳總參議仲言同來行台，隨時電告協統蔣百器，以城內以擊散亂黨，善撫新軍，勿令外出。幸先一日已暗將槍機卸下，新軍終不敢動。
文中提到的幾個人，翰香、雲亭都是李準的部將；吳仲言名錫永，時任省督練公所總參議，蔣百器名尊簋，時任廣東新軍協統（旅長）。李在回憶中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即已被革命黨策動同意參加舉事的新軍，為何事到臨頭，卻引而未發。原來，身為同盟會員的蔣氏被懷疑並監視，且所部槍支都遵令卸下扳機，故未能響應起義。如此一來，由黃興率領、從海外及各省招募而來的一百多黨人，只得孤軍奮戰，結果大半死難，是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有意思的是，李准如此為清廷賣力，家裡卻出了個革命黨。就在黃花崗之役兩天後，地球的另一端，李准在外國讀書的兒子和孫中山搭上了關係。那天，孫中山從菲律賓到達美國芝加哥，為革命黨勸募軍餉，在唐人街福州酒樓舉辦的歡迎會上，演說剛畢，一個年輕人捐出了身上僅有的五美元。經了解，此乃廣東水師提督李准之子李國慶，眾人聞此，皆感驚訝。散會後，李國慶隨孫中山到旅舍，說他將動身返國，勸說其父李准贊同革命。次日早晨，他攜一裝有左輪手槍及子彈的小包，再次來到旅舍，要求孫中山給香港同盟會機關寫介紹信，以便密商行事。孫出於各種利害，並未如其所願。具體情況，可見逐日記載孫氏行跡的《中華民國國父實錄》：
國父雖知李為愛國熱血青年，然為香港黨人安全計，不得不慎重，乃告之曰：「現值黨人新敗，香港黨人機關，料必偵探密布，萬一被察覺，汝不能行事。汝意以為如何。」李連聲稱是，乃匆匆握別赴舊金山。至舊金山，猶致函芝加哥同盟會同志，殷殷致候，並告返國日期。李去後約一年，聞李准有殺一子之風說，自此，李國慶之信息，亦竟杳然。
李準的這個兒子回國後結局究竟如何，信史未載，不過，據其它記載，李准傷愈後，精神頭兒大不如前。他親身體驗了革命黨的厲害，經過血與火的洗濯，一張嚴苛、兇狠的面孔看起來放鬆多了。經此一炸，他魂膽兩散，遵旨養傷一月期滿後，電奏陳請開缺，也就是說不想再幹了。朝廷下旨：「著再賞假二十日，安心調理，勿庸開缺」。 假期又滿，他再奏請開缺，朝廷不高興了，接下來的一道聖旨，有些連哄帶嚇的味道：「著再賞假半個月，安心調理，勿庸開缺。現在時事多艱，該提督務當以國事為重，倘傷勢稍愈，當立即銷假，照常視事，勿再固辭」。
聞命之下，李准無可奈何，心裡感慨萬分，這就給革命黨人勸降提供了機會。
3
黨人勸降
入夏以後，廣州風聲愈緊，革命黨的活動越來越頻繁，李准在家養傷假滿，延宕旬日，武昌起義的消息已經傳開了。武昌革命黨舉義，粵省局面也隨之騷動，李准本來並不為意，認為自己手中有人有槍，足以應付地方事變。但是，再看看自己的頂頭上司張鳴岐的所作所為，便又有了另外的打算。
張鳴岐身為總督，在京城中布有眼線，又與朝廷軍機處每天文電往來，對天下大勢自有把握判斷。他看到全國十四行省中，已有一大半宣布獨立，在這種形勢下，廣東勢難自保。於是，也在通過身邊人與革命黨人互通款曲，取得聯繫，並下令不與各鄉民軍交戰。一些老資格的在野人士，也勸說張鳴岐順從趨勢，早日謀定粵省大局，其中最積極的是省諮議局議員丘逢甲。丘早年在梅縣等地授業，門生遍布廣東各界，其中有官員，也有革命黨，本人與張鳴岐私交不壞，乃登門勸導。張本是頑固頭腦，對革命黨持勢不兩立態度，但自李准被刺、鳳山被炸死後，心中驚懼，一連兩個多月閉門匿跡，武昌起義後更惶惶不可終日，一會兒緩和態度，答應考慮「和平獨立」問題，過了幾天臉色一變，不準各界再議獨立之事，聲言「如敢反抗，格殺勿論」。實際上，他嘴上強硬，私下裡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張鳴岐
在這同時，勸說李准反正者，也大有人在，同盟會南方支部負責人朱執信就是其中之一。朱氏字大符，早年曾在當地一商人家中，與李有一面之緣。攻打廣東督署時，他雙手各持一枚炸彈，與黃興等攻入總督衙門，在巷戰中多處負傷，躲入兩廣方言學堂宿舍，才得以脫身，輾轉逃往香港。
當粵省革命大潮興起時，朱執信潛赴順德、高州等地，秘密組織民軍，準備攻打高州，同時他寫信給李准，除了嚴責其以往屠殺革命黨人的罪行，還曉以民族大義，勸其率部起義，戴罪立功：
……軍門姓李，四川省人，乃是無可否認之漢族，何必媚事滿人？三月二十九之役，死難者皆漢族之優秀精銳，請軍門捫心自問，何忍出此！大符與軍門有一日之雅，謹盡忠告，望即剋期舉義，戴罪圖功，統率所部來歸，不特前事可不計較，且全體黨人共同擁戴軍門為創造大漢民國之首領。
其時，水師公所的總文案汪莘伯，正是朱執信的舅父，收信後大驚，猶豫再三，還是如例呈交。李准閱函後，彷徨再三，雖嘴上指示不予理會，但事到如今，他心裡能不著急？為給自己留條後路，他一面召集諮議局議員及學報各界、九善堂、七十二行、自治會等單位代表開會，表示自己統領的軍隊將「維持公安、保全人民生命財產」，一面免除羈押在獄的陳敬岳死罪，並將黃花崗起義中被捕的但懋辛釋放回川，以此向革命黨人示好。同時，李深知革命黨勢力已發展壯大，不敢與之結怨，由此，把中路清鄉的任務，也讓給了他人。
進入秋天，東南半壁兩湖、江浙及西南滇黔，均已宣告獨立，廣東革命黨人也加快了光複本省的腳步。在廣州的同盟會南方軍事特派員謝良牧，從李準的幕客謝義謙那裡找到了突破口。謝義謙字質我，祖籍梅縣，光緒十五年舉人，以足智多謀，且擅長書法，深得李准賞識，聘為西席後，與李交誼益深。三月廿九之役，廣州同盟會會員大部分出逃，黨務由謝良牧主持，他與謝義謙是同村本家，本來沒有往來，武昌起義後，他才想到利用這一關係，促請謝義謙說服李准反正，爭取兵不血刃奪取廣州。從當時情況來看，這是一個十分大膽的設想。
謝良牧參加過春上攻打總督署的戰鬥，當然不敢貿然與謝義謙接觸。革命黨人中，有一位警察學堂畢業生李柏存，也是梅縣同鄉，與謝義謙有些交情，並且從謝的口中打聽到李準的情況。原來，自武昌起義後，李准也陷入進退兩難、惶惶不可終日境地：就這樣堅持與革命黨作對，恐怕再挨炸彈；順勢反正吧，自己在黃花崗之役中對革命黨下過殺手，黨人肯定不能原諒放過他。因而，最近一段時間，李傷勢雖已漸愈，但長吁短嘆，終日悶悶不樂，談話每每涉及何去何從之憂。謝良牧得知這些情況，決定先寫一封信，由李柏存轉交謝義謙，勸其向李准進言。
信以謝良牧與惠陽民軍司令陳炯明聯名形式發出，口吻是試探性的，先說明革命黨行刺李準的原因，並闡述「繳槍不殺」的政策：
素聞先生與某提(按指李准)有杯酒之誼,敢因執事為某提一言。某提固黨人夙昔所切齒者,以為於粵省清吏中最有抵抗力,故三月二十九之役後,則有鄉人某某君挾彈阻擊之事。某提不死,繼此乃不聞何所關涉於黨事。良牧等雖不信某提有悔禍之心,然黨議則未嘗不稍稍原之。……前者，皆是黨眾之含憤，豈為個人之感情？亦以翦彼族之羽翼，而鋤其抵抗勢力而已。……滿州之亡，將在旦夕，威權已墜於地，為之臣者縱極效忠，亦何所救。然某提至此尚復徘徊，其必謂於黨人之惡感不釋，懼不相容，故從違罔決。
讓謝義謙給李准帶話：我革命黨人恨你殺你，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為了民族大義，推翻滿人統治；眼下滿清王朝就要滅亡，跟著它走是沒有希望的，所以姓李的你不要再徘徊，還是早日與黨人合作為好。但應該怎麼辦呢？信的後半部指出天下大勢，分析李准與張鳴岐之間的矛盾，並為李指明一條出路：
……良牧、炯明敢為預言於此，他日見民軍逼粵，詐取某提而迎降者，必某督（按指張鳴岐）也。急則相求，緩則相傾，某督早想試其技。為某提計，當先發難制之，約束部下，一鼓可以襲城。其次據守要塞，升義旗，發令水陸，使之集攻，專聲責某督之罪。二策行其一，皆可令某督授首，百粵景從，如是則為民國立大功勛，某提之名位，當不在黎元洪下，前茲與黨人之惡感，亦渙然冰釋。其道至正，其勢至順，某提何惑而不出此耶！良牧、炯明非有愛於某提，而愛我桑梓，不欲多流血而定，至轉禍為福。
值得注意的是，在信中，革命黨人促使李准反正，不止規勸一法，還採用了離間計，利用敵人營壘內部矛盾，敦促李投誠。大意說：來日我們率民軍攻打廣州城，出賣你的必定是張鳴岐，所以你要先發制人。或者率先動手把張拿辦了，或者集結所部宣布起義。總之，只要消滅了張鳴岐，光復了粵省，你就是為民國立了大功，功勞不在湖北的黎元洪之下，而且以前與革命黨的舊賬，也可一筆勾銷。何去何從，請你趕快決定。
革命黨人從離間李准與張鳴岐關係入手，做李的工作，事出有因。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攻打督署時，張鳴岐猝不及防，僅著一黑色短夾小襖，在親軍統領吳翰香的護衛下，倉皇出逃至水師行台。他向李准求救時，面如死灰，登樓幾乎不能舉步，狀甚狼狽。事後，李准以自己鎮壓黨人有功，並獲朝廷賞穿黃馬褂，多次當著眾人奚落張鳴岐，張因此懷恨在心。為加強省城戒備，並防止李准奪其權位，不久，張又奏請朝廷調其廣西舊部龍濟光來粵，兼任新軍鎮統，職權均在李准之上。濟軍八營共二千人到粵後，分布在觀音山、蓮塘街、德宣街、粵秀街，嚴密守衛張鳴岐寄身的督練公所，而李准統轄各營，則全部調至虎門及附省各要隘。李准對此大為不滿，但水師提督例受一省總督節制，無可如何，只能以常常抵制張鳴岐的軍事調遣，作為泄憤。如此一來二去，兩個人的矛盾逐漸加深。在這個節骨眼上，革命黨的介入，很快奏效了。
隨著南北議和開始，清廷權力中心逐漸崩潰，革命已成燎原之勢。張鳴岐眼見各省紛紛光復，深知大勢所趨，粵省也不能避免，恰在此時，孫中山也從紐約發來電報，促其「速率所部反正，免禍生靈」，而丘逢甲又登門曉以利害，直言進諫再勿僥倖拖延，云：「大局已無可為，若江道一塞，已無出路矣」，勸他勿再戀棧，趕緊出逃。張鳴岐心裡又騷動起來，同意考慮廣東光復之事，但以時局未到緊急關頭，仍按兵不動。在這當兒，李准卻按耐不住，動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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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師反正
當粵省局面處於動蕩之中，正在越南西貢籌辦黨務的同盟會南方支部長鬍漢民，急忙趕回香港，招集謝良牧、朱執信、陳炯明等開會，加快策動光復全省。此時，距武昌起義已二十多天，但省城廣州因清軍嚴密戒備，尚在沉悶之中。胡等黨人制定了行動方案，其重要內容是聯絡動員惠陽、潮汕等地民軍及綠林會黨，漸次向廣州四郊集中，造成合圍之勢，與省城內的清軍決戰。會上，謝良牧報告了策動李准反正一事，並提出下一步計劃，但與會者以李為清廷忠實走狗，均認為策反缺乏可行性，不以為然。胡漢民後來回憶自己當時的反應是：「其時民(胡漢民自稱)尚未肯深信」，但亦未置可否。謝良牧則根據自己掌握的情況，認為既有一線可能，則應努力爭取，乃以「南方軍事部特派員」名義，提筆給李准寫了一封信：
直繩（按李准字）足下：今者，滿洲政府已亡，中華各省已告光復，惟兩粵尚懸而未地，仆等不願桑梓糜爛，知足下亦必不願，為已亡之滿清效無益之死，故敢進一言釋足下之疑慮。若足下能即反正，取粵省之抗拒民軍若張鳴岐、龍濟光之屬而誅之，斷絕清政府服從民國，則足下與兩粵俱安，前茲國民對於足下之惡感俱可渙然冰釋，足下值此時會當審明哲保身之義。須知豪傑做事貴於見知，榮辱生死只在轉機一發之間，仆等更不必為劫持之言，惟足下善自擇之。
謝良牧
此信的意思與謝義謙給李准帶話的上封信大致相同，但用語直率，承諾更加明確，主要是為了打消李準的顧慮，促其早日反正。信中還提出了幾項條件，如移兵省城，殺張鳴歧等滿清大吏；約束旗營滿人不準反抗；布告全粵以舉兵反正，表明斷絕清政府關係；樹國民軍旗通告各國領事；召集各界歡迎民黨，退出兵職各權聽眾選舉任事人員組織機關等。當然，革命黨人所列條件都是一廂情願，李准能否接納，還要看外部形勢的變化。
此信寫成後，謝良牧遣黨人李柏存乘班輪返回廣州，面交謝義謙。謝已清楚地看到滿清將亡的大勢，為給自己留後路計，對策反李准十分積極，接信後立即呈交於李。當李准詢問其意見時，謝直言不諱，勸李不要步孚琦、鳳山兩將軍的後塵，徒作滿清的犧牲品，此時棄暗投明，還可保全身家性命。惟恐李准繼續觀望，他又將謝良牧給自己的信也遞上，李准閱後，沉吟多時，答應作正式考慮。
當晚，李准召其胞弟李次武及謝義謙，再次密談，磋商至天色將曉，決定由謝義謙、李次武作為談判代表，次日動身赴香港，與革命黨人見面洽商有關事宜。謝、李到港後，幾經周折找到了謝良牧，三人隨即一同與胡漢民見面。至此，胡才相信爭取李准反正一事，並非異想天開。胡漢民在自傳中回憶這件事時說，當時張鳴歧懷疑李准與革命黨私下裡聯繫，已奪其所統巡防營中路三十營，而且派人收取虎門要塞大炮撞針，這些舉動都使李准感到不安。然而，李對革命黨能否容赦他以前的所作所為，尚有顧慮，因而托其幕友謝義謙潛至香港，探詢革命黨意旨。其後過程，胡漢民記之曰：
十五日（按農曆九月十五日）良牧偕與來見，余曰：「革命黨不報私仇，特為漢族請命耳。清廷大勢已去，李當知之，李果能反正，而盡忠於革命，所謂以功贖罪也。李固識（汪）精衛，猶不能信革命黨之行動耶？」謝歸報。
十六日，李又使電報職員黎鳳墀至港，因韋寶珊求見。余見黎，即曰：「今為李策，只有兩途：若欲為滿洲盡節效死，則當與民軍再戰；如其不然，則當即從民黨；首鼠兩端，禍且在眉睫，今但問其決心如何耳。」黎謂：「李已有決心，若不見疑，請示以條件，將惟公之命是聽。」
上文第一段，敘述的是謝義謙、李次武在謝良牧陪同下見面時，胡漢民所說的一席話。從組織角度正式承諾，革命黨不報私仇，李准盡可放心來歸，這等於給李吃了一顆定心丸。「謝歸報」以下，則寫李准又派密使黎鳳墀，經港島議員韋寶珊介紹面見胡漢民，呈遞親筆信之事，胡重申了革命黨的條件，黎則表示李准已下決心起義。
信共兩封，一是投誠書，內中表示：「願率部下水路各軍全行反正，以救國民。如國民軍定期以文明舉動來省，當率部歡迎」；一封具體討論舉義日期及其它細節和條件。最後約定反正日期為農曆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屆時廣東水師在內河懸掛義旗，迎接胡漢民等同盟會人員儘早蒞臨廣州。這與李准在自編年譜中所述：「當派無線電總管黎鳳翔及江大輪管帶吳光宗、謝義謙即日往港，胡漢民、陳景華、李君佩、李紀堂、李煜堂諸人於二十一日一同來省，過船話舊」 云云，是相符的。
就在胡漢民等與李准談判時，革命黨人組織的十八路民軍也已東江、西江、北江三個方向，形成威逼省城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善於審時度勢的張鳴岐也行動起來，在其授意下，省諮議局召集七十二行商總會、同盟會及總督署代表，商議獨立問題。同時，以兩廣督府名義出示布告，宣稱：「國勢日危，大局岌岌，多數人民，主張獨立。現在籌議……定期豎旗，以昭正式」。各界會商的結果，決議推舉張鳴岐、龍濟光為臨時正副都督，並宣布全省獨立，保境安民。
大概是為了平衡政局，緩和來自同盟會方面的壓力，次日，各界代表再次集會，作出「歡迎民黨組織共和政府臨時機關」、「宣布共和獨立，電告各省及各國」等十條決議，並派由港來省的同盟會會員陳景華等，將正副都督公文印信分送張、龍二人。沒想到，張鳴岐因受到香港黨人電話恫嚇，懼怕自己殘殺革命黨人劣跡，斷不為世人所原諒，已於前一天夜間潛逃。而龍濟光也在作離粵準備，所以力辭不就，僅表示支持獨立。張鳴岐出走之前，乘坐預定的炮艇，先往沙面向英國領事傑彌遜請助，在遞交的照會中稱：「本總督部堂即離開廣州，日常事務可同諮議局接洽。」英領事允其所請，派艦護送赴港，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滿清大員，就此從政壇消失無蹤。
由於張鳴岐已逃走，龍濟光也不敢就職，在這種情況下，連日醞釀獨立的省城各團體，又在諮議局開會複議，乃改選胡漢民為廣東都督，前新軍協統蔣尊簋為軍事部長，陳景華為民政部長。之前，胡等革命黨人已與李准達成協議，明確投誠時應行遵守的事項，因而，政權交接進行得十分順利。此中過程，胡漢民年譜里描述甚詳：
十九日午再開大會，舉展堂先生為都督，未回省前，由代理，並以李准亦同時宣布反正，並以明電致展堂先生，言：「張鳴岐已走，諮議局開會，舉公為都督，盼即來省。」旋諮議局公電及省中同志陳景華、鄧慕韓等電皆到。是晚，展堂先生與夫人陳淑子、妹寧媛及同志李文范、謝良牧、李應生、黃大偉、李郁堂等乘輪上省。次晨登岸，而省河兵艦已滿懸青天白日旗矣。李准即以所部歡迎展堂先生，步行至諮議局，接受各界歡迎，就任廣東軍政府都督職，即日布告安民，通電海內外，並通告改元剪髮。
可以說，正是有了李準的倒戈，才迫使張鳴歧、龍濟光先後逃逸，不幾日，清鄉總辦江孔殷歸順民軍，巡防營首領李世桂逃亡，獨立之路上的障礙被一一掃清。李准遂成為同盟會唯一認可的當權人物，代表李前往香港迎接革命黨人的，是無線電總管黎鳳墀、師爺謝義謙及水師「江大」輪管帶吳光宗，一同來省的同盟會人物有胡漢民、陳景華，還有不久成為都督府各方面事務主管的李文范、李應生、黃大偉、李郁堂等。
當天，全省水陸部隊均執行以李准名義發布的通告，一律改樹白旗，不準與革命軍抵抗。粵省光復，兵不血刃，到此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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