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為現代自由主義之源——辜鴻銘的歷史-文化哲學之三

最新 02-10

舞雩清風音頻講座·背景資料之五

孔子儒家為現代自由主義之源

——辜鴻銘的歷史-文化哲學之三

（「讀一流書，作一等人」系列之二十二，

清風廬學問體系與綱目之十九）

毛峰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以如炬的目光，揭示出晚周時代中國局勢的根本特點，即，從貴族階層主導的西周封建禮樂秩序，向「現代社會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自由知識階層主導的平民社會秩序」的飛速邁進，中國在漢初，穩固建立起全球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即不以出身論英雄、而以個人道德與才幹為唯一錄用標準的「西漢文治政府」的偉大憲政治理體系（錢穆《國史大綱》稱此為西漢王朝之後的華夏文明，遠遠勝出軍功貴族世襲的古羅馬帝國以及其後的教會統治的根本原因，余《大一統文明》認為早在虞夏殷周即開闢了平民參加政府的途徑，謂之「古典憲政」，峰按）。

孔子思想在人類歷史上的里程碑意義，由此凸顯：「孔子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那時封建時代已進入末期。半宗法式的社會秩序和統治方式，必須擴展和重建。這種巨大變化，不僅必然帶來了世界的無序，而且造成了人們思想的混亂。……在孔子生活的時代里，中國也同現在的歐洲一樣，人們的心靈與頭腦曾發生過可怕的衝突。生活在孔子（晚周）時代的中國人，（曾經）擁有過一套龐大的制度體系（即《尚書·周官》和《周禮》所記載的古典憲政制度，峰按）、確立的事物（秩序）、公認的教義風俗和法律——事實上，擁有一套他們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社會制度和文明。然而，他們的生活卻不得不發生變化。……中國人在二千五百年前的覺醒，促使其探尋事件的因果，這無異於歐洲所謂的現代精神——自由主義精神，追尋事物因果的探索精神。有著這種現代精神的中國人，認識到傳統的社會秩序和文明與現實生活已不甚相符，他們不僅要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和文明，還要為之尋找一個基礎。但是在中國，為這個新秩序和文明尋找基礎的嘗試均告失敗。有的滿足了人的頭腦——滿足了中國人理性的需要，但未能使人的心靈得到撫慰（譬如法家，峰按）；有的滿足了心靈的渴望，卻又忽略了頭腦的需求（譬如道家，峰按）。……」

這段重要論述，值得注意者有三：1，晚周是中國現代人道主流思想——自由主義思想的精神、道德之源，孔子儒家的政治自由主義——平民可以衝破西周業已僵化的「貴族世卿制度」而主導政府與社會治理的古典憲政思想；道家的個人自由主義的生活哲學等，皆然；2，法家思想主張「以武力迅速統一全國」，秦政廢除封建制，都是進步的；但殘暴地剝奪公民權利與學術-輿論自由，必然短命，因為殘暴政治保留了「貴族階層不顧民力、任意驅使、任意屠殺」的「貴族世卿制」的巨大殘餘，故而滅亡；項羽的滅亡，亦因此；3，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即從《尚書》記載的堯舜二帝開篇，在《禮記·禮運》、《大戴禮記》、《孔子家語》、《論語》、《春秋》等儒家所有傳世典籍里，都一再標舉「官吏須民選產生，謂之小康；天子亦當不私天下為公之權位、實行禪讓制而非世襲制」的「憲政精神」，可謂中國長治久安、永享太平的關鍵所在。

簡言之，唯「有德有才者」才能治理這個國家，這是中國自燧人-伏羲氏掌握采火-測天技術、創立河圖易經之中國太陽曆「天道體系」、有「功德」於天下而被推舉為華夏部族聯盟領袖以來，中國萬年綿延的文明傳統、憲政秩序與長期穩定繁榮的奧秘所在；孔子儒家在此處「立言」，2500年間顛撲不破；「古典士大夫憲政治理的文治政府」不僅使中國長治久安，也使友邦自願歸附；反之，晚周貴族世襲的政府、秦朝殘暴不仁的統治、蒙古與滿清夷狄之軍事佔領、全盤西化之種種篡改歷史、扭曲人道與文明，雖蒙昧於一時，終必敗亡於永遠。燦爛歷史，保障了中國的偉大未來！

孔子高出晚周諸子之上而垂為萬世師表，就在於：「同樣是看到了社會與文明造成的苦難和犧牲，孔子卻認為錯誤不在於社會與文明本身，而在於這個社會與文明的發展方向上，在於人們為這個社會與文明打下了錯誤的基礎。孔子告訴中國人：不要拋棄他們的文明——在一個有著真實基礎的社會與文明中，人們同樣能夠過上真正的生活、過著心靈的生活。實際上，孔子畢生都致力於為社會和文明規定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給它一個真實的基礎，並阻止文明的毀滅。……當孔子看到中國文明這一建築（西周禮樂體系）已不可避免地趨於毀滅時，他自認只能搶救出一些圖紙。這些被搶救出來的東西，現在被保存在中國古老的經書中——即著名的《五經》之中。因此，我認為，孔子對中華民族的一大貢獻，在於他搶救出了中國文明的藍圖」；「孔子的最大貢獻，是按照文明的藍圖做了新的綜合與闡發。經過他的闡發，中國人民擁有了一個真正的國家觀念—為國家奠定了一個真實的、合理的、永久的、絕對的基礎。」

我理解的辜鴻銘的文化保守主義，是一種公平對待歷史傳統、公平對待一切人的權利與自由、對一切人道價值開放、更注重文化傳統、生態自足系統的「保守」、養護、培育、規訓，也是更合理的「現代自由主義」，一種更成熟、穩健、深邃的「開放主義」，這一偉大的思想傳統，從約瑟夫·德·邁斯特、埃德蒙·伯克，中經赫爾德、卡萊爾、惠特曼、梭羅等人的浪漫派與愛倫·坡、波德萊爾等人的現代派，綿延至今：這一傳統，反對盧梭主義的獨斷、偏狹、激進、烏托邦、破壞性巨大的政治-社會-文化哲學，也反對亞當·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是包容天下一切價值、反對任何形態的集權制、反對摧殘歷史、生態與子孫未來的偉大不朽的自由主義。

偏狹、獨斷的啟蒙化、工業化、現代化進程，造成全球自然生態與文化傳統的巨大破壞，只能滿足人的外在物質需求，卻不能滿足人的心靈：「理性通常被理解為一種思維推理的力量，它是人頭腦中的一個緩慢的思維過程，可以使我們區分和認知事物外形可定義的特徵。……至於是非或公正的那些無法名狀的、活生生的絕對本質，或者說公正的生命與靈魂，單是理性，我們的思維能力是無能為力的。」

辜鴻銘精闢地解釋說：「孔子的君子之道不是別的，正是一種廉恥感。……是對是非或公正，對稱作廉恥的公正之生命與靈魂，對那種無法名狀的絕對本質之一種本能的、活生生的洞察與把握。」

這種對公正之道的活生生的把握，就是仁愛：「是愛使人們明白孔子的君子之道——可以這麼說，是男女之愛產生了君子之道，由此，人類不僅建立了社會和文明，而且創建了宗教—確立了對上帝的信仰。……君子之道由愛而生。人類首先自男女之間學到了愛，但人類之愛並不僅限於男女之愛，它包括了人類所有純真的感情，這裡既有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那種親情，也含有人類對於萬事萬物所抱有的慈愛、憐憫、同情和仁義之心。事實上，人類所有純真的情感，均可以容納在一個中國字中，這就是『仁』。在歐洲語言中，古老的基督教術語中的神性（godliness）一詞與『仁』的意義最接近。因為『仁』是人所具有的一種神聖的、超凡的品質。在現代術語中，『仁』相當於仁慈、人類之愛，或簡稱愛。簡言之，宗教的靈魂、宗教的感化力的源泉，便來自於這個中國字：『仁』，來自愛——不管你如何稱呼它，在這個世界上，這種愛，最初是起自夫婦。宗教的感化力就在於此，這也是宗教中的至上之德。……」

辜鴻銘深刻地指出儒家教化超過教堂禮拜的偉大而獨特的體系：「儒教（儒家教化）也利用一種相當於教堂的組織，來使人服從道德規範。在中國的儒教里，這個組織就是學校。在中國，學校就是孔子國家宗教里的教堂。正如你們所知，在中文裡，宗教與教育所用的是同一個『教』字。……與現代歐美的學校不同，中國學校的教育目的和目標不是教人如何謀生、賺錢，……中國的學校是以教人明辨是非為目標的。」

儘管受到人們真誠的信仰，但孔子不是宗教教主：「在中國，學校——孔子國教的教堂，它不是靠鼓勵、煽動對孔子狂熱的、無限的個人崇拜來激發人們的熱情。事實上，孔子在世之時，並沒有鼓勵弟子對他進行狂熱的、無限的個人崇拜。直到他死後，才被人們尊奉為至聖先師，並為世人所熟知。然而，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孔子都沒有像教主那樣，受到過狂熱的、無限的個人崇拜。……就此而言，孔子不屬於宗教創始者那一類人。要成為歐洲意義上的宗教創始者，一個人就必須有著強烈的、變態的個性特徵。孔子的確是中國商王朝貴族的後裔。商族人有著富於激情的特性，就像希伯萊民族一樣。但是，孔子又生活在周王朝時期，周人如同古希臘人，富於完美的智力。這樣孔子，如果可以打個比方，他是生在希伯萊，具有希伯萊民族的激情充沛的特性，又在最完美的古希臘智識文化中受到訓育，擁有了這一完美文化所能給予的東西。……因為孔子具有太高的文化素養，所以他不屬於宗教創始者那一類人。實際上，孔子生前除了最親密的弟子之外，他是鮮為人知的。」

中國的儒家六經教育，是中華文明長期穩定繁榮的奧妙之所在，也是全體中國人的靈魂新生與世俗得救之路：「中國的學校又是如何激發人們的熱情、使之服從道德規範的呢？孔子說：『在教育過程中，是以《詩》進行情感教育，以《禮》進行是非教育，以《樂》完善人的品性。』（原文出自《論語》：「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峰按）學校——中國國教的教堂，教人以詩文，培養人美好的感情，使之服從道德行為規範。事實上，正如我曾說過的那樣，所有偉大的文學作品都能像宗教一樣使人受到感動。……實質上，在學校—中國國教的教堂里，一切文雅、有價值的美好東西，都得到了傳授。學校讓學生不斷想望著（溫習著，峰按）這些美好的事物，自然激發出人之向善的情感，從而自覺地遵守道德規範。」

辜鴻銘歸納總結說：「中國人的精神……不是你們所說的大腦活動的產物。我要告訴你們，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心靈狀態、一種靈魂趨向，你無法像學習速記或世界語（脫離歷史傳統而生硬製造的「世界語」已全面失敗，其他亦然。峰按）那樣去把握它——簡而言之，它是一種心境，或用詩的語句來說，一種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