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未來瞻望
春江水暖鴨先知，似曾相識燕歸來
——兩岸民國史研究追憶
我與台灣民國史研究者接觸較早，交流甚多，或可算是兩岸學術交流的先驅之一。特別是1986年以後，我與華中師大及其歷史研究所同仁更成為兩岸交流的積極推動者。回顧往昔，展望未來，思緒萬千，欲理反亂。衰暮之年，筆拙思滯，只能就記憶所及，簡述30年來的親身經歷，或可供今後研究此段史事者參考。
一、神交階段(1979年以前)
我與台灣民國史研究者的神交，源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從事辛亥革命研究，因為必須借重鄒魯、黃季陸、郭廷以諸前輩的大量論著。當時兩岸處於隔絕狀態，私人無法購置台灣相關書籍。幸好1961年前後，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了《民國文獻》大型文獻資料專輯，華中師院圖書館為支持我們研究，通過國際渠道購置一整套。這可能是大陸高校罕有的慷慨壯舉，一是因為太貴，且缺外匯；二是因為政治上冒風險。我非常珍惜這套書，系統閱讀並做筆記，獲益匪淺，可說是神交的發端，但對台灣民國史研究的現狀仍然毫無所知。
「文革」期間，辛亥革命研究成為禁區，我又成為重點批鬥對象。但《民國文獻》這套寶貴書籍，由於圖書館提前巧妙藏匿，得以完好保存，否則不僅會遭焚書之劫，而且還會更加重我的「反動罪狀」。「文革」結束，我與林增平等編纂《辛亥革命史》學術專著，為借鑒海外有關辛亥革命新的論著，在北京圖書館借閱了若干台灣有關辛亥革命的新書。當時全國只有北京圖書館始終未停採購海外學術書籍，所以我如饑似渴猛讀。在此期間，偶然發現台灣幾部重要新著，其中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竟然公開引用我的《論張謇的矛盾性格》，而且完全突破既往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的陳舊格局，使我耳目為之一新。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與《清季的革命團體》，也運用了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開闢了新的研究路徑。我當時的感覺是，他們應是台灣這個研究領域的新潮引領者。
當然，我的認識非常浮光掠影，對台灣民國史研究群體的直接交流與深入了解有待於1979年冬的訪美之行。
二、初交階段(1979—1993)
1978年，根據中美學術交流協定，美國辛亥革命研究學者高慕軻(Michael Gasster)作為高級訪問學者來華中師院與我合作研究，為期一年。稍後還有弗里曼(Edward Friedman)與柯白(Robert Kapp)先後來漢訪問。正是在他們這一代學者的推動下，我與武漢大學蕭致治先生於1979年秋應邀赴美學術交流，前後歷時一個多月。美國同行為我們安排的路線是從西往東，依次訪問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威斯康星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馬里蘭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每到一校，作為主要接待者的中國或亞洲研究中心，都會安排若干來自台灣的學者與學生參與交流，而他們更多是利用晚間自動結伴前來我們處所海闊天空敘談。
訪問第一站就是風景如畫的濱海城市西雅圖，而第一位正式接待我的就是來自台灣的吳燕美，時任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副館長(館長正在大陸訪問)。她出生於燕大校園，一口純正北京話，同胞之情溢於言表。她首先安排與我個別交流的是同樣來自台灣的博士候選人黃俊傑，他著重介紹自己的《孟子》研究，涉及鄉愁視角，並大體描述了台灣史學界世代更替的趨勢。言簡意賅，才思敏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10月4日，我在美國首次演講，題目是《中國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的現狀與趨勢》，承蒙嚴復之孫女綺雲教授親自為我翻譯。更難得的是已經退休多年的前輩學者蕭公權教授，也趕來參與交流。綺雲大姐待我如同家人，第二天正是中秋佳節，她與其他華人同事為我婉辭了中國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共進晚餐併到海邊賞月。正是「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此情此景，銘心難忘。
此後與來自台灣的同行學者接觸愈來愈多，也愈來愈敞開心扉。伯克利由杜維明負責接待(代表魏斐德)，除共同主持一場課堂討論，還專門為我詳盡介紹美國與台灣學界的相關情狀，特別是好心傳授了許多與美國學術交流的渠道與方法。在威斯康星結識了周策縱、林毓生等，策縱湘音猶存，贈書題詩，毓生自家留宿，坦誠建言，都使我們淡化了身在異國的陌生感。在馬里蘭大學，薛君度主持的「新英格蘭地區政治學者關心中國研究會」的專場報告會上，許多外地華人學者紛紛趕來，特別是國會圖書館的居蜜女士，主動為我翻譯。她是居正孫女，祖籍湖北廣濟，因此鄉情特別濃郁。第二年春節，她偕夫婿回梅川鎮尋根，從此成為交流最密切的海外好友，連同她的母親與弟妹，都成為我與華師同仁的常客。而《居正全集》的合作整理編輯，以及邀請我到台灣講學，她都是重要的促成者之一。
首次訪美，收穫最大的是在耶魯與哈佛。耶魯之行不僅為耶魯大學與華中大學恢復了中斷已久的歷史聯繫，而且還在新的基礎上正式簽訂相對穩定的長期合作協定。與此同時，則是結識仰慕已久的費景漢與余英時兩位學術泰斗，儘管是萍水相逢，但卻一見如故，盡情傾吐衷曲。他們不僅關注中美及兩岸學術交流健康發展，而且更為盼望大陸開放改革的步伐堅定不移。在我演講時，英時唯恐我早已忘記繁體字，親自代寫必要的板書。此後我每到耶魯必與他倆聚晤，成為終生知己。在哈佛還有幸遇見王家儉，這是我結識的第一位南港學者。他已參加張朋園和李國祁主持的「中國區域近代化研究」，正在哈佛查閱資料，撰寫中國海軍近代化專著(北洋海軍)。可能是為避免媒體關注，他與我在圖書館書架巷道里站著暢談，南港的學人與學術生態開始對我產生極大吸引力。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為我詳盡介紹豐富珍藏，並且說明前任老館長裘開明畢業於武昌文華圖專，可以說是海外傑出校友，在北美圖書館學界影響甚大。他與清史專家吳秀良對我的研究頗為關切，此後數十年間經常互通音訊或提供資料。
此次訪美行程，策劃者原本沒有通知芝加哥大學，所以在芝大任教而又聲望甚隆的鄒讜與何炳棣兩位前輩學者，緊急催促校方向我發出單獨邀請，並由校長親自為我解決簽證延期問題。這是此行的壓軸戲，由於鄒、何二老與謝文孫、錢新祖等學術骨幹的精心安排，其熱烈程度甚至超過此前的10所院校。
11月3日晚，芝大華人歷史學者聚集何宅，何師母親自下廚，以江浙菜肴款待。何老縱情暢述，從20世紀30年代北大、清華之爭，一直說到哈佛與芝大之爭，提供許多史學掌故。賓客亦興緻甚高，不覺已是凌晨4點，何師母仍按原定計劃製作上海小餛飩，遂以「宵夜」充「早點」。回到賓館，倦極沉睡，醒來已是11月4日中午。這才想起原來約定與專程來訪的吳相湘前輩共進午餐，幸好謝文孫已提前來賓館探視，見我酣卧未忍喊醒，遂代為婉言取消此次餐敘，為此我長期深感內疚，直到90年代來美長住，才有機會向吳老當面解釋並謝罪，此後他還為我們設立孫中山研究獎學金。
此次訪美還有兩批為數較多的台灣年輕學者私下熱情訪談。一是10月8日在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密集訪問並晚宴後，回到宿舍已近子夜，但大批台灣留美學生仍然苦等，甚至還有夫婦攜嬰兒坐在客廳地毯上。大家一見如故，暢述兩岸狀況以及未來關係，凌晨才依依惜別。二是10月23日參觀聯合國，在秘書廳中文處與已在該處任職多年的台灣學者邵子平、吳章銓、禢福輝、龔鵬程等親切敘談，以後成為共同推動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併對日索賠的忠誠夥伴。
但是，真正稱得上正式而公開的交往的，卻是1982年4月的芝加哥會議。那幾天，美國東北部暴風雪肆虐，甚至連芝加哥都受嚴重影響，但兩岸關係卻似乎有「破冰」的徵兆，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
關於這次會議，當時與事後海內外都有許多報道與記述，我自己也曾寫過《芝加哥會議：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所以不必贅述，只就大陸方面的運作略予說明。
首先，此次重要會晤，大陸方面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一手操辦，代表團也主要由該院成員組成，只有我與胡繩是院外人士。胡繩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為避免政治色彩過濃，臨時採用「北京大學教授」名義。外地學者只我一人，但事前對此一無所知，臨行非常倉促。
其次，整個代表團似乎也是匆忙上路。我趕往北京的第二天就隨團乘機赴美，行前沒有開過任何預備會議，也沒有誰向我傳達過任何上級精神或具體方案。我能夠作為依據的就是作為主辦方的亞洲學會年會的會議通知及活動日程。直到我們抵達芝加哥的第二天，早餐後胡繩才通知由我擔任大陸方面的答辯人，並且把台灣學者提交的4篇論文(英語稿)交我認真閱讀。當天，會外邀請應酬甚多，他們5人匆匆離去，只有我獨自關門讀稿，但也不知如何準備，更不知道會上該作如何應對。胡繩一行直到傍晚才回來，隨即同往「第一樓」與台灣代表共進晚餐，仍然沒有向我「面授機宜」。
正因如此，我的正式答辯沒有事先準備的發言稿，完全是即興發言，隨機應變，幸好趙復三英語表達堪稱上乘，而且譯意信達，詞語典雅，有些中文媒體盛讚珠聯璧合，但事先確實沒有任何溝通與預演。「二李」(澤厚、宗一)似乎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與作用，始終作壁上觀，坐視台灣學者輪流上陣，而我則成為孤軍作戰。有的評論說我佔盡風光，那是天大冤枉，如果李澤厚事先有準備，以他的思維敏捷與辯才無礙，何至於讓我隻身苦撐。
但在眾多中外聽眾熱情關注與全力支持下，會議終於圓滿結束，美方主持人與海峽兩岸參與人士皆大歡喜。會議結束當晚，唐德剛等旅美華人學者約二三十人一擁而上把我拉去舉辦慶祝酒會，歡樂如嘉年華，子夜始散，而前輩學人鄧嗣禹又從新加坡匆匆趕來，兩人又復把酒暢談，直到凌晨2時，我才回到自己卧室。芝加哥的盛會，對兩岸民國史交流具有里程碑意義，多年以後許多台灣同行見到我仍然回憶起在那金碧輝煌的棕欖賓館首次見面的情形。我深感榮幸，因為曾經參與那最先感受到春江暖意的鴨群。
1984年因華師眾多同事推舉，謬膺華中師院院長。我雖不擅行政管理，但卻樂意運用學校豐厚資源，推動兩岸學術交流。
1985年春夏之交，我首次以校長名義出訪，推動中美校際學術交流，回國途中適逢華中大學香港校友會正式成立，遂專程前往祝賀。台灣前輩學者潘重規的女婿、香港環宇公司董事長楊克平聞訊來訪，希望我出面在香港籌辦「章太炎黃侃學術研討會」，費用全部由他資助。此舉顯然出自潘老倡議，我當然樂於承諾，隨即與香港大學王賡武校長商量合辦。賡武與我曾同時在南京讀大學，早先已經結識，所以滿口答應，並指派趙令楊教授專門負責聯絡台灣學界，大陸方面則由我自行負責溝通聯繫。經過多方面共同努力，此會於1987年春圓滿舉辦，頗得海內外學界的好評。閉幕式上潘重規、高明兩位前輩對我溫語嘉勉，並單獨合影留念。此後楊克平在大陸繼續與華師、武大、南大密切合作，共同推進兩岸同行學者的合作研究，對章、黃之學的弘揚有所貢獻。
1986年是孫中山誕辰120周年，以此為契機，兩岸學術交流機會更為增多，甚至在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形成一個小小高潮。
1986年11月中旬，我應邀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的國際亞洲歷史學者協會(IAHA)，其中有一分組會即以紀念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為題，我提交論文《孫中山與宮崎兄弟》。大陸學者只我一人參加，台灣學者較多，但多數是素不相識的中青年。他們更為關切的是台灣史學界內部的世代更新，對個別老學者的正統觀念頗為反感，所以與我相處較為融洽。會議結束後，新加坡外交部部長舉行國宴餞行，且以交響樂隊演奏助興。我作為大陸代表被安排在貴賓席，鄰座則是台灣學界元老杭立武。這讓我想起芝加哥會議的「第一樓」歡宴，但情況卻有很大的差異。杭立武與我稍作寒暄，開門見山就問：「你知道我是原金陵大學董事長嗎？」見我點頭稱是，他接著又笑問：「你知道我是你們陳校長的妹夫嗎？」這一點我確實不知道，但金陵情結頓時縮短兩人距離，使我淡化了與高級官員接觸的矜持。席間由於沉迷於共話金陵往事，幾乎忘記與其他客人交流。稍後，杭立武突然被喚出接國際長途電話，回來匆匆對我耳語，「很抱歉，我要提前離席，因為夫人(宋美齡)要我到美國參加一次聚會」。我認為可能是為宋美齡祝壽，但也不便詢問，遂即握手惜別。我與杭立武只此一面之緣，但卻留下比較溫馨的回憶，儘管他也是我學生時代反抗的對象。
1988年對我似乎是更有意義的一年，因為我終於見到心儀已久的朋園。
這年6月，在唐德剛、李又寧諸友人的促成下，美國「廿世紀中國歷史學會」舉辦年會並邀請我與朋園參加。年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可能由於政治敏感性，大陸只我一人參加，台灣學者倒是去了很多。午餐演講安排兩次，分別由胡佛與我代表兩岸學者發言。胡佛本來就是政治學教授，台灣民主運動已蔚成風氣，所以能暢所欲言，受到全場熱烈歡迎。我則因為自行參加，未經任何方面授權，很難代表誰人，所以發言拘謹，會後袁家騮先生坦率指出我的不足。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系統發表個人意見，以後在其《亞洲論壇》全部播發，也算聊以補過。又寧接待周到，讓朋園與我有充裕相互溝通時間，自此結成兄弟般誠摯友誼。
此次會議不僅僅限於民國史研究的交流，我還正式參與唐德剛、邵子平等好友「對日索賠會」的倡議與籌建。會後我到耶魯神學院檢閱教會大學檔案文獻，在業師貝德士博士個人檔案全宗發現「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大量原始文獻，這就促使我晚年持續研究「南京大屠殺」。與此同時，會議的資助者浦家麟先生(遠東圖書公司老闆)對我非常關切，曾邀我與其子女共度「父親節」，以後又共同推動兩岸出版事業的合作。
正如朋園回憶：「1990年代，兩岸學術交流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與華中師大的往來也較以往多了許多。先是我們交換出版品，後來我們在台北及武漢的學術討論會都有雙方的學者參加。雖然各有不同的見解，但熱烈討論。有時為專業性的需要，邀請對方學者參與教學，或審閱論文，開了學術往來的新的一頁」。我則稱之為「深交階段的開始」。朋園於1989年夏天來訪武漢、貴州，成為南港學者的第一人。而1990年玉法偕眾多台灣學者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抗日戰爭研討會，並且為我主持的「日軍侵略暴行」分會場熱情協助。
1991年8月，為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杜維明主持的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舉辦盛大的國際研討會，兩岸學者都有許多人參加。會上由張朋園、周錫瑞、閔斗基與我做大會發言。由於大陸學者是組團，因此集體安排食宿，而我是由日本孫中山研究會資助從耶魯大學單獨前來，所以食宿都與「台灣」、日本、韓國等「散客」自行組合，與大陸學者反而無法普遍接觸。會議期間，除朋園外，與蔣永敬學長敘談甚多，因為我們有青年軍的共同經歷。他偕夫人同行，伉儷情篤，風雨同舟，亦使我有親近感，從此也成為莫逆之交。陳鵬仁是「台灣」有名的日本通，由於我們有許多共同日本友人，也是在此結識並長期交往。1993年春，耶魯中國留學生成立「兩岸學會」，推動青年學者之間的交流，費景漢、余英時、沈君山與我皆欣然受聘為顧問，或多或少也起了一些諮詢作用。
1993年暑假，離開中國已有三年，閑雲野鶴，倦遊思歸。由於居蜜、朋園、玉法等友人的居間聯絡，中研院近史所陳三井所長與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張哲郎所長共同邀請我順道來台灣作半年以上的訪學。從我個人而言，這是與為數眾多的台灣同行學者進入深交階段的開始。
三、深交階段(1993年8月—現在)
關於1993年訪問始末，陳三井《章開沅的台灣情緣》一文已有全面記述。台灣學界的熱情推動，邀請的一波三折，以及經辦者的奔走辛勞，都使我深為感激。
當時兩岸學術交流尚非完全暢通，後來聽李國祁教授追述，才知道我是以「海外傑出學人」名義經由「國科會」正式聘請為政治大學研究教授。為了認證這個「身份」，需經「內審」與「外審」，「內審」由李國祁等本地學者開會討論，自然順利通過。「外審」由外國學者討論，由於正值暑假，很難把相關學者邀齊，所以延誤時間很長，使我滯留日本兩個多月，直至8月下旬才能成行。啟程之日又碰上颱風，狂風驟雨，飛機又推遲起飛。結果到達桃園機場已是晚上6時許，大陸旅客入境手續又較煩瑣，幸好朋園兄已事先經過批准，提前進入入海關通道，親自熱情料理，節省許多時間。但是機場到台北公路沿途堵車現象頻發，又浪費很多時間，及至抵達政大住所(學苑)已逾子夜，又驚動永敬夫婦出面歡宴，而我的表弟攜幼女已苦苦等待兩個多小時。但我與內人卻不以為苦，因為我們已有三年生活在美國白人中間，現在終於重新踏上中國土地並與中國人親密相處。抗戰爆發，我在重慶地區生活9年，復原東歸後又在南京讀大學兩年多，雖然是時過境遷，仍然有「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
到政大不久，就碰上中秋。張京育校長夫婦邀我夫婦在其家中共度佳節，僅約閆沁恆教授(代理歷史所長)一人作陪。舉杯暢述鄉情(湖南)，並就如何逐步改善兩岸關係各抒己見。後來我才知道他未久即接任國民黨陸委會主任，言談間我們似乎已有「循序漸進，不疾不徐」的共識。當然我的議論只能屬於個人私見。
由於永敬、春惠與張哲郎所長的關懷備至，我很快就進入「政大教師」角色，並且隨即與學生打成一片，不僅在課堂上積極互動交流，課外也常友好往來。由於我們住在校園，聯繫更為緊密，常與學生參加他們的休閑活動，驅車到名勝景點遊覽，有時課堂討論也挪到後山茶園。根據聘約，我應以「研究」為主，每周只需講兩課即可，但原三民主義研究所(已易名為「孫中山學術與發展研究所」)乘勢利便，熱情邀請為他們另開一課堂，也是每周兩節課，我亦欣然接受，因為我歡喜與學生接觸。學生中也有對我特別有興趣的，如謝政諭，每周接連兩個課堂都聽我的課。問他為何如此？他說我兩個課堂講的不一樣，歷史所課堂更注重史實及人物的理解與實證研究，而「國發所」則更注重跨學科(學生來自不同系所)的交叉與契合，視野更加寬闊。他已是東吳大學副教授，屬於師友之間。還有歷史所的林桶法，情況也相類似，我們至今都有聯絡。當時歷史所的兼課老師陣容甚壯，南港學人呂實強、張玉法與時任「黨史會」主任的李雲漢都同時開講，堪稱民國史學界的一件盛事。
在政大任教期間，我還不斷應邀至其他院校與社團、機構講演，或參加學術會議，如「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東吳大學、文化大學、東海大學、中央大學、台灣中原大學、花蓮師院、台東師院等等。作為以文會友，我還先後在《國史館館刊》發表《1949年後中國大陸辛亥革命資料出版的歷程與展望》、《排滿平議——對辛亥前後民族主義的再認識》兩篇論文(此前高雄《中山社會科學季刊》已於1990年12月刊登拙著《中國大陸對於孫學之研究與定位：回顧與前瞻》，隨即又刊登南港新一代學人朱浤源《與章開沅先生談中國大陸孫學研究》，這是我在台灣刊物正式發表論著的開端)。學期結束時，我還應《聯合報》文化系基金會邀請，專門為台北中小企業家就兩岸關係的現狀與展望演講，講題是《跨世紀的思考——欲速則不達，夜長而夢多》，這是我作為民國史研究者對於兩岸朝野有識之士的誠懇建言。
台灣之旅的最後一個月是在南港度過的，由於沒有教學任務，又值春節前後，因此比較輕鬆，而私人交往更為頻繁。我在南港絲毫沒有做客的感覺，而更多的是「似曾相識燕歸來」的遐思。因為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同行甚多，學緣、地緣關係千絲萬縷，生活經歷異中有同，所以真是親如一家，彼此都可以暢舒胸肊。記得一到南港，招待所的所長就單獨請我們吃飯，原來他是龔書鐸在台灣讀書時的同窗好友。劉鳳翰的夫人不僅是蕪湖同鄉而且還有點牽牽絆絆的親戚關係。除朋園、玉法已是老友外，呂實強、陳三井、張存武等都成為知交，而林滿紅、楊翠華等才女均曾個別交流。說來慚愧，由於春節前後人心已散，而我又歸心似箭，所以這一個月宴遊多於看書，僅把我在美國期間寫成的《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命運——以貝德士文獻為實證》譯成中文，提交《郭廷以先生九秩壽辰紀念文集》，此乃這篇新作首次公開問世，藉以表達對前輩學人終生勞績的尊重與感激。
離台之前，承蒙秦孝儀先生熱情邀我們夫婦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與張大千故居，同時就在故居盛宴餞行。廚師原來專擅大師先前喜愛的川菜，此次則以湘菜為主(孝儀先生與拙荊同鄉)，菜譜亦由孝公親自設計，與菜肴同樣精美絕倫。同席作陪者是李雲漢、張玉法、張哲郎三對夫婦，笑稱是「芝加哥老戰友」歡聚。回首12年之前往事，真有隔世之感，「戰友」已成「老友」，硝煙散去，溫馨祥和，亦兩岸民國史交流之佳話也。
在台前後半年，對台灣社會與學界狀況，已有比較深切的親身感受與理解，因此更加決心以自己的晚年歲月，為兩岸學術交流奉獻餘生。
四、未來瞻望
離開大陸已近四年，終於在1994年3月返回武漢。我很高興地發現兩岸學術交流已經蔚成風氣。兩岸同行學者交互前往參加學術會議乃至順便探親訪友者越來越多，而南港及台灣多所知名高校的民國史學者更為大陸的常客。我回校以後，也參與這股迅速增長的潮流。
從1994年到現在，不知不覺又度過了22年。就我個人的感觸而言，這22年的兩岸學術交流較諸此前有明顯的進展。
1.從個人零星的私下交流，發展成為成建制的單位之間(如校際等)的正式交流，有成文的協議與制度作為保障。
2.由民國史的單項交流，擴大到整個歷史學科乃至跨學科的綜合交流，對於學科與團隊建設均有裨益。
3.交流參與者已經逐步實現世代交替，我們這一代為數不多的先驅者已老成凋謝，而中生代與新生代則迅速崛起，又復出現新的世代更迭。總起來說，這就是交流的長期性與可持續性，應屬健康發展的常態趨勢。
即以我終生所在的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為例，在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諸方面在兩岸學術交流中受益甚多。下面就其大端而言：
1.台北的政治大學與南港近史所是最先與我們密切合作的友好單位，人員交流從我開始，常年不絕；論著與資訊交換更是與時俱進，敝所幾茬學術骨幹均曾在這兩處進修或講學。現今這種對口交流已擴大到台灣南北各地。政大歷史所與南港近史所雖然歷經幾屆人事變動，敝所也有多次所長更換，但密切合作始終如前，甚至更為推展。
2.中國教會大學史是我所在1990年以後開拓的新領域，1994年正式成立研究中心，隨後又成立相應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學術基金，逐步形成晚清至民國期間中國基督教研究的重要平台之一。在創建過程中，「台灣」中原大學林治平教授與「台灣」中央大學王成勉教授，都曾給予極大的支持與關切。1994年中原大學舉辦中國教會大學研討會，最早向我發出邀請，我也及時提交論文。此後，林治平通過中原大學與「宇宙光」與我們共同舉辦多次大型學術研討會，並且促成中原大學與華中師大的全面長期協作。王成勉則是以個人力量始終關心華師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的文獻資料聚積，他不僅在海外為我們代購與複印許多書刊，還慷慨捐贈了好幾批重要參考典籍。而章開沅東西方文化交流學術基金的創建，他也是最早的海外倡議者與支持者之一。
3.在國民黨與抗戰史等領域，黨史會與國史館對我所也提供極大幫助。與此相對應，我們也做了許多有益於兩岸民國史交流的工作，如舉辦以保衛大武漢為中心的抗戰史國際研討會，促成陳誠抗戰回憶錄出版並推進陳誠研究等。應該說，陳誠家族(特別是余傳韜先生)為此貢獻甚多，如捐贈大批家藏珍貴文獻手稿等等。2005年台北舉辦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研討會，大陸有30餘人參加，我與蔣永敬先生應邀同台做主旨演講，我首次公開倡導「尊重歷史，超越歷史」，主張清除黨派相互貶損的陳舊偏見，恢復歷史真相，發掘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無可抹殺的偉大貢獻。這一呼籲實際反映了兩岸有識之士的共同心聲。
我很高興看到，兩岸學術交流日益健康發展，兩岸同行學者通過密切接觸與頻繁對話，相互理解逐漸加深，友情日益濃郁。老一代的學人不僅大多有許多志趣相投的摯友，而且還關心兩岸年輕學者的茁壯成長與相互交流。比如我在滯留海外期間，對大陸新生代學者情況比較隔膜，好些可喜信訊都是台灣友人提供的。記得唐德剛經常誇獎歐陽哲生(曾先後師從林增平與我)在胡適研究方面已有可喜成就；蔣永敬則對楊奎松在中共黨史及民國史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讚不絕口，而我此前卻對他一無所知。張朋園對我的學生游建西(貴州苗族)的博士學位論文仔細審閱，並提出許多寶貴建議，此後也連續關心他與其他少數民族青年才俊的學術進展。當然，我也沒少誇獎南港新生代才俊，如王汎森、呂芳上、朱浤源、黃一農等。我們在交流中早已超越了地區、黨派乃至民族的偏見。
往事歷歷，並非如煙。我們這一代人，親身經歷了，參與了，見證了，履行了自己的歷史職責。兩岸文化學術交流，順乎潮流，切合民意，所以才能如此迅速發展，並且取得輝煌成就。回顧既往，瞻望未來，我們寄希望於年輕一代，樂見他們更上一層樓，取得更大成就。
（原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9月第5期，責任編輯 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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